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庆珍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231400）

1 引言

亲属称谓词是人们用来标记互相亲属关系的词，使用频率高，稳定性强，是汉语的基本词汇。不同的民族，由于亲属制度的不同，亲属称谓的体系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称谓的繁简，义项的多少，语义的不通关系，范畴的不同等[1]。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我们把亲属称谓词分为面称和背称两种。

桐城地处安徽中部，合肥之西南，是安庆市下辖的县级市。其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但语音较为特殊，与邻近的合肥、安庆市区等地方言区别甚大。在亲属称谓方面，桐城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2 市区主流亲属称谓词列举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略去其它已经不常说的亲属称谓词，见表1。

除这些城区主流亲属称谓词以外，桐城其它地区还散布着一些特殊的称谓词变体。如外公、外婆称“公公”、“婆婆”，舅舅称“姆舅”，等等。

总体上看，桐城方言的亲属称谓词符合普通话中亲属称谓词的大多数特点，如父系与母系、直系与旁系分明，亲疏有分，长幼有序，各类亲属区分得极细。

3 特点描述

3.1 泛化现象

在汉语的亲属称谓词中，部分亲属称谓词具有泛化现象，即把本是亲属之间使用的称谓词语广泛用于称呼其他人。常见的例子有（括号内的为泛化后的称谓词）：爷爷（老爷爷），奶奶（老奶奶），叔父（叔叔），姨母（阿姨），哥哥（大哥）等等。桐城方言中亲属称谓词泛化现象的具有以下特点：

表1 主流亲属称谓

第一，城乡差异。在桐城下辖的广大农村地区，人们家族聚居，活动范围和交际对象都非常有限，交际活动较多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的。即便这种亲属关系可能已经非常稀薄，凭借上文所列的高度发达的亲属称谓体系，人们总是能轻易找到与交际对象相匹配的亲属称谓词。由于乡村人口世代居住在一片村落中，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是继承而来的。熟人之间的交际，如果年龄和辈分发生冲突，辈分要优先考虑。比如，村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按辈分可能是一个三十岁成年人的父辈，则后者应该叫前者“小椒椒”（即“小叔”）。当然，这些情况仍然在亲属称谓词范畴之内。而对于很少出现的非亲属关系的交际对象，则几乎不使用泛化的亲属称谓词。如对非亲属老年人的面称和背称，“老人个”（即 “老人家”）；又如对非亲属青年人的面称和背称，“小伙子”或“姑娘”；又如对非亲属儿童的面称和背称，“小伢”。对于亲属以外的交际对象并不使用亲属称谓，体现了人们对于亲属关系非常严谨的态度，也表明桐城农村中的宗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反观城区，经济飞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亲属之间很少聚居。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际对象要广泛得多，同一居民区内缺乏农村里清晰的亲属关系，而人们互相之间也缺乏密切的交往。故而，人们主要以年龄差别以及社交关系作为确定彼此之间称呼的标准。另外由于每天需要接触不同的交际对象，人们更需要借助富有人情味儿的亲属称谓词来拉近彼此的关系，表示亲密或者尊敬的礼貌含义。所以，城区人口更倾向于普遍使用拟亲属称谓词。

第二，泛化后使用的拟亲属称谓词与原亲属称谓词有区别，这体现在：对非亲属老年人称“老爷爷”，而非“爹爹”；儿童对非亲属青年人称“叔叔”而非“椒椒”。可见，桐城方言中具有特色的亲属称谓词并没有泛化到拟亲属称谓词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桐城人使用的拟亲属称谓词是从普通话中引进的，标准语中使用的称谓词在桐城二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人口流动、传媒影响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而在这之前，据一些老年人介绍，桐城人非亲属之间的称谓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如 “同志”。再往前追溯，拟亲属称谓词可能就和桐城方言中存留的亲属称谓词相吻合了。

3.2 从子现象

在旅美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 《陆犯焉识》中有如下情节：

此刻父亲把女孩儿往老头的方向使劲一推：“这是你爷爷，叫阿爷！”……从这一刻开始，大家都降低辈分，沿用这个孙女的称谓，叫陆焉识“阿爷”。因为“阿爷”可以用来尊称任何人家的老头儿，不像‘爸爸’，只能称谓血缘定义的那个重要角色。叫了“阿爷”，便可以混过去不叫“爸爸”，以免下一场政治运动再次让他们改口叫老头别的头衔，都难堪，也费事[2]。

这是从子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类似于一些南方方言中的从他现象（如称自己的婆婆为“他奶奶”而不随夫称“妈”），从子现象的使用一方面强调了交际双方的亲属关系，同时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感，比较委婉含蓄，并具有地位维护的功能。而这一现象正是桐城方言亲属称谓词中的一大显著特色，体现了桐城传统亲属关系中以子女为中心的观念。

桐城人在生儿育女之前，对亲属的称呼如上文中表格所示。但在有子女之后，其对同辈和长辈的称谓词会表现出明显的从子性，即与自己子女对长辈的称呼相同。如对自己的父母，会随自己子女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对自己的姐夫、妹夫，会随自己子女称“姨父”，等等。除夫妻之间仍然互相称名之外，对同辈和长辈的亲属称谓词体系整体被其子女相应的对长辈的亲属称谓词体系取代。子女在场的情况下，从子现象一般都会出现，将子女对长辈的称呼作为自己对他们的面称和背称；子女不在场的情况下，从子现象并不一定会出现，背称是否从子受个人习惯、交际对象以及话题等其它因素影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子现象甚至会对子女的祖辈产生作用。即在自己有了孙子或外孙之后，对自家媳妇的大姐，随孙子称“大姨”；对自家女婿的弟弟，随外孙称“椒椒”。

4 分析和预测

4.1 亲属称谓词的泛化是否会进入农村

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已有数十年历史，标准语在经济、文化、政治、人口、文字等竞争力上的优势使它在与各地方言的竞争中大占优势。但是标准语的传播并非一日之功，它只能一步步占领阵地。它的扩散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还包括社会空间，会在目标“阵地”中进行跳跃式扩散[3]。这些“阵地”就是城市，变异在城市地区传播得更快。因此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会首先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传播，占领城市阵地后，再向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波浪式推进。如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合肥，在其城区人口中原合肥方言已逐渐消失，年轻一代几乎全部说普通话，但周边的肥东、肥西两县，仍保留着浓厚的方言特色。桐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县级市，方言在日常生活仍然占主流，市区在拟亲属称谓词方面却已全面接受普通话中的词汇，这当然是因为原方言存在社会称谓词的缺失。 随着本地的城镇化进程，拟亲属称谓词将会很快在这些乡镇的街区中得到使用，从而进入乡镇社会认可的称谓体系。

4.2 标准语的亲属称谓词是否会取代原有的亲属称谓词

社会语言学中著名的马岛央化实验说明，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变化是否会进行下去取决于多种社会因素。 “爹爹”、“椒椒”、“家公”、“家婆”等于普通话中对应的称谓词相比，颇具特色，而且和泛化的亲属称谓词“爷爷”、“叔叔”各司其职，共存于同一个时空。很多桐城的年轻人在外闯荡多年后回到家乡，会依然觉得还是家乡话中的亲属称谓亲切；而部分中学生却由于学业压力，且对桐城以外的世界充满向往，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标准语。

但在家庭生活中，由“爹爹”向“爷爷”、“椒椒”向“叔叔”之类的转化还远未开始，这些常用的亲属称谓词仍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桐城的外来常居人口较少，而且本地人语言态度相当稳定，亲属称谓词的替换缺乏“变化的领头人”[3]。所以，短期内标准语的亲属称谓词不太可能取代原有的亲属称谓词。

4.3 从子现象是否会消失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桐城人，为人父母之后依然保持着自己以前的习惯，对自己父母仍称“爸爸”、“妈妈”，并未采用方言中的传统称谓法。对关系较为直接的亲属，如父母、叔伯等等，新一代桐城父母自然过渡到了中国比较普遍的称呼方式，而对关系间接的亲属，如上文所述的，身为祖辈，称呼孙子的大姨，普通话的亲属称谓词中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方式。所以，从子现象短时间内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依然符合人们的交际需要。但是，自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实施之后的几代人缺乏兄弟姐妹，家庭结构将会越来越简单，从子现象也有可能随着间接亲属关系的消失而渐渐消失。

[1]戴庆夏.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9.

[2]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38.

[3]Downes,W.Languageand Society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1:17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