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庆

如果将张廷玉50年的为官生涯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康熙朝就是他从政的源头，雍正朝则是他为官风生水起、大江奔流的时期，到了乾隆时期，这条河流虽也奔流，但场面已是缓缓流淌，再难掀起什么浪花来。

历史上为君主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功臣良将数不胜数；因为倦于官场生活，而归隐田园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但能在官场上打拼数十年，历数朝不倒的官员却少之又少，而张廷玉算是一个。

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自康熙晚期入仕以来，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朝中先后任庶吉士、检讨、刑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官至宰相，居官长达50年，世所罕见。

名门之后 以“忠”事君

张廷玉乃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张英曾做过康熙太子的师傅，也是康熙朝宰相，为官清正廉洁，从不仗势欺人。据《桐城县志略》和姚永朴《旧闻随笔》载，康熙时期张英桐城老家与邻居在宅基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因为双方都有后台撑腰，所以当地县官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左右为难。于是桐城张家飞书京城，请张英出面解决。而张英的回复却只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很是惭愧，主动将宅基退让三尺，而邻居见此，也退后三尺，这便形成了一条六尺的巷道，谓之“六尺巷”。张英的礼让之举遂被传为美谈。康熙曾这样评价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张英致仕（退休）前一年，张廷玉考中进士，并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储备干部），从此踏上了长达五十年的仕途之路。如果将张廷玉五十年的为官生涯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康熙朝就是他从政的源头，雍正朝则是他为官风生水起、大江奔流的时期，到了乾隆时期，这条河流虽也奔流，但场面已是缓缓流淌，再难掀起什么浪花来了。换句话说，作为三朝元老的张廷玉，其实最风光、最有幸福感的时期是康雍两朝，而又以雍正朝为最。

雍正是一位立志改革的君主，但同时又是一个刻薄寡恩、猜忌心很重的君主。一句话，能在雍正手下任职并不容易，稍有纰漏便有生命之虞，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年羹尧、隆科多居功自傲，最后被赐死，就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是如何获得雍正信任的呢？

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张廷玉在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的斗争中并未倒向任何一方，这是雍正对张廷玉没有成见的条件，也是雍正保留这一前朝大臣的主要出发点。再有就是张廷玉才思敏捷，能揣摩、把握雍正的心思。这从他奉命编写《圣祖仁皇帝实录》（即康熙实录）和《明史》就可看出。在前一书的最关键部分（至少雍正是这样认为的）——康熙驾崩一节，写的尤为精到。本来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就是一笔糊涂账，甚至不排除是一场刀光剑影的政变。而在张廷玉的笔下，却成了康熙临终召诸皇子觐见、宣布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继位的“八人受谕”——这一“和谐”接班场面。在后一书朱棣夺取侄子建文帝皇位一节，张廷玉也是绞尽脑汁取悦同样具有夺权嫌隙的雍正，比如大唱朱棣赞歌，而极尽丑化建文帝之能事。这一切维护雍正形象的忠君之举，自然被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廷玉也因此被雍正视为“股肱”（即大腿和手臂）。史载，张廷玉曾患小病。病愈之后，雍正对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雍正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雍正、廷玉君臣关系，可见一斑！

办事干练 低调为官

除了编史，张廷玉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缮写上谕。西北战事开始之后，张廷玉协助雍正完善了军机处。军机处后来成为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机构，而张廷玉就是其中的办事大臣。军机大臣虽不参与决策，只是“跪受笔录”，但平日缮写上谕、处理文书既是一项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而张廷玉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未曾出过岔子。雍正每次口授片刻，张廷玉便可拟就，即便每日十数次也是如此，其文思敏捷实难一般人所能企及。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吃紧之际，羽檄交驰，每日属吏请求张廷玉指示和批阅的文件常达百数十人，但即便如此，张廷玉也没有耽搁或是做错过一件事。史载他时常坐在轿中还在办公，甚至傍晚回到家中还要熬夜加班，以使第二天能及时拿出处理意见。对其办事能力，雍正皇帝称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不能及也。”

虽被皇帝称赞，但张廷玉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他身处中枢机要之地，对“言多必失”的古训感触颇深。因此他时刻保持着小心谨慎的“作风”——从不留片稿于家中，也绝少让家人得知朝中政事。不仅如此，他还很少结交外官，从政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他时刻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少说多做，或者是只做不说。

对于被世人诟病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廷玉也保持着警惕，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一个人臣的本分。据《安徽省志》载：某次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珩参加殿试，康熙在看了张廷珩的文章后，大加赞赏，要拔为一甲（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但在张廷玉的再三请求之下，最终将他降为二甲第一。不久张廷玉的儿子也参加殿试，同样位列一甲，但在张廷玉的坚持下，也被降为二甲第一。张廷玉这些谦逊、低调的做法，屡次受到雍正的嘉奖。有时一次就奖励20000两白银，还将圆明园的澄怀园赏赐给他，其它赏赐的珠宝、古玩等更是不计其数。但其中最高的一次赏赐——也是张廷玉最为看重的——则是准其死后配享太庙。

太庙是清朝皇帝的祖庙，也是皇帝祭祀祖宗的地方。所谓配享太庙，就是说按照雍正的遗诏，恩准张廷玉死后将神位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汉大臣给予的最高礼遇和殊荣，有清一代，这是唯一的一次。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问题到了乾隆朝则出现了一些波折。

几番折腾 终进太庙

雍正十三年，雍正死前发布遗诏，以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为由，命他死后配享太庙。但在乾隆登基以后，张廷玉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在于，张廷玉在朝中的势力已远非雍正朝所能比。随着张家子孙连中进士，张家及其族人在乾隆朝为官的数量与日剧增。据统计，张家及其族人在乾隆前期为官者即多达十九人，如果再加上张廷玉的姻亲桐城姚氏为官者，总数当有三十人之多，这就形成了朝廷内外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但此时的张廷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暗中培植党羽与另一朝中权贵鄂尔泰（也被雍正恩准死后配享太庙）进行党争。

有一故事可以说明当时二人的紧张关系，据《清稗类钞》载：张、鄂二人共事十余年，往往终日不说一句话。而鄂尔泰每有过失，张廷玉一定会出口讥讽，使他无地自容。如暑天某日，张、鄂正在一处办公，因为天热，鄂尔泰脱帽乘凉，环顾四周发现空间极为狭小，说：“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笑曰：“此帽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结果，鄂尔泰数日神色不悦。

张廷玉势力做大、又与鄂尔泰进行党争，自然引起乾隆的警惕。乾隆十三年以后，张廷玉每每因乞休、配享等事与乾隆帝发生争执或遭到猜忌。面对乾隆越来越多的不满，张廷玉似乎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为了保全晚节，也是为了保全族人的性命安危，他先是示意家人亲属以各种借口辞官，然后自己又主动请辞。经过多次请求，乾隆曾多次亲笔拟旨挽留，最终答应了张廷玉致仕（退休）的要求。

就在辞官回籍有望的时候，张廷玉因为担心乾隆不遵守雍正帝让他日后配享太庙的遗诏，恳请乾隆立一字据，进行担保。而第二天张廷玉本该亲自进宫谢恩，却令其儿子代替的做法，再次激怒了乾隆。他责问张廷玉是真心想退休呢，还是为了得到配享太庙的恩典？一怒之下下令削去了张廷玉的爵位。之后不久，乾隆长子永璜病逝，张廷玉不顾自己身为永璜师傅的身份启程回乡。乾隆又抓住这一把柄，命朝臣对张廷玉是否还有资格配享太庙一事进行讨论，但最终碍于雍正的遗诏，没有进行更改。1755年，83岁的张廷玉在桐城老家郁郁而终，他死后，乾隆赦免了他此前所有的罪过，仍令其配享太庙。

张廷玉终其一生，可称得上是三朝政坛不老翁，虽然最后与乾隆皇帝发生了一些矛盾，但与历史上其他官员相比，算是做到了善终。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关键在于他的为官之道——忠、贤、愚。忠即是对皇帝尽忠，绝无私心。贤即才华、办事的能力，对于明君来说，这一点必不可少。愚即是要该糊涂时就糊涂，不与皇帝争功，皇帝永远是对的，而自己什么都不是。张廷玉之所以能侍奉三朝为官五十载，与这三者的灵活运用关系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