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岳来也

杨绛先生一百零二岁寿辰刚过，接到朋友邀约，为先生经久不衰的单行本《我们仨》写一篇书评。说实话，这对我确是件苦差事。掐指算来，此书出版已有十年，刚刚阅读完毕的那种直觉早已无存，唯剩沉淀。朋友却说，能写出沉淀就是成功，此栏目是好书推介，不是新书推荐，它欢迎那些经过时光挑选的好书登场亮相，终于让我答应一试。

承领“任务”之初，我也曾有过一丝振奋，毕竟这是我热爱至极的一本书，曾读过多遍。但在随后更长的时间里，我却只能沉浸在静默的深思中，搜寻过往时光的沉淀。

杨绛先生为人德高望重，文笔清新洒脱，正如《菜根谭》中说的，“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种“德才兼备”，让《我们仨》自问世之日起便好评如潮，至今未退。有人说，这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也有人认为，这是老人做的一个“万里长梦”；还有人以“悲、欢、离、合”为坐标，勾勒出钱钟书、杨绛等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毋庸质疑，所有这些解读都有其道理。但读书如品人，对于一生把别人“当书读”的杨绛先生，当我们品读她的作品时，不妨携着一颗淳真、明净的心。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总习惯性地揣摩作者埋的“伏笔”，其实，不用多想，“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这些意境，本身就已足够动人。所以，我想说，读《我们仨》时也不必过多揣摩什么，放松了身心读下去就好。依我的理解，《我们仨》仅是在写“我们仨”：钱钟书、杨绛、钱瑗，是家住北京三里河的丈夫、妻子和女儿。只不过，这个“我们仨”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旦分割，“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一本《我们仨》，其实就这么简单。

这是普普通通的“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谁家没有妻子儿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我们或四个或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样儿罢了。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们仨”：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这是与世无争的“我们仨”：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经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识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这是坚强抗争的“我们仨”：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细细读完全书，“我们仨”便会走入心灵深处。平凡又不平凡，有“争”又有“不争”，正是这样的《我们仨》，让这个纷繁躁动的世界多了一丝温润持久的感动；追忆过往又娓娓道来，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正是这样的《我们仨》，在万千读者之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正因如此，书的结尾处“我们仨”最终“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时，那种痛才是痛彻心扉、刻骨铭心的。“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看似轻描淡写，却传达了一种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先后发生的两件事，让杨绛先生再入公众视野。一是某拍卖公司计划拍卖钱钟书的私人书信，先生得知后拍案而起，毅然将该拍卖公司告上法庭进行维权；二是不久前，适逢先生一百零二岁寿辰，她婉拒了包括清华大学校长在内的众多好友以及粉丝的祝寿请求，静悄悄地度过了自己的生日。这两件事，距离《我们仨》首次出版已有十年光景。时光挑选后留下的都是宝贵之物，像杨绛先生在书中提及的有“争”又有“不争”的处世之道，像这本淡而悠远的《我们仨》本身。

且让我们相信时光，慢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