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

摘 要：辽代契丹族的捺钵制度是根植于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之中的。捺钵制度的本质和精髓一即渔猎、畜牧等生产活动既是捺钵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其生生不息、往复进行的载体，捺钵制度其实也就是契丹游牧民族自己的四时生产、生活方式。

关键词：捺钵；渔猎；习俗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08-02

辽代契丹族的捺钵制度是根植于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之中的。《辽史·营卫志》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载：契丹民族“……有事则以攻占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从而揭示出捺钵制度的本质和精髓一即渔猎、畜牧等生产活动既是捺钵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其生生不息、往复进行的载体，正如同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一年四季依照时令春播、夏锄、秋收、冬藏一样，捺钵制度其实也就是契丹游牧民族自己的四时生产、生活方式。

一、捺钵制度与契丹民族的渔猎习俗

渔猎是契丹族的一项古老的民族传统习俗，契丹民族所居之辽河流域，具有与蒙古高原明显不同的地理环境，因此也催生出与塞北游牧民族纯畜牧生产颇为不同的渔猎经济，虽然在辽朝中期以后，农牧业经济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渔猎活动仍作为一种习俗加以传承，以此为基础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契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捺钵制度。

辽代统治者为了便利捺钵期间大规模的渔猎活动，对渔猎活动的准备及具体过程都设置了一些专门机构和人员。比较有名的就是鹰坊一负责管理、饲养和训练鹰鹘（海东青）的机构。鹰坊内设专职官员鹰坊使，以典其事。除鹰坊外，辽朝政府还设有“监鸟兽详稳司”机构，辽代还于各“围场”设专职官员，负责“围场”事务。

辽代四时捺钵时间的形成是与北方气候及动植物生长繁育习性相适应的。如春捺钵时间大体为冬末春初，正值北方天气寒冷、江河冻结的时候进行“凿冰钩渔”活动。而秋捺钵选择在秋季入山射猎，即因为秋高气爽的时节，鸟兽膘肥肉厚，皮韧毛丰，猎物最具经济价值。辽代捺钵之地是作为辽朝皇帝的专用地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即便是朝廷命官也是不允许在其中射猎的。如天祚帝时，“行军将军耶律涅里有禁地射猎之罪，皆弃市。”①《辽史》卷28《天祚帝二》由此可见对围场封禁之严。

辽代捺钵制度中的渔猎活动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形式和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具体的渔猎形式主要有围猎和游猎两种。围猎是一种在朝廷组织下的大规模的射猎活动，如《辽史》所载辽朝皇帝春捺钵捕天鹅，就是一种围猎形式。北宋苏颂使辽期间，对契丹人围猎场景曾有过相关记载：“北人（契丹人）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常以千人以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②《魏公集》卷13《使辽诗注》游猎相比较而言规模较小，形式也较为随意。在辽代传世的绘画及辽墓出土的壁画上绘有很多辽代契丹人游猎场景画面。

辽代契丹人根据长期的渔猎经验，创造了很多极富古代北方民族特色的渔猎方法，如“鹰捕天鹅法”还有一些长期流传，沿用至今。如“凿冰钩渔法”“撒盐哨鹿法”等等。“鹰捕天鹅法”因与辽亡相关而为后世所熟知。即以海东青（鹰）在空中猎杀天鹅的方法。而“凿冰钩渔法”“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老百姓至今还在使用这一方法在冬季垂钓。“撒盐哨鹿法，也为辽人所常用。这种猎鹿方法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我国东北鄂伦春族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在使用这一方法进行捕鹿。

二、捺钵制度与契丹民族的畜牧习俗

《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处，草居野次，靡有定所，岁时畋牧平莽间。”“生生以资，仰给畜牧。”辽初，畜牧业是契丹人的核心产业之一，与渔猎业并驾齐驱，在建立国家之后，辽朝皇帝依旧过着“马逐水草，人仰湮酪”的生活。大量的畜群既是皇室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支撑辽代四时捺钵制度正常运作的经济基础。在长时期的畜牧生产实践中，契丹人逐渐形成了极富民族与地域特色的畜牧生产习俗。

首先，为了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对畜牧品的需求，辽朝政府选择最好的草场建立国有牧场，由政府设官统一管理，史称“群牧”。辽太宗时，群牧制度趋于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职能比较完善的群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隶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营牧场。契丹的群牧牧场散布于辽国各地。但以西及西北草原地带为多，如“西路群牧”“北陉群牧”“漠北群牧等等，都散布在西北一带。此外，在南部与中原接壤的丘陵群山中，也有契丹人的官营牧场。

其次，辽代契丹人在长期的畜牧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牧养方法，如他们可以根据头年冬季降雪量的大小，进而推测第二年畜产的丰歉。在长期的放牧实践中，契丹人对羊马的生活习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苏颂使辽曾亲眼看到契丹人放牧的方式“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彼彦云：‘一份喂，十分骑”。①《魏公集》卷13《使辽诗注》此外，在有些地方还实行定期放牧、定期收回的牧养法，开人工饲养之先河。正因为采用较为合理的畜牧方法，因此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正如史载记述的那样：“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②《辽史》卷60《食货志》辽代畜牧业的繁荣，对辽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与捺钵制度有关的契丹民族特有的娱乐习俗

娱乐休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在生产、生活之余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陶冶人们的情操，从而促进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地理环境的差异，因而造成各民族在娱乐习俗方面既有继承和传袭，又大相径庭、千差万别。其中，辽朝位处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承上启下的地位，又由于其捺钵制度在辽朝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因而对辽代社会文化与娱乐习俗也有很深的影响。

契丹人在捺钵期间渔猎活动后，往往有猎后大规模的宴饮活动。契丹人猎后欢饮，在传世辽画及出土辽墓壁画中多有形象描绘。如契丹著名风俗画《卓歇图》所画契丹人在狩猎归来的宴饮娱乐场景。至于皇帝渔猎归来后的宴饮歌舞活动的场面更为宏大，也更加制度化。如辽朝皇帝每年在捕得第一只天鹅后，要举行盛大的：“头鹅宴”，以天鹅为中心，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并进行歌舞娱乐活动。《契丹国志》载，在春捺钵期间辽朝皇帝猎捕天鹅：“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辽史·营卫志》亦载：“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如在春捺钵期间钓得第一条牛头鱼，也要举行“头鱼宴”。《辽史·国语解》载：“头鱼宴，上岁时钓鱼，得头鱼，则置酒张宴，与头鹅宴同。”契丹民族宴饮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宴乐一体”，即“音乐”与“酒宴”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化习俗和酒文化习俗的交叉重叠。春捺钵宴会上演奏“国乐”，国乐是由契丹族传统的原始音乐发展而形成的一种音乐。另外，宴会上的客人往往也要即兴起舞，连皇帝本人有时也会即兴弹奏乐器舞蹈。由于春捺钵期间，辽朝皇帝召见女真各族首领，所以往往借此考察女真首领的忠诚，史载：“天庆二年（1112）二月丁酉，天作皇帝“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之外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③《辽史》卷27《天祚帝一》。契丹皇帝强令被宴者起舞，遭到阿骨打的断然拒绝，由此挑起了女真灭辽战争。

四、捺钵制度与契丹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虽然宗教信仰习俗大多荒诞不经，但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是人们维系民族存在的精神纽带，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宗教信仰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因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从内容到形式有相似的一面，又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异性。辽代契丹人作为东北渔猎民族之一，在承袭了先代匈奴、鲜卑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所创造出的四时捺钵习俗文化是契丹习俗文化的根基，因而其宗教信仰习俗也就自然有着和中原文明不同的一面。

契丹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把山看作是本民族的发祥地，也是死后灵魂的归宿地，主宰着契丹人生前的幸福及死后的命运。因此，山在契丹民族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这其中又以木叶山及黑山最受尊崇，木叶山所处的地理位置经过学界的多方考证，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潢河和土河的交汇处附近。而这一带，正是辽朝皇帝冬捺钵地广平淀所在之处，契丹人所祭之黑山，史载，黑山在“庆州北三十里……每岁来幸，射虎障鹰”。“穷冬盛夏，不废驰骋……京东北有山日黑山日赤山日太保山，山水秀觉，麋鹿成群，四时游猎不离此山。黑山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赛汗山。是大兴安岭西部的最高峰，雄伟壮阔，森林茂密，野兽众多。契丹人秋捺钵之地多选在此。辽代秋冬捺钵之地即在二山附近。与二山在契丹人心中的神圣地位有重要关系。由契丹人祭祀木叶山及黑山所形成的祭山习俗，也就被赋予浓厚的契丹民族色彩。

木叶山作为契丹祖先的发祥地，本身就成了契丹人“祖先”的象征，这同中原汉族尊崇黄帝陵的意义是一样的，祭木叶山，即为祭祖也。祭祀祖先，“示不忘本”，同时也是企求祖先“神灵”保佑皇朝统治稳固昌盛，子孙后代世世平安。

辽代契丹人祭山的时间分为固定和非固定两种。固定时间的的祭祀，木叶山，指每岁春秋两次大的祭祀，如《辽史·地理志》中有“木叶山……春秋时祭”“春秋告赛”的记载。黑山指每年的冬至日祭祀。因为“冬至阳气起”、白昼慢慢变长，是个吉日。时问不固定的祭祀，一是契丹人兴兵征战之前要祭山。二是每当辽朝皇帝举行再生礼、柴册礼时，要祭山。三是当辽朝皇帝外出巡幸亦必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