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 虎

电影《实尾岛》海报

《全金属外壳》作为一部以越战为背景的反战题材电影，堪称库布里克的经典之作，他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奔赴越南战场的年轻士兵，借助于对个体和群体的形象塑造，以战争来反思战争。同样是以反战为落脚点的韩国电影《实尾岛》，把一次原本可能的对外战争，内爆为一场政治风波，通过展现一群死刑犯的悲剧命运，将政治丑恶的嘴脸显露无疑。

战争和政治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身体的控制。无论是福柯眼中的“动物性身体”，还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一旦被卷入了政治领域，既可以毫不迟疑地被杀死而毫无牺牲价值，也可以被看作是权利的合法基石抵御外在权力的侵蚀;既可以被权力肆无忌惮的任意处理，也可以被权力积极地干预、教化和投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4 页)

一、身体背后的两种政治

前启蒙时代，道德统治身体，所以苏格拉底才会向世人讲“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这样的故事。“本来，就肉身的天然体质来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差别。经过苏格拉底的叙事，卡吉娅的身体向赫拉克勒斯期许的感官的适意、丰满和享受就成了‘邪恶、淫荡’，阿蕾特的身体期许的辛劳、沉重和美好就成了‘美德、美好’。”(《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76页)苏格拉底真正的意图是用道德约束身体，以此告诫人们要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得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启蒙之后，人被赋予了政治身份，而这个身份控制了身体。“启蒙把身体从道德的压抑中解放了出来，但马上又掉进了机械工业时代的贫乏深渊里去了。所以，人们的身体只好又服从主体想象的要求。每个人的身体冲动不是由他本能的渴望引起的，而是由自己在一个高度壳层化了的社会中的位置做出的相应要求支配。所以，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身体的被政治化。”(萧武:《身体政治的乌托邦》，载《读书》2004年3期，155－156页)身体的政治化，伴随而来的是权力对身体技术的建构，更进一步，是赋予身体政治身份。于是，在《全金属外壳》与《实尾岛》中，我们看到了公民性身体与民族性身体背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景观:

1.身体在民族国家内部指向的生命政治

福柯指出，自17、18世纪以来，权力对生命的管理有两种形式:针对单个身体的“身体解剖政治学”;针对总体人口的“人口解剖政治学”。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和对总体人口的管理调控，被称为“生命权力”，其特点是对身体进行积极性管理和生产。二战时期的集中营，驱逐难民和虐待战俘，都活生生地铭刻着这种生命权力。

阿甘本从福柯手中接过了“生命权力”的概念，融合了阿伦特的“人权与民族国家主权内在关联”理论，铸造了“牲人”、“生命政治化”等重要概念。与福柯关注权力对身体的支配不同，阿甘本认为:“身体不仅是权力的被动干预之所在，还是权利的主动起源之处。身体的出生，恰好是人权的基础。作为赤裸生命的身体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它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前揭，25页)也就是说，身体只有具有公民身份时，才能够获得权利。

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生物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事实。”(《生产(第二辑)》，汪民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41页)在这两部影片中，单从生物性角度来看，美国士兵和684部队士兵的身体属性是相同的，然而政治性一旦介入，二者的命运便有了天壤之别。从身份特征来看，美国士兵服兵役的义务完全是由权利置换而来的，他们受到政治机构的保护，因此美国士兵受到飞机、坦克的技术性保护，于是身体自然地通向了权利，桥梁便是公民身份。

“阿甘本对‘牲人’的界定主要依托于施密特和现代人类学。按照施密特的说法，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现代人类学则表明，在神圣和禁忌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以这两种发现为基础，阿甘本将‘牲人’界定为:可能被杀死但还没有被献祭的个体生命血肉。”(胡继华:《生命政治化:简述乔治·阿甘本》，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5期，54页)在牲人这里，身体并不通向权利，他们不具备公民权利，因此被排斥在政治共同体之外。《实尾岛》中684部队的死囚便是这样一群牲人，法律意义上的死刑意味着身体的非公民性，这就为政治对身体的屠杀提供了技术性前提，身体变成了一个纯生物性的生命，所以屠杀也就变得轻松自如。可见，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身体指向的生命政治具有两重性，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性质的身体/生命:“一种是有公民权利的生命，另一种是没有公民权利的生命;一种是本真的生命，一种是没有政治价值的生命;一种是要保护的生命，一种是不值得保护的生命。”(《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前揭，26－27页)

2.身体在民族国家之间隐喻的强权政治

《全金属外壳》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小丑转入战争前线，直升飞机上，同行的美国士兵毫无顾忌地射杀地面上的无辜民众，将那些民众称为“逃跑的越共”，他向小丑炫耀着自己的屠杀记录:157个人，外加50头水牛。显然，这里存在两个身体:杀戮的身体与被杀的身体。抛开上文中提到的身体的公民性，以民族性为前提，运用符号学思维进行联想，便会发现这两个身体各有所指:杀戮的身体象征着强大的美国，被杀的身体象征着孱弱的越南。

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被外化成了身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自然的身体上升到了国家的身体，按照尼采的说法，二者都是力本身。马丁·怀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曾尖锐地指出:“大国生性要扩张。来自大国肢体的能量要在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发散出来，除非遭遇强大阻碍，否则这种倾向的结局将是领土扩张。”(《权力政治》，［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96页)在这里，怀特将国家比作身体，一如库布里克将身体隐喻成国家，身体的强弱与国家的强弱被置于同一语境，弱肉强食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

二、国家的身体控制技术

福柯认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27页)为了将身体纳入政治治理的范畴，国家必须制定一系列身体控制技术，其核心便是权力对身体的区分、强化与惩罚。“福柯阐明了身体如何受到权力的规训，这种权力是通过体制化的话语而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受到官僚政治机构——医院、监狱、疯人院的规训，而且受到大量以各种分散地分布的形式——如关于性的话语——的规训)。”(《文化研究导论》，［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86页)

国家对身体的控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规范化程序应运而生。不同的身体被打上不同的标签，服饰、发型、动作成了区分身体(或者说识别身份)的显性特征，流水化的生产模式，令身体不再是个人的，转而成为了国家。这一点，在《全金属外壳》的开篇便能管窥:一幅幅表情麻木的年轻面孔，亲眼见证了国家对身体的控制。如果说，在参军之前，发型是他们身体自由的象征，那么从理发师将他们的头发剃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身体便成为了国家的——锅盖头是国家在个体身体上打的标记，以此来证明它已属于国家。尽管《实尾岛》中并没有这样的场景，但细心观察便会发现，684部队的那群亡命之徒们，军训时也以短发亮相，显然，国家对身体打标记的这个过程是存在的，只是被隐去了。

从构成上看，国家身体是众多个人身体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身体作为力的象征，国家对个人身体强化的目的便以此为落脚点。库布里克和康佑硕似乎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无论是《全金属外壳》抑或《实尾岛》，都用了1/3以上的篇幅在向观众揭示这一点。封闭的空间、残酷的训练，外加可怖的惩罚措施，构成了国家强化个人身体的基本技术。训练场如同工业社会里的生产车间，权力将不同的身体锻造、打磨，生产出规格一致的杀人机器，不合格的身体作为残次品，终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从质量上来说，国家身体在强化个人身体，从数量上来说，国家身体在控制个人身体。但是，国家身体拼命地强化个人身体，必须是让这个身体在国家身体所设置的理性轨道之内。“个人强壮的身体必须保持规范，这个身体必须顺从国家意志，它是国家安全而有效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地让他到处泛滥的自身激情。”(《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前揭，38页)于是，国家在强化身体的同时，制定了诸多惩罚技术，以此保证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在《全金属外壳》中，胖子莱纳成为引发剧情冲突以及矛盾的灵魂人物，这个被哈曼中士唤作“派尔”的可怜人物，由于体态臃肿、头脑笨拙，在训练中始终落于人后，总是遭受哈曼中士的侮辱。随着哈曼中士制定了一旦派尔犯错，整个连队都将受罚的规矩后，看似其乐融融的平衡随着整个连队在晚上对派尔的报复被轻易打破，其中包括平日里对派尔照顾有加的小丑。也就是在那一晚之后，派尔似乎发生了突变，表面上他变得更加优秀，出人意料的优秀，连挑剔的哈曼也对他交口称赞。内地里他的精神状况开始变得不稳定，开始对爱枪自言自语。就在前往越南战场的前一个晚上，派尔杀死了哈曼，随后饮弹自杀。

显然，对身体的惩罚技术还远不止这些，发生在《实尾岛》中那群死囚身上的一切，让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身体的惩罚除了羞辱，还有痛苦与死亡。两位队员因为长期压抑，在退潮时逃跑到了相邻的岛上，强奸了一名女子，教官带着一群士兵前来围捕，一人自杀，一人落网。迎接“逃跑者”的并不是直接死亡，而是身心折磨:他被绑在一边，看着其他队员因此而受到鞭笞，这一刻，身体的创伤比起内心的苦痛，显得微不足道。缘此，汪民安才在《身体技术:政治、性和自我毁灭》一文中直言不讳:“身体不仅是惩罚的终点，还是愤怒和羞辱的媒介，这就是为什么，在处置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他的生命快速地消失，还要反反复复地折磨他的身体的原因。再次，对生命的惩罚变成了对身体的惩罚，生命的痛苦变成了身体的痛苦。”((《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前揭，39页)

结语

国家对身体的控制，彰显了政治性和创造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生物性角度来看，身体有它自身的自然权利:生的权利、对食物和性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在控制身体的过程中总会遭到反抗的原因，《全金属外壳》中的派尔，那个狙击美国士兵的越南姑娘，以及《实尾岛》中集体自杀的684部队，他们所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用死亡来抵抗权力对身体的入侵。抵抗和创造之间的关系定势，是福柯思想试图突破的最后限制。在策略关系中，在实际上自由地“控制他人行为”的主体的意志中，我们将看到抵抗和创造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策略关系向宰制关系的简化，还是作为控制他人行为的欲望对自由空间的压缩，权力总是遭遇到抵抗，而这种抵抗应该从策略的动态构架中提取出来。”(《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许纪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93－303页)尽管存在抵抗，但是身体的政治化已然无法阻挡，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赫然发现，人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而成为了身体、机器以及动物的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