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Ⅰ葛明义

（作者系黔南州文联副主席 责任编辑/尹 辉）

“西南巨儒”莫友芝先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诞生在独山县城北30余里兔场上街。去莫宅十余里是莫氏乡里重要的建筑奎文阁，阁高三层，其状如塔，左为书院，右为乡贤亭。阁四周松柏苍翠，竹影婆娑，稻花飘香，阁前一溪碧水潺潺流淌。这里民风淳厚，风景秀丽，是一块读书的宝地。友芝先生生于兹，长于兹，受这山水人文的滋养，得其灵气和神韵而名播海内。《清史稿·文苑传》、《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等权威辞书，都刊载他的辞条，他还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史、书法史上均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先生以学问扬名，以节操显世，是“影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贵州文化奇葩

“影山文化”是黔南的奇葩，也是贵州的奇葩。“影山”得名，系从晋代著名诗人谢朓的诗句“竹外山犹影”化用而来。莫友芝喜读谢朓诗，特别钟情于谢诗中的意境，这“竹外山犹影”句，正是一种高致、雅淡、闲适的境界，在莫友芝心中产生共鸣，于是向其父莫与俦先生建言，将居室取名为“影山草堂”，父亲欣然应允。从此以后，“影山草堂”便成为莫氏居所的称谓，不管莫友芝到哪里，甚或南京等地，其居所均称此名。

莫友芝毕生致力于汉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根柢。这根柢就是“家学”。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是一位精通汉学的知名学者。莫与俦嘉庆三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代翰林院主要编修国史，进讲经史，没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基础是进不了翰林院的。莫友芝幼年得到父亲的指教，三岁便能识字；四岁开始诵读《诗经》；六岁阅读《仪礼》、《礼记》；八岁初步学习写作诗文；十岁已经修完“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其父对莫友芝“课督甚严”，对于重要的诗文要求友芝熟记，并一一背诵，且能理解含义，明白道理；还教育莫友芝，读书重在实用，不作“吊书袋”，尽情发展天赋，扩展知识领域。在独山期间的这一段“家教”使莫友芝终身受益，打下知识、学业基础，明白世事道理，懂得学问之道不能浮躁，必须“业精于勤”。

莫友芝十二岁时，其父服母丧满，呈请任用教职，礼部授以贵州遵义府学教授。次年，友芝随父去遵义，并就读于其父任教的府学。其父“令置科举而肄力于许、郑之学，旁及列史、诸子百家、古诗文词。极博甄微，寒暑昼夜穷力搜讨”。从此莫友芝学业走上了正规的道路，在学术、行止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为砥砺学子其父还在府学中，设立“汉三贤”祠。所谓“汉三贤”，即汉代的舍人、盛览、尹珍。此三贤均为贵州人，他们把中原的学术文化带入边荒之地的贵州；舍人撰有《尔雅注》，盛览曾经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作赋；尹珍远去洛阳向许慎、应奉学习，博通五经和汉学。他们影响所及，使贵州得以初步开化，这就是“影山文化”的源头。

承传“家学”和自汉代以至晚清时期汉学，有承传的文人小群体——这就是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人物的独山、遵义的莫庭芝、莫生芝、莫祥芝、莫绳孙、郑勖、郑珏、郑淑昭、郑知同、黎庶昌、黎汝谦等人。由于学业的渊源关系、师教关系，他们都成了“影山文化”的一员。

影山文化的“人文精神”

以莫友芝为代表的“影山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人文精神。“影山文化”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以治学、修身、益民为本上。

“影山文化”的文人群体，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仍然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学问之道，他们不虚言，不妄学，讲究有根据，有来源。而且个人的学问也讲究根柢，把学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读书，则必须字斟句酌，务必读懂、能解、会用，决不能读死书，决不照本宣科。以莫友芝著述《韵学源流》为例，他对音韵学的研究，首先继承前辈音韵学家成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学术疑点加以探讨。其次，深下功夫，务求通晓，然后对可疑之处进行厘定，丝毫也不放过，直至求得圆满的结果。再次，选择的材料、底本，必须是公认的、可靠的、可行的，在准确材料和可信底本上做出的学问才为世人认可，也才是真才实学。由于功夫到家，其著作显出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准则，“影山文化”正是以“修身”为要务的，这个文化群体，几乎人人洁身自好，有着高尚的道德和节操，并且有着传统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因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和仰慕。对于非份的名禄，他们决不追逐，并以为这是可耻的行径；对于社会的是非，他们看得清，决不苟且；对于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尽量远离，决不沾染；对于买官荣身之事，他们视为不耻，宁可甘守清贫。郑珍、莫友芝都曾三次会试失败，按规定三次落榜就可以候选知县，然而他仍然节操自持，不再候选。同治三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上报朝廷，拟荐十四位饱学之士补用知县，莫友芝也在其中，但54岁的莫友芝决意不仕，对劝他为官的朋友说：“庚午出都时，已决心不做官。今天出仕，岂不矛盾？况且我初到戎幕时，已向湘乡公（曾国藩）讲明志向，请勿相强。”郑珍也是清贫一生，未涉仕途，以学问、教育终老。

“益民”，是“影山文化”人文精神的又一突出表现。这群文人孜孜不倦地办学，有益桑梓，有益贵州。他们搜寻先贤遗著，汇编成册，为弘扬地方文化贡献卓著，这是益民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撰著《遵义府志》，使遵义为全国知晓，消除人们视贵州为蛮荒的陋见，对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也是益民的。特别是乾隆七年，遵义养蚕业取得成功，柞蚕风行黔北，成熟的养蚕经验需要介绍推广，于是郑珍执笔撰著《樗茧谱》。郑珍才高，著作言语艰深，难以让平民接受，莫友芝便为之作注，让艰深化为易懂、易作，使黔北遵义一带的养蚕业、丝织业得以迅速推开，并影响贵州黔南一带。郑珍还利用教学之便，将养殖柞蚕之事，向黎平、榕江一带推广，使百姓得到实惠。

“影山文化” 彰显于世

“影山文化”彰显于世，还得力于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出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著作、文章、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遵义府志》。道光十八年，遵义知府平翰，延聘郑珍为主纂、莫友芝辅佐，撰写《遵义府志》。他们穷搜广集，历尽艰难，在一片空白资料上搭建志书大厦。经过三年努力，完成48卷，约80万字。这部志书受到国内学界高度评价，甚至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人们把《遵义府志》同《水经注》、《华阳国志》并称，赞之为国内三部最上乘的志书。

《黔诗纪略》是“影山文化”的又一部代表作。其书署题“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伯容采诗，独山莫友芝传证。”莫绳孙作《前记》。《黔诗纪略》实际是友芝先生独立搜集资料，编定后的注释、引证等大量繁难工作均由他完成，为了谦让，成书后友芝仍以唐、黎和他自己署名。该书以诗存人止于明代以前，使贵州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为后人研究贵州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靠依据。《黔诗纪略续编》，则采集清代黔人诗词，原由黎伯容汇集，后因战乱损失，又由莫庭芝和黎汝谦继续收集，至清光绪十二年编完。《续编》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术和文化价值。

“影山文化”学人的著作非常丰富，仅莫友芝与郑珍就有几十种。莫友芝著作有：《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郘亭诗钞》《郘亭遗诗》《影山词》《书画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音韵源流》等，其书法更是争为宝贵。郑珍著作有：《仪礼私笺》《巢经巢诗说》《考工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樗茧谱》《巢经巢诗钞》《巢经巢诗钞·后集》《巢经巢文集》《播雅》等。莫与俦著作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喇嘛记闻》等。黎庶昌著作有：《续古文辞类纂》《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丁亥入都纪程》等。此外，莫庭芝著作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郑知同著作有：《六书浅说》《说文本经答问》《屈庐诗稿》《漱芳文秒》；黎汝谦著有：《夷牢溪庐文钞》、与人合作翻译《华盛顿传》等。

这些著作，既显示了“影山文化”学术成果丰硕、文学创作繁盛，也彰显了黔南文化、贵州文化的特色，以及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成果赢得社会的崇高声誉，同时也使“影山文化”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