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朗

10月底11月初来到北京，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和中文系举办的演化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语言学者和顶尖的大脑与基因研究科学家等齐聚一堂，探讨人类语言起源和演变的历程。我报告的是文字的阅读及书写在大脑里的神经运作回路和方式。呼应王士元教授的开幕宣言：“没有达尔文的演化论基础，所有的语言学研究数据，都不会有任何意义！”我在演讲中，也一再强调文字的出现和形式，都和脑神经回路的演化发展有关。另一位主讲者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年轻学者，以脑影像的功能解剖图，说明大脑如何塑造了语言；跟着是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年轻学者，以3D显影技术模制了30万年前北京人的头骨所应该有的大脑内部结构，并且很严肃的告诉我们，在那个远古的年代，人类大脑的左半球布罗卡区（语音发声的责任区)已经比右半球的布罗卡区还要大了。我们三个人都发表各自实验室最新的发现，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左脑较强的序列能力是语言发展的基础。

图二、演化树分岔年代

图一、汉白分化历史的三项文化证据

这样的会议内容不但非常生物取向，更是非常“达尔文取向”。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北大中文系会去研讨语言演化的议题，而且还从基因、神经科学、考古和数据仿真的多元面向去探索语言实况，以及几十万年的语言演化历程和形态？我认为北大不愧是北大，而中文系秉承传统训诂考据的科学精神，用大尺度看语言演化，用中尺度看世界不同地区的语族关系，用小尺度看方言的分化历史。我和会场的研究生谈他们的理解和心情，发现他们的音韵学非常扎实，对基因、神经科学的知识也非常正确，更对研究问题的掌握，由小尺度到中尺度到大尺度，都有很令人惊艳的见解；对我们这些从微尺度看语言生物基础的研究，也充满了好奇和热情。我好高兴在那个国际会议的讨论中，看到这些新一代的年轻学子，能够从汉语的历史变迁走上语言演化的跨领域研究，真是令人开心。

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了许多篇非常优秀的论文报告，有很多新的发现，提出有趣的证据和很高明的见解！北大中文系的年轻副教授汪锋，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报告，让与会者大开眼界。这篇论文讲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共变，探讨云南大理白族及其周边地区所使用的白语是在哪一个年代和古汉语分开的。从19世纪以来，这个语言的演变及其系属地位在汉藏语研究中就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课题。从汪锋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确定白语和汉语应该是“姊妹语言”关系，二者曾是合一的，而且和彝语分开的。汪锋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办法从现代的语料中去找到远古汉、白语分化的年代，他由“文化”的向度切入，利用北大陈保亚教授的词聚概念，和他的词类分布的统计，去算出汉语和白语可能分化的年代。方法引人入胜，题材就是文化中的要素——生活！

语言在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媒介角色，是文化的集中表现。文化变，语言当然也跟着变，汪锋就本着这样的普遍原则，找出三类生活上的文化词聚。第一类是生活工具的质料，如石器相关的词汇、铜器相关的词汇，和铁器相关的词汇；第二类是家畜类，如猪、狗、鸡、羊、马的名称发音：第三类就是蔬菜类，如葱、蒜、黄瓜的说法和语音。汪锋很聪明的利用这些词汇发音的共同性和相异性，列出汉、白语统合和分离的年代。例如石器相关词汇相似性高，应该是合一的，但铜器相关词汇的不同语音就多了，表示在那个时代有了分化；铁器的名词就各自为政，没有相关性了，汉、白语已经分化。根据考古石、铜、铁器出土的年代测定，就可以算出分化的年代。

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应用到家畜类的名词，猪和狗的一致性很高，鸡和羊的相关词汇就有变化了，到了马之后，相异性已很明显；这些家畜出现的年代，考古的测定也大致符合工具质料的推断。再来是蔬菜类，葱和蒜是汉、白语一致，而黄瓜就大不相同。三类的证据指向语言演化中词汇共变的年代，如图一。再和彝语做比对，就可以画出图二的演化树分岔年代了！

科学的研究发现常常会有柳暗花明的故事。汪锋的这个研究，让远古的石头、铜器、铁器都出来作证，家畜中的猪、狗、鸡、羊、马也发言支持，最后连葱、蒜、黄瓜都加入以今日的语言变化去推断古老语言变与不变的时程。三类词汇殊途同证，精采之处，令人拍案叫绝！不同的科研领域，在共同的主题之下碰撞出美丽的火花，新知识形成的历程，真是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