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淑青

我蹬着红色高跟鞋来到郑家湾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整个小山村此时沐浴在一片绚烂的夕阳之中。

郑家湾还有一个名字——郑家岭，只因这里山多、水多、纵横交错的小山岭更多，因此而得名。在这里出生的每一个人，从小就开始酝酿一个梦，沿着山脚的小路走出大山，走出如一口枯井般的郑家湾。长大后，他们大部分人把梦安放在了自己的行囊里，在父母的声声叮咛中潇洒地离去。有些人功成名就了，有些人依旧落魄潦倒，无论是哪种人，一去就很少再回来。他们无疑都背叛了这块土地。随着他们的出走，这块水草肥美的土地日渐荒芜，只剩一些荒草野蔓的田地和风烛残年的老人。走在田垄间，我可以清晰地闻到泥土质朴的芬芳，小草淡雅的清香，也若隐若现地闻到了时光渐渐老去的发霉味，像面前的这间老房子里散发出的味道。这间土木房，原是太婆住着的，前几年太婆去世，房子便再无人打理。现在，房子已经歪歪斜斜了，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像那迟暮的老人，或许死亡就在下一秒。每年的暑假，太婆会拄着朱红色的龙头拐杖，步行十余里路去镇上接我到老房子小住一阵子。我喜欢太婆，她是个慈祥温和的老人，我也喜欢郑家湾，这里是我的乐园，我在这里抓知了、抓螃蟹、偷西瓜、偷红薯、偷玉米棒子、爬树、游泳，脱离了父母的视线，便可以为所欲为、无拘无束。有时候玩得忘了时间，太婆会在天色暗下来之前，在田间、山上或者小溪水边，迎着袅袅炊烟，一声接着一声着急地唤我的乳名。她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尤其在她生命的后十年，那条拐杖成了她的第三条腿。虽如此，她依旧很爱走路，兴致来的时候，邀上村里的三五个老人，用蹒跚的步子去镇上或其他村庄看戏，她犹爱越剧，那是她家乡的戏种。当村里要请外面的戏班子来演戏时，郑家湾颠覆了以往如水般平静的日子，好像过节一般，一传十、十传百。周边的村民纷纷赶了过来，有时候祠堂前的那块空地还容不下那么多看戏的人。看戏的大多都是周围守寡的老人，在得到戏讯时，有些人早早地守候在了戏台下，她们看得不仅是戏，还有那份“咚咚锵锵”久违的热闹，她们已经孤独太久了。她们每个人都是太婆的翻版，极其平凡，但却又是不平凡的。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甚至连姓名都不曾被人记起，哪怕是她们的子孙后代，就像我不知道太婆的名字一样。

这座偏僻的小山村，在太公年轻时的那个年代，又穷又破，本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在郑家湾。不是郑家湾的小伙子不够高大结实，而是她们穷怕了，谁愿意一辈子窝在这穷乡僻壤间，脸朝黄土背朝天，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她们选择不了家庭的贫富，出身的好坏，出嫁对于她们是选择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谁都想嫁到城里去，就算嫁给城里的一个懒汉也要比郑家湾的好汉要强。村里的后生们无奈之下，只有去请周边那些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媒婆们，如果事成了一定给个大红包。谁家要是娶到媳妇了，那可是村里的头等大事。郑家湾的村民们在办喜事的那天会不约而同地赶过来，迎亲、摆酒席、放鞭炮、闹洞房、看热闹，忙得不亦乐乎。每户娶亲的人家都要大办酒席，宴请全村的老老小小。哪怕是咬过自己的一条狗，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也要放下所有的成见，让狗吃上几块肉骨头才算完事。村子不大，人口也不多，办上七八桌也就差不多了，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个保守的年代，还不崇尚自由恋爱，男女相识多是靠媒人牵线。太婆是从邻县的诸暨嫁过来的，那年她十八岁，太公也正当年盛。两个年轻人虽隔着万水千山，但第一次见面却将两颗为彼此滚烫的心紧紧地牵在了一起，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即使有爱慕之情，他们也不敢轻易地说出时下年轻人脱口而出的“我喜欢你”、“ 我爱你”之类的话语，他们的爱是含蓄的，更是认真的，选择了对方那就意味着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一辈子。娘家人在太婆耳边轻问太公怎么样时，太婆低着头，羞得说不出来一句话。太婆生活在闭塞的小山村里，已经习惯将心事深埋在心底，就像她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山村，静静地躺在山沟沟里，不刻意地寻找，真的很难找得到。然而媒婆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到太婆脸上泛着的红晕，便明白这事十有八九要成了，关键是说服娘家人。媒婆便添油加醋地大夸特夸了太公一番，像太公这样的大小伙子也被媒婆夸得不好意思了。结果可想而知，娘家人答应了这门亲事。郑家湾的女人很多都是邻县的，有永康的、有东阳的、有兰溪的，她们的情感历程大抵和太婆相差无几。从外县嫁过来后，她们把自己的青春、情感、生命以及所有的所有都浇灌在了这片土地上，倾注在了她们破旧的小家里，像田里的草垛，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别人，无怨无悔。我从没有听太婆说过一句郑家湾的方言。她和村里的女人们就像村口的那棵大樟树，每一条根须都深深地嵌入泥土中，每一寸泥土将根须紧紧地包裹住了，但在它的身上，钉着一块永远取不下来的铁片，那铁片上清晰地刻着樟树是从某某地迁移过来的。太婆经常说的一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有人问起她是哪里人时，她总说自己是郑家湾人。但那从不曾生疏的诸暨口音，提醒着人们，她是诸暨嫁过来的女儿。不是村里的女人笨，学不会当地的方言，而是她们不想丢弃自己的母语，这是对于家乡最后的眷念。

在众多兄弟姐妹间，太婆是最疼我的。她喜欢抱着我，摇着麦秆扇，饱含激情地清唱一小段越剧，尤其是那段著名的《十八相送》，被太婆演绎得极其凄美缠绵，如今每每听到那段越剧，总会想起太婆伴我走过的那些日子。太婆怜爱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跟着她学诸暨话，我没去过诸暨，却可以听得懂，这都是太婆的功劳。2008年的夏天，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我突然得到了太婆与世长辞的不幸消息，悲伤之余一个同学邀我去诸暨那边上班，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我带着一份莫名其妙的悲壮苍凉之感，好像不是去上班的，而是去完成使命的。几经周折，我终于在诸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寻找到了太婆曾经生活过的踪迹，终于听到了在兄弟姐妹耳里如外国话一样难懂的诸暨话。我静静地欣赏着每一处风景，轻轻地抚摸着每一片落叶，细细地用双脚丈量着每一寸土地。八十多年前的这里是这样的吗？这里的人们还记得八十多年前，那个远嫁到郑家湾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姓名的女子吗？或许太婆在这条小溪里洗过衣服，或许在这棵梧桐树下乘过凉，或许在这石板凳上遥望过蓝天，或许在前面的茶山上采过清明茶，或许在旁边的青草地里梦见过她的初恋情人……想着想着，心变得柔柔的、软软的。这里和郑家湾都是十分偏僻的山村，两个村庄离得很远，都没有通车。外婆出嫁时应该和所有的姑娘一样满怀新婚的幻想和憧憬，还有就是别人所不能感受得到的——和故乡永别的决然之情。婚姻对于外地嫁到郑家湾的女子来说是幸福的，也是残酷的。要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必须和自己的故乡、亲人分开，一去就不知道何时再能回来，有些人或许一辈子也见不到了。事实也如此，郑家湾的一群老人中，回家省过亲的寥寥无几，那时候交通太不发达了，日子太贫困了，想要回去一次何尝容易？

饥寒交迫的年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男人们会起早贪黑地去地里干活，只是为了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工分。干不动重活的小脚女人也不闲着，她们不分白天和黑夜守着一架织布机。她们有一双布满老茧的巧手，能织一手的好布。她们织的都是粗布，有蓝白格子的，有黑白条子的，素净大方，冬暖夏凉，穿在身上分外舒适。每逢赶集，男人们便会把布装上独轮车，后面跟着个小脚女人，风雨无阻地去镇上吆喝：卖布咯，卖布咯……有人办喜事上门来预订粗布时，她们才会在黑、白、蓝中间掺杂些许的红丝线，红色在中国历来就是吉祥喜庆之意。她们的织布机清一色都是邻村姓万的一位木匠师傅做的，我小时候看过太婆织布，由于时间久远，记不真切织布机的构造和繁杂的工序了。只记得到秋冬两季，每天的午后，村里的女人就会凑在一起，一边整理着手中的丝线，一边唠着家常打发无聊的时光。她们聊的内容无非就是张三家的母猪生了十个小猪崽，李四家的小鸡被可恶的黄鼠狼给叼走了。她们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永远织不完的布，我有时候也会饶有兴致地坐在太婆身边静静地听。她们就是这样平静地生活着，在织布机枯燥的声响里，迎来一个个黎明，送走一个个黄昏。春来冬去，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像村里其他不甘寂寞的年轻人一样，背着大包小包去外面闯自己的天地。为人母多年的她们，便把思念一圈一圈绕在织布机上，亲手为远在他乡的孩子们缝制了一套衣服，每一套衣服上的布都是用母亲千千万万的不舍和祈祷织成的。她们织的不仅是布，还有那纵横交错的时光经纬线。无情的时光一点点染白了她们的头发，岁月的风霜在她们脸上刻出了一道道皱纹，曾经那个一见钟情、相许终身的男子也已老去，在风雨交加的晚上毫无征兆地先她们而去，从那以后，织布机上又密密麻麻的多了一份刻骨的寂寥。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鸿篇巨著。她们不识字，更不会写，她们是坚强的，从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诉说自己的不幸和苦难，她们只有把过往的一切心酸血泪史一起织进一匹匹黑、白、蓝相间的粗布里。每一匹布，都承载着无数的爱恨情仇。她们变得更老了，她们担心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手脚不再利索了，老眼开始昏花了，她们织不动布了。只能各自坐在门槛上，用呆滞的双眼望着那条唯一通往外面的小路，期盼着自己的儿女早早地回家。村子里安静了许多，没有了织布的声音，没有了唠家常的声音。老了，她们真的老了，老得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时光就在她们老去的同时，慢慢地拉长，她们斜倚着木门，苦度着漫漫光阴。在最后的日子里，她们梦见了躺在前山上的丈夫。太婆曾经跟我说，只要一闭上眼，就可以听到太公在对面山头上叫唤着：“老婆子，我想吃你做的手擀面了。”说到这时，太婆的双眼开始闪闪发光，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不久后，太婆去世，村里的那些女人们也在不同的时间相继去世。

一路走着，一路寻着，惊奇地发现郑家湾老了，那座木桥有点破了，山上的树木也有些枯死了，老房子的墙壁上布满了青苔，流动在这座小山村里的时光也老了，发生在小山村里的故事也变老了，老得不成样子。兴许和村口的王婆婆一样，得了老年痴呆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