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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13-09-25郭红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影响

郭红彩

(1.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一、引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一直以来是社会公众、监管部门关注的热门话题。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被称为“中国股利之谜”,存在分红比率低、分红连续性差、“铁公鸡”上市公司多等问题,饱受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的“诟病”。监管部门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对公司分红行为的引导与监管,中国证监会曾于2001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出台“半强制分红政策”。近年,虽然分红上市公司数量、分红总金额有所增加,但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占净利润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2008~2010年分别为41.69%、35.85%和30.09%。可见,半强制分红政策效力有限,2012年以来,强制分红的呼声则越来越高。

公司分红行为的学术研究发端于Lintner[1],随后Modigliani和Miller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股利无关论”[2]。现实中,放宽MM“股利无关论”的原始假定,则股利与公司价值是相关的,从而形成了“股利相关论”。其中Easterbrookzai在1984年提出的 “股利代理理论”与1979年Bhattachary提出的“股利信号理论”对公司分红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3][4]。我国学者陈浪南、姚正春、吕长江、王克敏等试图采用“信号理论”解释我国的“股利之谜”,但却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信号效应不佳[5][6]。Lee、Xiao和原红旗等的研究也认为股利信号理论与股利代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行为的解释存在诸多的局限性[7][8](P23-24)。经典财务理论在解释上市公司“股利之谜”的问题,有其局限性,而从行为主体角度分析公司分红问题,会是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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