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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624-1939年间山西省的天主教人口状况

2013-09-17沈艾娣常利兵

关键词:教徒信教天主教

[英]沈艾娣(著),常利兵(译)

(1.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英国牛津 OX12HG;2.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030006)

现在,如果你到了晋中地区的天主教乡村,当地的人们就会给你讲述他们的祖先早在清朝初期就入了天主教的故事,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这可能会让许多学者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才有很多的中国人入天主教的。①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第46页。这是一项关于河北省一个天主教村庄的研究。作者认为,虽然村民说他们的祖先入天主教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19世纪的时候在当地才建立了教区。鉴于此,本文主要考察分析从晚明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山西入天主教的人口状况,进而探讨天主教村民的说法是否属实。文中所利用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传教士的档案和出版物。其中,最主要的有神父焦仰先(Fortunato Margiotti)对1738年前山西天主教的一项研究,罗马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关于清代早期的档案资料,一个名为传信会(Propagation de la foi)的法国传教士慈善团体记载的有关晚清时期的档案资料,还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关于晚清至民国早期的报刊杂志,以及一份民国时期的传教士年鉴手册等。尽管用这些不同资料建构一个长时段的统计数字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和问题。虽然在1840年之后,教会开始收集每年一度的教徒统计数据,但是各教区也并不总是能顺利地将它们报送罗马,有时候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麻烦。

因此,在下文的图表中,某年的统计资料可能会有误,但我们还是能从总体的趋势上获取很多的认识。对此,我们还会用其他一些资料来验证从中所得出的结论。

一 成人受洗情况

图1 山西省1620-1939年间天主教成人受洗的总体情况

图1显示了1620年至1940年间,每一年中山西成人天主教徒的受洗情况。受洗是由神父所主持完成的一种仪式,因此对于每一个神父而言,他们很容易将接受洗礼的教徒人数情况汇报给他所属的教区。这也就是说教徒的受洗情况是最可靠且又比较完整的统计数据,特别就早期而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徒成人受洗的数据和信教的人数是两码事。天主教实行婴儿洗礼,因此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的新生儿在其出生后不久即会接受洗礼。上述图表显示的是成人受洗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自己选择入天主教的人,而不是指出生在天主教家庭中的人。

那么,从成人受洗图表中能获得哪些认识呢?

(1)信仰天主教开始于晚明时期,那时耶稣会(Jesuit)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段滚是山西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他在北京加入天主教,然后在返回绛州老家的时候,又带领全家信教了。[1]现如今,各地的村民都说他们的祖先在北京经商的时候接触到了天主教,之后又将它们带回家中,让家人也入了教。例如,在文水县新立村,那里的村民说他们的祖先原来在北京经商,就是在明朝晚期的时候才入教的。回到老家后,他们移居到了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这个村庄。[2]传教士和中国的神父会时不时地来到山西活动。(第一位中国神父名为石宏基Francesco Shih da Lagea,第一位山西神父名为樊守义Luigi Fan,1717年晋升为神父的。)[3]信教人数的起伏现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明清时期战乱不断(如1640年代信教人数跌入低谷),另一个是因为传教士在山西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如1680-1685年间山西没有传教士)。尽管很多人在家庭成员和朋友们的劝说下纷纷信仰上帝,但是受洗仪式却只是由一个神父来主持的。所以,当一个神父来了之后,那些接受洗礼的人们大多已经入教了。[4]还有,因为雍正皇帝禁止基督传教活动,结果导致1735年信教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2)从1740年到1780年,信教人数很少。直到1840年,传教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这一时期信教人数稀少,不足为奇。在1800-1840年间,因为惧怕清政府发现信教活动并逮捕教徒,这一时期教区没有保留任何信教情况的统计数据,但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中国神父却保存下了非常完好的1790年代的统计资料,这些数字也显示出信教人数是非常低的。1834年,当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传教士在一年之内就为185人进行了洗礼后,主教艾若雅敬(Giovacchino Salvetti)即写信提醒他说,一份1760年的教会规定,如果成人做不到宁死不背教的话,则不能对其进行受洗。[5]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随之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是信徒仍然很少。1858年,一位传教士曾抱怨说基督教的教律太过严苛,杜嘉华阨尔(Gabriele Grioglio)主教回应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人们入教并不重要。与传播福音活动相比,传教士们更乐意担当老天主教村的本堂神父进行工作。在那里他们希望当地人能成为更正统的天主教徒(就像欧洲的天主教徒一样),并且建造和管理诸如教堂、保赤会和神学院等新机构,以便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19世纪50年代,当主教杜嘉华阨尔将中国神父王廷容(Josephus Wang)派遣到西山传福音时,双方都认为此举对王而言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6]

(3)在1876年,天主教徒的人数呈现了突然上涨随后又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光绪三年华北出现了大旱灾与饥荒。由于饥荒,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山西。他们带来了从欧洲和美洲募捐来的大量善款,但因为没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他们便将其中的一部分钱款交给天主教传教士,由他们分发下去。天主教传教士也在欧洲筹集了一些善款。他们将善款只分发给天主教徒,因为当时人们非常贫困和绝望,这一举动会吸引他们加入天主教。[7]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饥荒的缓解,善款用尽,而信教人数则开始下降。基督教的情况不包含在这些统计数据之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开始了传教活动,但其数量与天主教徒相比是非常少的。到1898年,山西省共有1 513个基督徒,而天主教徒则多达24 760个。

(4)在1900至1939年间,天主教成人受洗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时期,欧洲方面传来了批评传教士的言论,称他们在中国传教进行了300年,但信教的人数却少得可怜。[8]因此欧洲的传教士与中国的神父们彼此相互竞争,以发展教徒。由于山西的传教士也收到了庚子赔款中的两千五百万两白银,[9]这笔钱使得太原教区富有起来,于是传教士便用钱去收买人心,让人们入教。[10]在朔州、五台、忻州等地,很多人就是因此而入教的,当时人们生活贫困,又饱受1920年代军阀混战及后来日本侵略所造成的苦难。这一时期,成人受洗人数的波动是因为几个新教区的建立,在教区重组过程中,导致了入教人数有所下降。而1939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又直接促使了入教人数的猛涨。一般情况下,一个成人受洗之前,需要经过两至三年的学习。但由于该年战乱,神父们对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们实施了洗礼。

二 天主教徒的人口总数

如果我们将成人受洗的情况与山西天主教徒的总人数情况作一个对比,将会有一些更加有趣的发现。

图2 山西省1840-1939年间天主教徒与一年告解一次的教徒的总人数情况

图2反映的是山西省天主教徒的总人数情况。它起始于1840年,因为在此之前教区并不对教徒做正式的记录,因此从1620至1840年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可靠的。从1840年开始主教每年收集一年告解一次的教徒总人数,如图表二所示。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会要求教徒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弥撒和领圣体仪式。在欧洲这些仪式是在复活节举行,但是在中国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神父,所以他们每年会到每个天主教村庄下会一次(按天主教徒的说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里的人们举行他们的领圣体仪式。在领圣体之前,每个教徒都要向神父告解一次,神父们记录参加告解的人数。每一年度的告解就是天主教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可以当作他们实践活动的证明。教徒中很多没有参加年度告解活动的可能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神父太少而没能够顾及到所有的村庄(就像1850年代的情况一样)。

那么,上述图2中又能向我们说明些什么呢?

(1)从1840年到1900年,天主教徒的人数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人口大约从7000人发展到25000人。由于这个时期入教的人数较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教徒人数增长中的很大部分是因为那些有老教徒的家庭和村庄的人口增长了。这一时期,尤其是1860年之后,参加每年告解仪式的教徒人数的比率比较高,这是因为传教士注重提高对老天主教徒的工作质量。虽然在1870年代由于干旱和饥荒,使得入教的数目有所增加,但是教徒的数目有所下降的,究其原因是虽然入教的人多,但是很多教徒在饥荒中死去或移民到其他地方居住了。很显然,这一发现对于我们解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有意义的。

(2)在1900年到1940年间,尽管天主教人口总数出现了大幅增加,但是参加年度告解的人数却增长低缓。如图表一所显示的,当时入教的人数很多,也难怪教徒的人数会有所增加。而年度告解人数增长缓慢表明这一时期很多教徒只是名义上的,尽管他们也登记在案,但却不参加天主教仪式活动。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如果他们入教只是为了钱,那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表明大多数参加天主教礼仪的教徒往往还是那些在清代早期举家入教的家庭,他们的数量是随着其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

截至目前,本人尚未获得20世纪40年代以后山西天主教徒的统计资料情况。很多在20世纪早期成功地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地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了。那些为了金钱而入天主教的贫困山区的民众,到后来也成为中共土改政策执行中最积极的响应者。有证据显示,到1950年代末期,在这些地区仅有少量的天主教徒了。例如,在五台县,这里早在1870年代就有了天主教徒,到1951年时,发展到了8 060个,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88年,教堂重新开放时,那里却仅有341个教徒了。另一方面,在一些可以追溯至清代早期的老天主教乡村里,信教人数持续增长,一直到1960年代初。[11]根据50年代至今的统计数据显示,天主教徒人数在1950年代早期出现了急剧下滑的趋势,因为在20世纪早期那些只是在名义上信教的人又纷纷离开了教会。之后的1960年代,信教人数可能出现了第二次下降,原因是那些老天主教乡村中的人们被迫放弃其宗教信仰。但是,这与20世纪早期教徒真正离开教会不同,他们这时只是在名义上离开,到1980年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的时候,便再次投入到了宗教活动的实践中去了。自从90年代以来,又有证据显示,在山西入天主教的人很多,但是除了这些新教徒之外,我认为很有可能今天山西的大多数天主教徒恰恰是清代早期天主教教徒的后裔。

[1]方 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8:271.

[2]汾阳教区史(1926-1996)[M].天主教汾阳教区编印,1996:41.

[3]方 豪.中西交通史[M].中国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855-862.

[4]Fortunato Margiotti,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M],Roma: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116-119.

[5]Archivium Propaganda Fide(APF)[J].SRC Cina e regni adiacenti,vol 8:36.

[6]Archivium Propaganda Fide(APF)[J].SRC Cina e regniadiacenti,vol 16:912.

[7]Giovanni Ricci,Barbarie e Trionfi:Ossia le vittime illustri del San-si in Cina nella persecuzione del 1900[M].Firenze:Tipografia Barbera,1910:62-78.

[8]Léon Joly.Le christianisme et l’extrême orient[M].Paris:Lethielleux,1907.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547.

[10]Léopold Levaux,Le Père Lebbe.Apôtre de la Chine moderne(1877-1940)[M].Bruxelles:éditions universitaires,1948:96-103.

[11]郭全智.山西天主教概述[Z].2007: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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