李隆国

一、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志”与“编年史”

XLI. De Historia. [1] Historia est narratio rei gestae, per quam ea, quae in praeterito facta sunt, dinoscuntur.Dicta autem Graece historia ἀπὸ τοῦ ἱστορεῖν, id est a videre vel cognoscere. Apud veteres enim nemo conscribebat historiam, nisi is qui interfuisset, et ea quae conscribenda essent vidisset. Melius enim oculis quae fiunt deprehendimus, quam quae auditione colligimus. [2] Quae enim videntur, sine mendacio proferuntur. Haec disciplina ad Grammaticam pertinet, quia quidquid dignum memoriae stile litteris mandatur. Historiae autem ideo monumenta dicuntur, eo quod memoriam tribuant rerum gestarum. Series autem dicta per translationem a sertis florum invicem conprehensarum.

在分析这段文字前，需要对作者所使用的关键性术语略作交代。其一是“Historia”。大体说来，有两种所指。一是作为类名，泛指历史写作，“史乃是对事迹的记述，借此，前代业绩，斑斑可考。”这里译为“史”。但是，“Historia”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写作方式，“史志是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这里译为“史志”。另一个关键词是“Annales”。作者的“年代记”似乎也有广狭之分，划分标准是时间之长短。狭义的年代记是历史写作的元素之一，即每年的记录，这里译为年鉴；而广义的年代记则似乎是与“史志”对应的一种历史写作方式，“年代记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译为年代记。

《史》包括四个条目，分别为：“论史”，“最初的史之作者”，“史之用途”，与“史之种类”。他对“史”的定义是：“史乃行事之记录，借此，前代业绩，斑斑可考。但希腊语中的‘史’源自于‘调查’，即目睹或了解。在古代，除非亲身经历者，或所记载之事为亲眼所见者，不得撰史。眼见比耳食更为可靠。眼见之物，无法欺骗。史学从属于语法，因为无论多么值得记忆的事情，终须载之于篇第。但是，史也被称之为纪念物，因为提供行事之记忆。又被称之为‘系列’，乃引申自被捆缚在一起的花束。”

在伊西多礼看来，史学作品包括3个元素。他说：“史之元素有三。记一日之事为Ephemeris。我们称之为日志。因为被拉丁人称之为日志的，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月历，记录每月之事。录每年之事，则为年鉴。每年发生的任何可资记忆的内政外交、海陆事务，录入到时政记（commentarii）中，因名年而名之曰年鉴。”

由此3个元素，而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史志与年代记。“但是史志涉及多年和多个时代，将每年的时政记辛勤地汇编成篇。史志也与年代记有别，史志是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年代记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由此，萨鲁斯特用史志，而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

诚如学术界公认的那样，用来指历史叙事的时候，年代记与编年史其实是一种体裁，分别对应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术语，即拉丁语作者偏好“年代记”这个说法，希腊语作者常用“编年史”。但是在伊西多礼的话语中，偏重于历史计时的作品又可以被称为“编年史”，对应于拉丁语的“时代记述”（Descriptus temporum）。“史志”与“年代记”的区分标准则是“时间属性”，即所见为“史志”，当代之前的史事为“年代记”。但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或者使用哪种称呼，它们都是史学作品，属于“史”。

虽然作者强调了“史志”与“年代记”之间的区别，前者属于当代史，后者类似于古代史。但是，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些。从他接下来所举的例子来看，史志与编年史可以出现于同一作品之中。他说：“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而李维、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作品，通常都被称为编年史，而其中竟然同时包含两种体裁。照字面来理解，似乎有些表达混乱，令人困惑。那么到底伊西多礼依据什么标准将编年史与史志区分开呢？其意义又何在？如果与古代学者关于体裁之别的类似论述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二、《辞源•论史》与史学体裁辨析之变迁

伊西多礼的话语确实与这段引文非常相似，史既是作为类名，泛指所有历史作品，又指一种特定的体裁。但是，在葛利乌这里，“史志”似乎是一切历史写作的元素。年代记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包括多年的记述。而且伊西多礼也完全忽略了葛利乌随后那一大段关于史志与年代记之区分的论述。在这段话中，葛利乌援引前贤，按照“叙事内容”的详略或者说“修辞”来区分年代记与史志这两种体裁：“确实那些希望放弃年代记的人们、与那些试图全面描述罗马史事的人，一致认为，年代记只是按年展示发生的和做过的事情，如同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的日记一般。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报告发生的事情，而且要展示事情的计划和缘由……（年代记）但记战争的开始时谁是执政官，战争又如何结束，以及谁因此而凯旋。没有预测战事，以及在此期间元老院颁布的敕令，法律和咨询，也没有交代事情背后的谋划：这是写作小孩子读的故事，而不是作史。”这种贬抑年代记，鼓励史志写作的偏好，其实在罗马历史撰述大发展的共和国晚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鲜明了。

与这种追求修辞的历史写作传统相比较，伊西多礼明确放弃了“修辞”这一区分标准，而仅仅保留了“时间性”标准。不仅如此，抛弃“修辞性”标准，也意味着告别古典的史学体裁区分模式；以“时间性”作为标准，不仅使得年鉴取代史志，成为历史写作的基本元素；而且意味着历史写作的计时功能与叙事功能并重，甚至在一定的场合压倒叙事功能。将史学体裁区分为“当代史”性质的“史志，和“古代史”性质的“年代记”，还意味着历史写作诸文体之间形式上的差异淡化，其差异主要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时间范围，而不在于内容的简和繁。而编年史可以同时结合史志和年代记两种体裁，产生贯通古代史和当代史的“通史”，如果给予这一理解，“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则并非那么混乱，其实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用古代史和当代史来编史”，文从字顺。正是基于对时间属性的强调，使得伊西多礼沿袭传统，承认史志与编年史之别，但又沟通二者，淡化它们之间的区别。那么，伊西多礼为什么要强调历史写作的时间色彩呢？联系到伊西多礼在《辞源》中将编年史纳入到计时词汇，恰恰提醒了我们去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作品计时功能的强化。

三、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

编年史是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流行的史书体裁。从最初的苏美尔王表，到王朝编年史，神庙编年史，名年编年史（Eponym Chronicles），同观编年史（Synopsis Chronicles），等等，极其丰富。公元3世纪末在充分吸纳古代编年史写作营养的同时，突出自身特色，基督教编年史给编年体带来了新元素，推动了史学撰述的巨大更新。尤其是在大规模地简化其记事功能的同时，突出了它的计时功能，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基督教编年史以计时为其主要功能。

此后数百年间，续写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的作者众多。绝大多数续编者放弃了表格的表现形式，而采取叙述形式。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是普洛斯佩鲁（，约390—455年）的《编年史》（最晚的版本叙事至455年）。它从世界开创讲起，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完全依赖于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又被称为《编年史摘录》（）。从379年起则为他自己所编写，410年之后，叙述内容相对较多，直到455年。如果说尤西比乌奠定了基督教编年史的纪年框架的话，那么普洛斯佩鲁的《编年史》则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性世界编年史。虽然将表格改为叙事，行文不再为表格空间所限，可以依据作者需要，适当增加其叙事的内容。但是普洛斯佩鲁保留和发展了基督教会的历史内容，大大删节了其他古代王国的历史，使得囊括世界主要古代王国历史的“全史”色彩淡化，从而强化了“基督教史”的色彩，使得基督教编年史从“全史”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世界史”。

基督教编年史起源于比较基督教史与异教王国历史的历史悠久性，并最终计算世界历史的时间总数，偏重于计时。为此逐渐发展出种类繁多的纪年方法。随着基督教编年史的大发展，史学撰述的计时功能备受重视，编年日益成为各种历史作品的基础。虽然记录当代史的史志与记录古代历史的编年史各有其时间属性，但是，随着通史性编年史的流行，不仅史志与编年史两种体裁经常融合于一部作品之中。而且，越来越多的史书贯穿古今，简化历史叙事，彰显计时属性，叙事色彩相对弱化，从形式上与编年史趋同，甚至出现了“史志”与“编年史”互称的现象。

四、史志与编年史的互称

尽管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采取了史志的体裁，但是，这些史志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都比当代史要宽泛得多。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从耶稣开始讲起，跨越近四个世纪，塞维鲁的教会史所涉及的时段前后跨越数千年，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则自罗马帝国开始，讲述到730年。蛮族王国史所讲述的时间段也很久远。因为他们要追溯蛮族的起源。都尔主教格雷戈里除了从罗马史家的转述中寻章摘句，拼凑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更在第一卷摘录了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自亚当开始讲起。伊西多礼的《哥特史》，自哥特人的起源讲起。虽然作者认为哥特王国的历史总共为256年，即从369年至625年，这是他讲述的重点。但他追溯哥特人的渊源至公元前一世纪，距当时有600多年。

在这种历史撰述背景之下，伊西多礼对史志与编年史的界定和区分就变得极其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讲，编年史与史志分别对应古代史和当代史，是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但是从实践上讲，编年史是通史，包括史志在内。而且由于史志与编年史的构成元素，都是编年，使得二者来源上同一，形式上变得大同小异。时限上的差别，因为体裁的灵活性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史志所涵盖的时间段，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另一方面，编年史也可以很短，在续接前贤的前提下，只写作当代部分。因此，编年史也可以被称为史志，史志反过来也可以被称为编年史。

五、古典史学向中古基督教史学的过渡

在基督教编年史的影响下，基督教史学适应读者的预期，重视历史的时间属性，对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主要古王国的历史进行年代计算和换算，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纪年体系，最终分别于6世纪和7世纪形成了中古基督教世界纪年的基本体系：复活节纪年法和世界纪年法。以此为骨架，讲述“人类”的历史。编年逐渐成长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元素，史志和编年史的共同来源。通史性编年史贯通古今，综合史志与编年史，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体系。与此同时，史志体史书的当代史色彩也相对淡化，史志体史书的作者往往放宽作品的时间纬度，通过较为漫长的历史流变来表现其叙述对象成功的必然性，在“教会史”中包括教会的胜利、特定正统派教会的胜利，在蛮族王国史中则是蛮族王国的肇建及其成功的合法性。

囿于文明与野蛮之文化观念，古典史学撰述往往缺乏蛮族应有的位置。而在以信仰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基督教史学话语体系中，“蛮族”不再主要是与罗马人对立的“野蛮人”，而是同属于上帝的“基督教兄弟”。蛮族王国被基督教史家成功地融入到基督教世界历史之中。不少基督教作家指出，《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世界历史预言，就曾隐喻过蛮族王国，即继“铁质地”的罗马帝国之后的“半泥半铁”。从这个角度而论，基督教史家为异教徒改宗基督教，为从罗马帝国转型为蛮族王国，从而为古代向中古的过渡进行了创造性的文化活动。

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适应了罗马帝国晚期史学体裁的变化趋势，也用自身偏重计时功能的特色，改造了罗马史学。伊西多礼在《辞源》为“史”所作的界定，及时地反映了这一新趋势，成为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史学变迁的良好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