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群山，胡 浩，王其巨

（1.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2安徽中医学院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合肥 230038）

0 引言

农业环境污染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农业污染的日益严重给农业经济的效益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而环境污染的加剧会促使社会对环境污染规制的重视。我国在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制定了适当的农业环境政策，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环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既有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但是由实证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胡浩，陶群山，2011）。[1]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主体包括科技创新主体和新技术采纳主体即农户，而农户自身的特质、市场条件和政策环境条件影响了农户对农业环境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本研究以安徽省为例，从农户的视角分析了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民对农业新科技采纳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效果。

1 研究假说

为了验证环境约束下农户对新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在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中，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和实际调查的情况，设计了相应的研究变量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

1.1 农户特征

这里研究的农户特征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个人特征主要是户主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这里假定户主年龄对于农户采用新技术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年龄大的较为保守，倾向于传统技术的使用，不易接受新生事物。而年龄小的户主相对具有投资意识，敢于承担风险，能够接受新技术。户主健康健康状况与新技术的采纳是成正相关的，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和新技术的采纳是成正相关关系。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就越强，也就越容易接受新技术。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是与新技术采纳意愿成正向关系的。

家庭特征主要涉及家庭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家庭电话数量、耕地面积等。家庭劳动力人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就业压力的增大，往往会促使农户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以此来提高收益。耕地面积扩大，会促使生产者实现规模效应，从而有利于农户采纳新技术。家庭电话数量是农户与外界信息交流和社会网络关系的一个重要替代变量，电话数量与农户信息获取是成正比的，而农户信息的获取数量多又会引起农户的劳动力的农外转移，从而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采纳。非农收入比例的增加也不利于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而影响农业新技术的采纳。因此这里假定：家庭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和新技术采纳意愿成正比，而家庭电话数量和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和新技术采纳意愿是成反方向变化关系。

1.2 市场条件

这里假定市场条件包括产品销售渠道的有无，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预期。农户销售渠道有无涉及到农户是否参与龙头企业，是否存在中介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等。这里假定绿色农产品的预期和新技术的采纳意愿程度成正比，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新技术能够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因而会使产品质量和价格有着显著的提高，能够激发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而产品销售渠道的有无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经济效益，因此销售渠道的存在会刺激农户积极地寻找新技术，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来获取利润。

1.3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在这里主要指政府补贴的有无，贷款的难易程度以及技术宣传和技术培训渠道等等。在环境规制下，政府的政策扶持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有着引导和激励作用，有利于农户新技术的采纳行为。而农户对新技术缺乏了解和必要的专业技术知识，需要政府通过相关途径加以宣传告知，并能组织农户进行环境技术的培训，这些将有利于农户对新技术的积极采纳。此外，资金的缺乏也是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一个障碍，廓清农户贷款障碍，为农户建立畅通的资金渠道，将有助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因此这里假设政府补贴、政策宣传和培训以及贷款的获得能够促使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

2 数据来源和样本概况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年7～10月份笔者对安徽省农村农户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纳状况的调查。调查是在近年来安徽省的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农业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农业秸秆的焚烧以及畜禽粪便的排放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致使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下降，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执行者，农户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方式是导致农业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农户基本情况及环境行为及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调查，有助于了解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效果及形成原因。

本次调查数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农户及基本状况的调查，主要涉及农户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等相关情况；农业废弃物的处理情况的调查，主要涉及到种植业的种类，秸秆处理状况，畜禽养殖状况及粪便处理状况，化肥使用状况等；环境条件下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情况，主要包括农户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情况、对采纳新技术的态度和预期、以及相关销售渠道、产品价格等市场条件和贷款难易、政府补贴等政策环境。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10份，实际收回问卷338份，有效问卷336份。调查主要是采取随机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由调查者根据随机抽样原则或自身便利条件抽取农户样本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由调查者和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询问方式展开的，调查范围涉及到安徽省16个地市的农村地区，包括养殖业相对集中的淮北地区，种植业相对发达的江淮平原区以及江南丘陵和大别山地区。

2.2 样本的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收集的有效问卷336分，主要来自安徽省16个地市的农村地区。

2.2.1 被调查户户主的基本特征

从户主的性别来看，这次调查的户主均为男性，这主要和安徽省农村的习惯有关即家庭户主通常都为男性，因此，关于性别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影响在这次研究中难以得出，所以本研究没有将性别作为一个研究变量。从户主样本的年龄结构看，30岁以下（不包括30岁）的10人，占总样本数的2.9%，60岁以上（包括60岁）的26人，占总样本数的6.8%，样本农户主要集中在30-60岁，占总样本数的90.3%，平均年龄46.3岁，标准差为8.2岁。因此，从年龄角度看，所选择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从受教育程度看，接受过初中教育的约占总样本数的48.5%，接受过高等教育的7人，均为专科学历，没有接受教育的即文盲8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年，标准差为2.7年。从是否接受过涉农技术培训看，150人接受过当地政府或相关组织组织的技术培训，占总样本数的44.6%。

2.2.2 被调查户的基本特征

从被调查的劳动力状况来看，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多在2-4人，占总样本数的82.7%，而且以2人为最多，家庭劳动力最少为1人，最多为6人，平均家庭拥有劳动力数量2.2人，标准差0.9人。从家庭拥有通讯工具（包括固定电话和手机）数量看，拥有3-4部通讯工具的较多，占总样本数的56.5%，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3户，极少数家庭通讯工具数量在10以上，平均每户拥有通讯工具数量为3.3部，标准差为1.4部。

从家庭拥有耕地面积数量来看（其中自有耕地转让给他人耕种记为0亩，耕种他人土地和自家拥有耕地合并计算），耕地数量为0亩的12户，占总样本数的3.5%，15亩以上（包括15亩）的31户，占总样本数的9.2%，家庭平均耕地面积7.0亩，标准差6.2亩。

从家庭收入结构看，家庭收入完全来源于农业生产的有26户，占总样本数的7.7%，家庭收入完全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有19户，占总样本数的5.6%。从调查数据看，非农收入比例超过0.5（包括0.5）的有250户，占总样本数的74.4%，可见，非农兼业成为当前农村就业的主流，从调查情况来看，非农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或经商，非农兼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3 模型的选择和解释变量说明

3.1 二元选择模型

二元选择模型假设每个个体都面临二者挑一的选择，并且其选择依赖于可分辨的特征，[2]因此模型被适用于被解释变量取值只有两种的情形，其目的是研究具有给定特征的个体作某种而不作另一种选择的概率，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具体模型如下：[3]

即yi关于它的条件均值的一个回归。

二元选择模型中估计的系数不能被解释成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只能从符号上判断。如果为正，表明解释变量越大，因变量取1的概率越大；反之，如果系数为负，表明相应的概率将越小。

在本研究中，对环境规制下，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选择意愿确定为yi，农户愿意选择农业新技术用1表示，反之用0表示。为了检验农户在环境约束下对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这里根据336份样本问卷，选择了5类15个解释变量。

（1）户主特征变量：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健康状况（Heal）、技术培训状况（Tral）；

（2）家庭特征变量：家庭劳动力人数（Lab）、耕地面积（Land）、非农收入比例（Non-agri）、电话数量（Tele）（包括固定电话和手机）；

（3）环境意识：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关注度（Envi）；

（4）市场条件变量：市场销售渠道有无（农户是否参与龙头企业，是否存在中介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等）(Mark)、农户对采纳新技术的预期（Tech-ex），采纳新技术的难易度（Tech-di）；

（5）政策环境变量：贷款的难易程度（Loan）、政府补贴的有无（Subs）、环境技术的宣传状况（Prop）。

由于这里考察的是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情况，因变量只有两种状态（愿意采纳：1和不愿意采纳：0），因此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较为合适，通过拟合分析，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更为合适。

设y=0的概率为P，则因变量为0的概率P的计算公式为：

在这种情形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函数模型为：

式中，Pi表示农户选择采用新技术的概率，i是农户编号，βi表示因素的回归系数，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ij表示第i个农户的第j个影响因子，α是回归截距，εi表示随机扰动项。

3.2 模型中变量的说明

对于模型中相关变量的界定及调查数据的分类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界定及数据的统计特征

4 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4.1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这里在336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基础上，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了二元选择模型估计。在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时，采用后退筛选法即Backward：Wald选项。具体做法是：首先让所有的变量都进入回归方程，然后将Wald统计量值最小的解释变量删除，再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这里一共进行了10次计量估计结果。以下仅选用步骤1和步骤10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

表2 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户采纳新技术意愿模型估计结果

4.2 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显著性较为明显，预测准确率较高。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纳较明显地和家庭电话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农户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等环境意识变量、销售渠道的有无和新技术的采纳难度等市场条件以及政府补贴和政府是否组织新技术的宣传等政策环境变量有关。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采纳新技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模型中用家庭电话数量作为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的替代变量，也是农户社会网络关系的表征变量。由表2可以看出，家庭电话数量系数是-0.194，这表明家庭电话数量多少和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呈反方向变化，该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51，剩余平方和是0.099，可见，检验的效果较为明显。所以，农户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少和社会网络密集程度和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是成反比的。在实际生活中，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大程度地依靠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发达，政策的政策导向作用不明显的形势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则更多地依靠亲缘关系等社会网络。以现代通讯方式为特征的信息获取渠道和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造成外出就业的增多，而不利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相关学者对农户的社会网络和信息渠道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关系进行了研究，蔡昉（2001）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所依靠的社会资源并不是来自于政府和市场，而是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其中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等社会网络获取工作信息的，可见，农户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是农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则不利于农民采用新技术并从事农业生产[4]。

（2）农户环境意识的增强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里用农户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作为农户环境意识的变量，由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污染关注度系数是0.641，符号为正值，表明环境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显著性检验表明，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00，剩余平方和是0.151，检验的显著性非常明显。农户的生产决策目标是多样化的，例如利润的最大化，非利润的最大化诸如风险的最小化、产品质量最优化等等。农户的生产决策是这些目标权衡的结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片面的追求产品产量，甚至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来获取产量的最大化，这不利于环境新技术的推广和采纳。而重视环境质量以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则会关注于产品质量和生产的效益，从而更加关注于环境资源的质量，通过对农业环境新技术的采纳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从而达到改善环境，提高收入和增加效益的目的。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本次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出农户对环境关注程度明显提高，十分关注者52人，占样本数的15%，而极不关注者仅为7人，占样本数的2%，见表3。环境意识的增强能促使农户积极地采纳新技术改善环境，合理利用土地、水资源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自觉地选择无污染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最终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3 被调查农户对环境关注程度

（3）绿色产品的市场条件的改善和销售渠道的畅通是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直接推手。

环境规制下农业新技术的最终产品是绿色农产品，产品的市场需求是新技术最终推广和使用的决定因素。由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销售渠道系数是0.718，符号为正，说明销售渠道的畅通和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是成正比的。而系数显著性的检验显示，剩余平方和是0.276，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09，非常显著。而在本研究中涉及到的销售渠道主要包括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相关中介组织，这些组织在农户生产经营和销售过程中能够帮助农户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能够提高产品的品牌效应和农户议价能力，建立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从而为农户绿色农产品的销售开辟市场。但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安徽省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偏少，难以达到广泛带动广大农户加入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现有的合作组织又普遍存在结构松散、人才匮乏、资金缺乏以及缺乏规范的管理机构和运营机制，这些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其正常效应的发挥。

（4）农户采纳新技术的难易程度对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显著。

农户采纳环境技术的难易程度会直接影响着农户的新技术采纳意愿。新技术采纳难易程度变量系数是-0.800，符号为负，这表明农业新技术采纳的难易程度和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是成反比的，即技术采纳难度越大，农户的新技术采纳意愿就越弱，反之，则越强。而系数显著性的检验显示，剩余平方和是0.186，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00，非常显著。农业新技术的采纳难度越低，新技术的带来的效益越高，就越能促进农户采纳新技术。而新技术的采纳难度与农民的教育文化程度、资金的获取和新技术的培训等密切相关的。农户的教育程度越高，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就越强。此外，新技术培训渠道和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农户对新技术的掌握。这些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纳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前随着农民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适时采取措施予以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从而能够提高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热情。

（5）政府扶持力度特别是政府补贴，对农户是否采纳新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政府补贴变量系数是1.197，符号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和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是呈正向变化关系的，即政府补贴力度越大，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越强，越有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反之，则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越弱，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而系数显著性的检验显示，剩余平方和是0.305，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00，非常显著。政府通过对引进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给予一定的补贴或奖励，从政策上给予引导和支持，这些都会激发农户积极引进新品质、采纳新技术，能够迅速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从而有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

（6）政府对新技术的宣传有利于促进农户对新技术采纳。

政府组织对新技术的宣传主要是指政府通过相关机构例如政府科技部门、村委会等组织对农业新品种、农业新设备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宣传和推广。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组织新技术的宣传有利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提升。模型中政府宣传变量系数是0.533，符号为正，说明政府组织宣传和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是正相关的。而系数显著性的检验显示，剩余平方和是0.289，系数检验的显著性值（sig.）是0.00，非常显著。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地政府组织了农业科技下乡和新技术进村入户活动，通过开展科技下乡进村入户，以科技培训、科技咨询等方式将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传授给农户，特别是农村专业户、返乡农民工，使他们通过学习，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健康发展。但模型的估计也显示政府的技术培训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的提升不够显著，这可能和培训的效果不够明显，很多活动仅仅局限于形式，收效并不明显。

最后，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户主特征变量对于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影响并不明显。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对技术采纳影响不大，这可能和新技术的采纳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选择过程，而调查的数据也仅仅是一个静态数据，有些长期的效应难以显现。

5 启示

实证的分析表明农民的环境意识、市场条件以及政府的政策环境条件对农户选择采纳新技术影响显著。因此，在环境约束条件下，政府必须通过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宣传部门多渠道、多措施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提高农户环保意识。政府还要在农户对新技术的使用上进行技术和资金的支持，通过科技下乡等手段提供技术支持，以政府补贴等方式予以积极引导和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要积极地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规范它们的经济行为和运营机制，发挥它们在农户的要素供给、技术支持和产品销售中的引领作用。

[1]陶群山,胡浩.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分析—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J].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

[2]Robert S.Pindyck.Econometric Models and Economic Forecasts[M].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蔡昉.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