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国柱

我是《收藏》创刊伊始的老读者。当时初涉收藏，恰逢《收藏》创刊，从此《收藏》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直到2005年初，我斗胆给《收藏》寄去《新年画留住伟人足迹》一稿，没有想到竟得到一个意外惊喜，主编杨才玉在百忙中给我打来电话，通知稿件拟用，从此我便与《收藏》结缘。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与责编昭林老师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笔会”，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能保持这种最传统的书信交流方式，这在编者与作者之间并不多见。他的信总能鼓起我的自信，如他寄给我的第一封信便热情洋溢，让人振奋：“大作《新年画留住伟人足迹》已在本刊第7期作为重点稿件发表，想您早已看到。”并非常客气地表示了谢意：“您的收藏及介绍藏品的角度比较独特，谢谢您为本刊提供这一类比较独特的收藏稿件。随着历史的迁延，在中国发生的这些文化现象，将越来越鲜明地突显其特殊的收藏价值。”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这个第一次投稿的作者便给予肯定，使我增强了信心。

在这种信任、肯定的氛围下，我有了创作的冲动，接下来我连珠炮似的给昭林老师接连寄了3篇文章——《大跃进时期的新壁画与宣传画》《“文革”绘画中的毛泽东形象》《50年代宣传画的历史作用》。这一阶段是我们通信最多的时候，这时我的头脑发热，一会儿提出某篇文章的标题要改一下，一会儿又要求3篇文章在2006年相继发表。没想到这给昭林老师带来了压力。我忘了《收藏》的办刊方针是以传统大项为主，何况责编没有权力决定何时发表。但他还是在信中耐心地作了解释，并按我的要求退掉其中一篇。还在回信中说：“大作《漫谈新中国早期历史的宣传画》一文已收到多时，只因积稿太多，我还是同意您的意见，把稿件退还您，以便早些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此次退稿绝非因为稿件质量，恰恰相反，您的收藏颇有特色，至少我很欣赏，还望今后有新稿时，继续赐稿为盼！”他在信中激励我在收藏中勇于进取，给了我不断探索的动力。

为了不辜负昭林老师的扶持和期望，我于2006年9月将《难忘的前苏联宣传画》一文寄给他，但一直没有信息。经联系方知他离开编辑部，稿件由王昆老师责编。我这时又给她出难题，要求多选配图，她为了照顾我的请求，将图缩小，尽可能多地在有限的版面上显现。

我对昭林老师始终怀有不舍的感情，因此我把王昆责编当作是昭林老师的“接棒人”。我将特意采访一位收藏家后写的《一次巧遇一生画缘》的收藏故事寄给王昆责编，不料她也离开了《收藏》编辑部。有藏友开玩笑说我是“克”星，他们发现，编辑我文章的责编总是在编辑3篇会必定离开。想想也如此，雪尘老师也是在编辑第三篇时离开了《收藏》编辑部。

我又要开始接触一位“新”编辑了，潇然老师在电话中告知因版面原因，我的《一次巧遇 一生画缘》必须将6000字删减至3000字，20幅配图也应减去一半。为了尊重我，还是让我删减后寄给他。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编辑，看来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他和《收藏》编辑部所有编辑一样：尊重作者！

在与《收藏》编辑部“近距离”接触的8年中，我有两次写出反馈情况的信，尽管信中语言尖锐，不留情面，而《收藏》海纳百川，分别由张少华、袁水清老师责编后在《收藏》上刊登，以期广纳收藏者与读者的微言。

在我与《收藏》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令人感动又富于戏剧性的事不能不说。当党的九十华诞临近，我才赶写了《再现的辉煌——丹青竞彩颂建党》，但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当即将还只是草稿的未成稿直寄主编李毅民先生。本想先让编辑老师过目，再赶寄修改稿，想不到仅几天时间袁水清老师便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什么也未说，只问了我的邮编。我很想问一问稿子的事，但碍于面子，我也什么都不多问。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电话怎么会只问邮编不提稿子的事？直觉告诉我，这是委婉的退稿暗示。

真想不到，临近党的生日只有一个多月时，袁水清老师电话通知稿子已通过了初审，他在电话中告知还差一幅配图，我一听急了，才向他说明那是一篇初稿，由于电话的误会一直未寄改定稿。他心里也急，我们当即商定，由我设法用快递速寄图和文。后来这篇文章终于赶在《收藏》2011年7期上发表。

文章发表后，袁水清老师不忘退回初稿，我这时傻眼了，天啦！他在我的每一页初稿上都用红笔作了多处修改，增删不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简直像老师在给中学生修改作文。越看越不忍心，这要花费袁老师多少精力啊！我热泪盈眶了。我至今仍珍藏着他修改的初稿。

在这里，我要感谢《收藏》编辑部老师们的细心栽培，每一朵小花都是在您们辛勤的浇灌下成长起来的。我在这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收藏》的每一位读者，从读者到作者只是一步之遥。《收藏》不是纯粹的学术刊物，不是专家的专刊，尽管《收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藏刊，但门槛不是很高，只要具有一定的藏识和研究，只要敢于尝试和探索，你就会在《收藏》中找到你的闪光点。让我们与《收藏》结伴同行，20年之后的《收藏》将会更加辉煌！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