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耀铭

（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

2013年5月27日，第二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这里环境清幽，陈设雅致，新中国成立前曾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官邸，入住过清华历史上有名的校长梅贻琦。改革开放后，经过逐步翻修，成为清华校内著名的专家招待所。选择这里颁奖，可谓匠心独具，无疑把活动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底蕴里。德高望重的专家、年富力强的学者和眼光独到的名刊编辑，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颁奖活动。清华大学领导、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和马来西亚金狮集团百盛基金会主席陈秋霞女士，出席并讲话。我以本届评委会主任和期刊界代表的双重身份发言，十分荣幸，也感慨万千。

为了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利用马来西亚金狮集团百盛基金会捐助基金设立了“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并于2011年召开了第一次颁奖会。首届评奖共有4篇文章获特等奖，每篇奖金2万元，13篇文章获一等奖，每篇奖金1万元。如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胡鞍钢《特大地震灾害的应对周期》等文章，皆在获奖之列。获奖文章全部发表于2006年至2010年间的《清华大学学报》。首届评委由李学勤、傅璇琮、童庆炳等先生担任，学界对这个奖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学术奖项之一。名师风范在前，我们这届评委诚惶诚恐，丝毫不敢大意。本着“学术至上”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认真审读，反复讨论，严格筛选，最终产生了罗志田的《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胡鞍钢的《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以指定‘十二五’规划为例》、许章润的《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等15篇优秀论文。获奖文章全部发表于2011年至2012年间的《清华大学学报》。评选的过程，其实也是评委学习的过程、纠结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我就在想：《清华大学学报》有什么“武功秘籍”？何以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崛起于全国学术期刊之林？我以为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有一个好的传统；第二，有一个好的目标；第三，有一个好的团队。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以及《清华学报》“博通今古，融贯中西”、“阐发学理，传播学术”的传统，无疑化作《清华大学学报》同仁的精神风骨和文化底蕴。古人云：“成大事者必有大境界”。早在2005年12月22日举行的“庆祝《清华学报》创刊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仲伟民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办全国第一流的文科学报”。当时听了，付之一笑，以为“头上没毛”，办事不牢。八年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能作心灵的内省和感叹。《清华大学学报》主编号称“三驾马车”，但却是一个和谐的团队。主编罗钢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文学理论、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他任文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时，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教育部要求大学每年统计老师们的科研成果，这是不对的，好的科研成果需要时间，不可能每年结项。为了鼓励大家研究大课题，他说：学院不必每年统计，老师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可以五年报告一次科研成果。其实，老师的科研是不用催的，他们自己能安排好。就像农民种地，政府不必告诉农民何时播种、何时收割。这个四川人，好可爱！不仅具有深刻的胆识，而且还充满人文情怀。副主编刘石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中国书法研究，曾在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高校任客座教授。因他牵线搭桥，才有了马来西亚金狮集团百盛基金会资助《清华大学学报》评奖和清华大学“中国书法与文化研修中心”的成立。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担任清华大学文科处副处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学、专门史研究。他是办刊专家，曾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三本一流学术期刊供职，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和不断进取的创新意识，在业界有比较高的声望，同行都亲切地叫他“伟哥”。三个人都是才子，对历史、文学、典章制度、文化现象多有研究，于司空见惯之事中，总能说出异样的声音。罗钢的放达、仲伟民的执著、刘石的机敏，在办刊中都得到了尽情挥洒，于是在交流、碰撞、包容中，找到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协同创新方式。这在当下期刊中是少有的。三个“人精”聚在一起，居然能团结得亲密无间、“夫唱妇随”，把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这令人十分嫉妒。不过，这种嫉妒是一个人发自心底的最大认可！团队是什么？是由一批人组成的、完整的、合理的结构，在各个环节上都有独当一面的将才，而且能够互补。《清华大学学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这都归因于谢维和校长领导有方、知人善用。办好刊物最重要的是主编，主编的思想胆识、学术眼光、胸怀气度、操守格调，甚至对学术公信力的追求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智慧，都关系着一本刊物的生死存亡。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时代》杂志十周年的贺词中讲道：“伟大的杂志都是它主编身影的延长。”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学报不好办，比社科院的专业期刊难办；清华学报尤其难办，因为清华大学在1952年后变成了纯工科学校，回复到今天尽管初具规模，但同北大、人大、师大、复旦等老牌文科学校相比，还相差较远。在此背景下办文科学报，难度更大。然而，改变明天的唯一方法，就是今天做一些不同以往的事。所以，才有了《清华大学学报》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2005年前，在全国前30名学报中找不到《清华大学学报》；从2006年开始，《清华大学学报》一年实现一个梦，不仅进入教育部“名刊工程”方阵，而且在“三大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排名中多次名列第一。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第一批名单，2013年6月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百强期刊”。

说起来好多人不信，《清华大学学报》的办刊条件是比较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公条件差，学报办公地点是一所破败的简易楼，说它是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最后一滴眼泪”也不为过。在全国学报编辑部办公场所中，是我所见条件最差的一个地方。二是人员少，正式编辑只有四人，合同制人员一人，也是我所见人数最少的编辑部。在这种条件下，能办成全国一流的社科学术期刊，我们只能归结为办刊人孜孜不倦的职业追求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清华大学学报》已经成为学报界的一面旗帜，而且正在成为期刊界的一面旗帜，它的很多做法为外界所津津乐道：

一是重视文史哲基础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反对功利主义和浮躁学风，不是为转载率而办刊。《清华大学学报》从2006年改版之初，就明确提出了以发表文史哲基础学科论文为主、兼顾其他学科的主张，这在学报界是很少见的。初步统计，在2006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中，文史哲基础人文学科的论文占到了发文总量的一半以上。众多知名人文学者，比如李学勤、傅璇琮、李伯重、陈来、王学典、罗志田等，都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章。

二是重视“国情研究”，为中国社会发展献言献策。《清华大学学报》关注前沿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在国情问题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胡鞍钢教授近年来重要的有关国情研究的论文，几乎都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学报的信赖。

三是开设“期刊与评价”栏目，关注学术评价与期刊改革。2007年第4期发表《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一文，全面揭示了社科期刊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2010年第5期发表《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一文提出了高校学报改革的设想，引起了强烈反响。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7月30日颁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后，《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文章进行深入讨论，不仅在期刊界引起巨大反响，而且拉开了学术期刊体制改革讨论的序幕，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部门对此问题的重视。

四是率先改变编排规范，使学术期刊真正做到为学者服务、为学术服务。鉴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混乱以及严重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的情况，《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全国几十家综合性学术期刊，于2007年8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期刊总编和专家学者就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制定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征求意见稿)》。2008年起全国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期刊都采纳了新的注释规范，对《清华大学学报》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五是设立“百盛—清华学术论文奖”，鼓励学术创新，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繁荣。

六是牵头21家高校学报于2011年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实现了学术期刊内容与数字传播的对接。两年多来，专业期刊的运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扩张到90多家期刊，提升了高校学报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学术期刊改革和协同创新的成功模式，而且为期刊走向数字化和国际化做了准备。

所有这些努力、这些探索，我称之为“清华学报”现象。新事物的出现，伴随的不仅仅是掌声，也会时有批评，这很正常。对心灵最好的锻炼办法，就是弯下腰把跌倒的人扶起来。

有则寓言，这么说：哲学家来到集市，屠夫问：“你会杀猪吗？”哲学家答：“不会。”铁匠问：“你会打铁吗？”哲学家答：“不会。”商人问：“你会经商吗？”哲学家说：“不会。”他们又问：“那你会什么？”“我会思想。”众人大笑：“思想多少钱一斤？”哲学家说：“我不能做你们所能做的事，但能思考你们所不能思考的问题。”说完他便开始思考，众人无语。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自由的天空，精神的魅力；一本学报需要的是学术的创新，思想的成果；一名学者需要的是独立的人格，道义的担当。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