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

此《道德经》二卷（图1）2006年秋现身于嘉德拍场，底价8000元，拍品说明称其为“明崇祯五年（1632年）刻本”。是书无牌记，“明崇祯五年刻本”之依据或为前序中有“皇明崇祯壬申鹿城顾锡畴题于三乐堂”之句。以序中年款为判断古书年代之依据，颇令人疑，因为后世翻刻者亦往往连旧序一并翻刻，故此年款仅能说明此版本最早年限为崇祯壬申。

是书每页9行，每行19字，白口，四周单边。检索《中国善本书总目》所载《道德经》，无此行格本；三乐堂亦鲜有所闻，或为顾锡畴之堂号。其序尚言：“新安友人汪廷先博学好古，遇有异书辄广其传，以公同志，捧诵兹编，尤加击节。方拟付剞劂氏，不幸有阳侯之厄，将谓秘典与良殳同入龙宫，不胜惋惜。未几其尊人汪士衡简得之遗箧中，亟囗诸梓，以成嗣君志。”顾锡畴序后接新安汪应魁序，言：“顾筍洲先生得其钞本，欲与天下共宝之，授余鸠工剞劂，余因加点阅叙述之，以弁于简端云。”

新安即古之徽州。安徽自中唐时期即有刻书活动，至两宋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沿江刻书带。明清时间由于安徽士林繁茂、著述丰富，刻书进入鼎盛时期，无论官刻、私刻或坊刻，皆刻印精绝。徽州刻书者中，汪氏又是极富创造力的一支，其中最著名者当为汪廷讷，其所刻《坐隐先生全集》当为代表作。顾锡畴序中所称“汪廷先”未知与汪廷讷有何渊源，然二者同乡、同姓、同辈份、同好刻书，或为兄弟行。汪应魁字玄杓（biāo），室名贻经堂，为明末徽州府著名书商，其刻本书讲究版本与质量，曾于崇祯年间刻印过《周易传义》《尚书集传》及《诗经集传》等，多为经学著作。

是书于拍场几经叫价之后，吾以2.2万元落槌，携归芷兰斋。吾收此书，非为汪应魁之贻经堂，而为卷中题识与跋语也。此书卷前有翁信标墨笔题李商隐七律一首：

蓬岛烟霞阆苑钟，

三官笺奏附金龙。

茅君奕世仙曹贵，

许掾全家道气浓。

绛简尚参黄纸按，

丹炉犹用紫泥封。

不知他日华阳洞，

许上经楼第几重。

后复有朱笔续曰：“五千言外无文字，更有何词赠武皇。”（图2）卷后则有翁同龢蝇头小楷跋语一段：“倚云公讳信标，朔州公之孙，子澈公之子，于吾上杭府君兄弟行也。邑诸生，事迹无可考。同龢辑家谱，仅纪其‘博学多闻、及门甚众而已。此本为公点定，图记烂然，凡钩提处皆矝慎，盖得力于此。前数年，斌孙得于家乡书肆。庚寅五月廿有三日出以示余，乃谨记数字于后。同龢”（图3）。

此书尚附翁氏藏书旧签一张，标明“常熟翁氏藏书第一百十二部，《道德经》”，卷前贴有翁斌孙所书“老二房”谱系，由一世景阳公叙起，至二世世宾公、三世廷秀公、四世思隐公（讳瑞）、五世介石公（讳卿，思隐公次子，增广生）、六世石崖公（讳拱极）、七世兆吉公（讳应祥，石崖公四子，万历庚子举人，朔州知州，创建石梅先祠）、八世子澈公（讳毓瀛，兆吉公次子）、九世倚云公（讳信标，子澈公次子，号锦来，增广生，博学多闻及门甚众，无后）。读翁同龢跋语，复观翁斌孙所书谱系，以及卷中所钤印信，此书之渊源可知其大略矣。继审此书，可知其曾于清末年间经翁氏族人重新装池，书中衬纸除前几页为石印旧书外，余则全部为九思堂刻本之《太上感应篇》。令人诧异者，此《太上感应篇》版心页码依序而贯，每页完好无损，可知并非残卷。尚友堂与九思堂为清末江西书贾周舒腾、周承元父子于成都所设之书籍铺，一度颇具规模，于同治初年毁于火灾，从此退出成都书市。拆此书治彼书，可见于修书者而言，此《道德经》分量之重。

翁斌孙（1860～1922年）字弢夫，号笏斋，为翁同龢（1830～1904年）长兄翁同书之孙。光绪三年（1877年）以17岁高中进士及第，以侍讲之衔任翰林院检讨，可谓少年得志。后历任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直隶提法使等，是清末翁家最后一位大吏。辛亥后，其隐居津门以“读书自娱”，著有《笏斋日记》《笏斋漫记》《笏斋诗集》《津门所见录》《一笏斋集》《过眼录》等。从辈份上讲，翁斌孙为翁同龢孙辈，年龄则相差30岁，庚寅（1890年）出示此书予翁同龢看时，翁同龢正值花甲。翁同龢（图4）一生风光，却始终膝下空虚，只得将二哥翁同爵之子翁曾翰过继为嗣。翁曾翰虽生子安孙，孰料两人却又先后去世，导致翁同龢一脉仍旧后继无人，只得又将翁斌孙次子翁之廉过继为安孙之后，成为翁同龢曾孙。令人奇怪的是翁之廉过继来之后依然无后，直至1918年斌孙幼子翁之熹生下兴庆，翁之廉立即向斌孙夫妇要求，将兴庆过继为子，而翁兴庆正是2000年安排翁氏六世旧藏自美国回归入藏上海图书馆的翁万戈先生。翁同龢于自订年谱里叙至庚寅之岁时，涉及此段往事之句有“请于嫂氏，命以斌孙次子之廉为安孙后，熙孙次子之循为椿孙后（二十日）。”此年最末一句，则为“余家运甚蹇，病体日颓，了无人生之乐”。

翁同龢一支子嗣如此艰难，令人联想起同为收藏世家之潘祖荫一脉。翁、潘两人皆出自书香门第、簪缨世家，同为道光十年（1830年）出生，同为军机大臣，同喜金石书画。潘祖荫亦是一生无后，先后过继潘祖年两子为后，两子相继早夭，后将潘家第四房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潘祖年两房为孙，一人兼祧两房香烟，原为美事，不料潘承镜婚后3个月即过世，亦无子嗣。潘家素以收藏闻名，如此继而折、折而继，民间始传潘家收藏古物太多，阴气过盛，令生人无法承受。潘承镜过世后，新婚3个月的妻子潘达于年仅19岁，延续着潘家立嗣惯例，将族人之子过继，立为潘承镜嗣子，岂料过继不久难逃夭折厄运，只得再继再立。

潘家旧藏在潘达于守护之下，迭经兵燹，直至1952年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安然无恙。潘达于以旧式妇女之身份成此壮举，实在令人钦佩。翁氏旧藏六世传递过程中，亦有一名如潘达于先生般守护文物的女性，却令人忽视，甚至名不见传，那就是翁之廉太太强氏。翁氏旧藏回归同当年大克鼎入藏上海博物馆一样，同为业界大事。虽然翁氏旧藏回归已11年，其六世递传之故事至今仍不断被各媒体报道，其中浓墨重彩多集中于此批古籍于战火中如何出国、千禧年如何回归，以及翁先生的传奇一生，于翁先生成年之前此批古籍的保存仅一句“翁之廉去世后，天津藏书经之廉的太太强氏夫人辛勤保管，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待翁万戈成人，强氏将翁氏藏书移交给他”。

前读《收藏》杂志，载有翁万戈先生访谈，当人问其“你是不是收藏家”时，翁先生称自己为“守藏家”。此三字于吾看来，字字道尽守护古籍之任重责深，而潘达于、强夫人则当之无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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