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延

(华南理工大学 物理系，广东 广州 510640)

一、引 言

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从有碑碣文献记录的元代开始，在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种种混乱的不同的传说，早在明正德期间，回族学者马化龙就已指出:“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1](P50)如果我们具体地罗列不同的入华时间，先后有“隋开皇七年”说[1](P68)、“隋开皇中”说[2]、“隋大业”说[3]、“唐武德”说[4]、“唐贞观二年”说[5]、“贞观三年说”[6]、“贞观六年”说[7]、“唐永徽二年”说[8]、“唐景云”说[9]、“唐至德”说[10]，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进入民国以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回族史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又出现了不少的学术成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11][12][13][14]。虽然得不出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但把正史记录的“唐永徽二年”大食首次遣使来华作为一个入华时间的坐标，大体上能得到认同，而最早提出“唐永徽二年”说的是陈垣先生[8]。但正式遣使入华和伊斯兰教传播入华并非一回事，后者的主体可以是非官方的教士、信众、穆斯林商人，故此官方遣使与民间入华是可并存而不互斥的两种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样一来，唐永徽二年使节来华并不就此抹杀或覆盖唐初存在的民间伊斯兰教传播的事实。

真实的伊斯兰教入华过程比我们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者的想象要远远丰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叶片的脉络，甚至是还未连贯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