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文杰

《中国好声音》宣传海报

《中国好声音》是一个音乐选秀的电视节目。2005年，以这类节目为代表的《超级女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收视率取得了傲人战绩，此后全国各地电视台的音乐选秀节目遍地开花。在经历此类节目的严重同质化和受众的审美疲劳，再加上国家广电总局限娱令的实施，音乐选秀类电视节目的人气和口碑都跌入谷底。但是《中国好声音》的出现犹如一支兴奋剂，重新吸引了受众的眼球，重新赢得了广告商的青睐。与传统音乐选秀节目形式相比，“盲听”、“好声音”、“励志和梦想”、“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给《中国好声音》带来了新鲜的节目元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它的流行还有如下三个内核的突破。

一、对娱乐节目的重新解读

当电视进入工业化生产和媒体竞争的时代后，电视节目形态的元素和概念被突显出来，而电视节目类型随着电视人的观念和受众的喜好发生着变化。西方学者认为电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电视节目形态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混淆。类型在改变着，亚类型在发展着，当下各类娱乐节目如《非诚勿扰》、《中国梦想秀》、《非你莫属》等热播荧屏，但是却很难来确定其具体的节目类型，因为在这些节目中混合了不同类型的元素。这些杂糅多种样式的节目对受众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受众能在节目中识别构成节目形态的符号和元素，并且跟以往的认知和收视经验进行参照和比对，以此来确定节目形态的范畴。《中国好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属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范畴中。而当涉及探讨娱乐节目时，随之出现的焦点问题就是这类节目大多数会附带的诟病——内容的同质化或是游戏的低俗化或是评委的毒舌化等，这些似乎可以成为大多数娱乐节目的标签。但是重新审视“娱乐”或是“游戏娱乐”本身的概念时，并没有发现娱乐的属性和形成这些诟病的任何直接的对照性和关联性。游戏、娱乐、艺术和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更是具有实践性的现实活动。(《电视娱乐: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殷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22页)在以往的娱乐节目中，他们通过低俗化的游戏手段或是内容来达到娱乐的目的;通过评委的毒舌语录来博取节目的关注度和收视率。审美追求庸俗作风，艺术性由通俗化转为媚俗化，艺术欣赏转向纯粹的娱乐与消遣，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观众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而《中国好声音》通过单纯、简单、平等的游戏规则来完成观众对娱乐的体验。节目中评委背对选手只通过声音这个单纯而又简单的符号来判断选手的去留，脱离了以往选秀节目中对选手外貌“审美”或是“审丑”的怪圈，同时评委引导着观众更多地关注于选手的声音特质，而非与音乐无关的任何话题。人通过赋予游戏主宰权而被游戏主宰自身，从中获得被动的乐趣;同时又通过对游戏规则的把握，游戏者又主宰着自己的被主宰性。在游戏中，无论是游戏者还是观者都获得了自由的审美体验。(《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著，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6页)在这个平等的游戏法则中，选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现实规则乃至理性的制约和束缚，进入了一个完全挥洒自我的音乐表现舞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选手通过歌唱的形式达到他们的情感体验和愉悦，而观众通过歌声来获得情绪的共鸣和审美的满足，这种游戏与娱乐、选手与观众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传播快感。

二、对精英文化的重新构建

传播学理论认为:所有的媒介产物不可避免地都含有意识形态或透露某种价值观，比如宣扬某种生活方式或价值理念，并传递性别、种族、职业、年龄等各个层面的文化内涵。(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的结构调整》，载《现代传播》2004年4期)这种文化内涵在电视节目中主要包括三种文化类型，分别是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是一种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类型，体现媒体喉舌作用和引导价值。大众文化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娱乐为主要功能，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其目的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精英文化则提出需要对大众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批判。一定程度上，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受解释历史、评议现实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职业特权，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的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期)而在娱乐节目中，电视媒介塑造了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降格而来的大众文化，并且让普通观众获得愉悦的收视快感，但是显然电视娱乐节目的内涵不仅限于大众文化，同样也可以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进行关照。电视娱乐是多元化的重要结构成分，其建构的文化形态有着丰富的层次性，其中既有主流文化成分，也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变通成分。比如这类娱乐节目有固定的收视对象，这些收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社会精英或是文化人士，节目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好声音》播出后，主流媒体纷纷竞相报道，特别《人民日报》的微博对该娱乐节目盛赞有加;一些社会精英人士如冯小刚、姚晨等也纷纷通过微博表达对某些选手的喜欢。一档娱乐类节目能如此获得传统媒体的大规模好评和社会精英人士的持续关注，在中国电视生存语境中是鲜有的现象。《中国好声音》华丽而精美的舞台与灯光效果、阵容庞大的乐队班底、纯粹而具有特质的“天籁之音”、节目评委刘欢的加入，这些元素更让《中国好声音》趋近精英文化。而制作团队和浙江卫视都希望在节目中体现“以精英的实力打造大众文化”的理念。特别是刘欢作为评委设置的作用，根据凤凰娱乐发起的调查:你认为，刘欢作为导师对于《中国好声音》的作用，有74.73%的网友认为刘欢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加了选秀节目的严肃性和专业性，只有4.68%的网友认为刘欢起到负面作用，缺少娱乐和流行元素，拉高节目门槛。可见，大多数娱乐节目一直以来对精英文化的关照是缺失和疏离的，因此也导致了其对应受众的流失。《中国好声音》在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对精英文化的关联性，对主流文化也形成了有益补充。

三、对制播分离的彻底落实

制播分离对电视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虽然早在十几年前引入了中国电视业内，但是在真正运营上却受了到很多体制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也让制播分离只停留在了在初级阶段。制播分离目前可以分为三个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电视台外包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把一些纯粹的劳务，外派编导、摄像与制作公司共同完成，但是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由电视台掌控。第二种模式制作公司买下电视台的某一时段，制作公司负责节目周期播出的制作任务，但是电视台来负责审片和播出，这种方式是目前制播分离的主流。而电视节目作为商业化运作模式来说，电视台或是制作公司需要节约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不难发现，在这两种模式中通过压缩节目制作成本，电视节目质量也可想而知。另外，各大电视台少有把自身的黄金时间段交给制作公司，一般都是非黄金时间段或是“垃圾”时间段，制作公司承担节目的内容和类型也相对单一、简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让制播分离真正进入电视台内容产生的核心阶段。

制播分离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英国FremantleMedia就是这类独立制作公司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制作公司旗下，有中国观众很熟悉的节目身影，例如《英国达人秀》、《学徒》、《美国偶像》等。早几年在国内流行并被观众所喜爱的科学纪录片《史前公园》，讲述的是带观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亲眼目睹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并和科学家们一起挽救这些灭绝的物种，将它们带回21世纪。这部力作也是出自于英国FremantleMedia之手。由此可见，这种大投入大制作的电视节目，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欢，同时也为它们赢得了高额的回报(海外版权和DVD音像制品销售)，英国FremantleMedia的模式就是制播放分离最彻底的体现方式，也是制播分离的第三种形式。《中国好声音》的制作理念是坚持“顶层设计”和“大片战略”，采用了大投入大规模的制作方式，而且节目制作方与浙江卫视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因此，《中国好声音》的胜利是一场彻底制播分离模式的胜利。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已经落下帷幕，节目影响热度和观众持续关注度也随之退却，不能否认《中国好声音》确实创造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奇迹。如今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各地海选也已经陆续展开，而面对媒体普遍盛赞《中国好声音》却也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消费主义意识的精心利用

媒介与消费主义两者关系甚密，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对消费主义的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多研究者引用了鲍德里亚对于媒介消费主义的经典论述:“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使得人们需要外界的刺激使日常生活得以延续。于是，暴力、灾害、犯罪新闻频频出现在报纸上，明星隐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出现在报纸电视中;大众交流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这种眩晕由符号和文字产生，媒体上的灾难新闻和花边新闻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形象、符号、信息成为人们消费的主题。”(《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0页)学界已基本形成一致的观点:媒介着眼于刺激公众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欲望，放大对物体的符号及其意义的强调。媒介消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奉行受众至上，满足受众的欲望和需求。

在《中国好声音》播出后不久，部分观众和网友开始调侃他们观看的节目更应该是《中国好演员》。很多选手以前参加过其他节目的选秀，并被称为选秀专业户;有些歌手自称来自农村，但是现实家境富裕;有些歌手背景看似业余，但被爆曾出过唱片，被网友戏称“节目组把专业歌手故意包装成屌丝”。节目组在海选这些选手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知道每一位选手的背景资料，但是制作方却深知媒介消费主义的法则，他们懂得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如何利用每一位选手的“故事”来满足受众的欲望和需求。在媒介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这样的法则看似无可厚非，但是同时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国好声音》后期，选手内幕爆料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观众开始质疑选手的真实性和节目的虚假成分，评委刘欢在上一档节目中也尖锐地指出《中国好声音》故事包装和虚假问题，部分网友也戏称“制作方当我们是弱智，用虚假性来骗取我们的眼泪”，这在一定程度又开始呈现大多数娱乐节目体现的诟病。

五、节目形态的复制性和同质化

虽然《中国好声音》具有海外版权，它的节目样式和形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电视产业中，节目抄袭和“山寨”行为比比皆是。2005年《超女》播出取得成功后，全国掀起一股选秀音乐节目热，各地电视台都希望利用这类节目形式来吸引夺取观众的眼球。面对大量同质化的选秀节目，真正能深入观众内心的节目却寥寥无几，而《超女》在经历2005年的辉煌以后，节目传播效应和观众关注度也开始走下坡。对于许多观众来说，《超女》的话题似乎永远停留在了2005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已经落下帷幕，按照版权的签订协议，接下来还有两季的《中国好声音》是否可以消除观众的审美疲劳会成为值得期待的问题。根据调查，《美国好声音》在第二季播出收视率已经开始下跌，与《美国偶像》收视率竞争中已经处于弱势。此外，作为《中国好声音》选秀节目在电视上所呈现出来的大众文化，也是具有它的局限性。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费斯克教授曾经说: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矛盾与不足，大众文化中具体文本的贫乏性……因为它的短暂性和重复性。(肖复兴:《中国好声音之忧》，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0月26日)《中国好声音》是否能突破大众文化文本的贫乏性，是否可以继续构建主流和精英文化，都会成为值得验证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