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志

东海边上有个与深到海内的洋山港相对接的芦潮港。可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那里是我们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五七干校的苦难之地。为什么？因为我们干校距离芦潮港还有四五公里。从市区到芦潮港有公路，尽管接近卢潮港的路面很窄，但还能算公路。可是，从芦潮港进干校就没有公路了，汽车只能在土质的海堤上爬行。晴天还能爬，雨天要当心从大堤上滑下去，冬天堤上结冰更不能开动。下雨、结冰时我们都要步行。这步行不同于走在马路上，为了防滑，要在套鞋上扎稻草。因此，芦潮港是我们“过草地”的起点。搞不好，到下午三点都吃不上午饭。

不过，呆在芦潮港时有个精神享受，那就是欣赏宋日昌书写的“芦潮港”三个大字。看了繁体字的“芦”，就觉得面前的石头桥比钢桥还稳；看了那“港”字的最后一笔，就好像海底石油正从那一笔里流出来。我们把这叫做“路面不足书法补”。

书法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独树一帜的汉字艺术，近年有所衰退。因此，赵朴初先生在世时与冰心一起呼吁弘扬中华文化。十几年前，有些人书法很差还到处题字，为桥题歪字，给人桥在倾斜的感觉。还有人写错字，竟然也刻在巨石上，印在刋物上、大巴上。这类题字实在是献丑。献丑知丑还好，有人献丑不知丑。“文革”前，有位比宋日昌还高的高官，诗和字还算可以，可是说不上很好。他不自量力，把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请来，拿自己的诗和字吹给刘听。刘逢场作戏，迎合那高官的心理说：“我下次修改文学史时把你放上去……”不料，刘大杰告辞两分钟后，便在楼梯上说：“哼！这种蹩脚的诗字还给我看……”

中共十八大后，新班子规定高官不要题字，很有道理，至少可以保障不献丑，更重要的是，不题字还能促清廉。何必为了蝇头小利或“猪头大利”而献丑呢？。改革中强调政企分开，似乎还要加一条：“政、‘书’分开”，让题字权回归到书法家手中，让我们出门就见到好字，从而提升全民族的书法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