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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探索

2013-10-08李东明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体育学校

李东明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广东珠海 519000)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包括国家投入、体育行政管理、三级训练、运动员文化教育、竞赛等多种成分,国家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部门以“体教结合”形式来改革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制。北京奥运光环下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在“后奥运年代”仍面临招生难、出路难、经费困难的生存危机[1][2],体制改革要么局限于体育系统内部的保守改良,要么否认举国体制优势,主张效仿外国,走完全“学校化”、“俱乐部化”等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激进”道路。因此,对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浪潮洗礼而又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进行深入探讨便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

1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

1.1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历史沿革

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体训班”开始形成运动员专业化培养举国体制雏形;60年代通过政府行政干预并学习苏联,成立了国家队、省队、地方业余训练队等三级训练体制;70年代后期,按“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要求,形成了基层中小学运动队、业余体校、优秀运动队等层层衔接的训练网络;80年代以“奥运战略”为中心,打破封闭的专业化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厂矿、行业、高校建立高水平的运动队,形成“新三级”训练体制;90年代在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的指导并保证国家投资的前提下,让部分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以拓宽人才培养的社会投资来源渠道;进入新世纪,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在鼓励高校继续办运动队的同时,抓紧落实各省、市地方的“体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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