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

雕漆是中国传统髹漆工艺的一个重要门类，它是采用天然漆树汁（俗称天然大漆），在木、铜、竹等胎体上进行多层髹漆，待涂抹出一定厚度后用刀在其表面进行浅刻或浮雕等装饰的工艺。雕漆按其所髹漆色和髹涂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黑、剔彩、剔犀几种。雕漆是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与玉雕、牙雕、景泰蓝一起被称为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

髹漆工艺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而雕漆工艺则是自元代晚期才开始从江南传入北京，成为宫廷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是北京雕漆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宫廷设立了专门制作雕漆工艺的机构——果园厂，雕漆完全变成皇家御用官办制作，对设计、制作、材料的选购都有极大的投入。清代雕漆工艺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受到皇室的青睐与推崇，促成了雕漆业的全面繁荣，并使之达到巅峰。这一时期的雕漆工艺不仅在雕刻题材上融合了各种艺术的精华，而且在器型和纹饰上有所探索和创新，从而产生了大量精致华美的雕漆工艺品，形成了材质、技艺和文化巧妙融合的工艺特点。清末民初社会处于动荡和转型期，北京雕漆的发展也由宫廷御作走向自产自销、自负盈亏的民间作坊，这一变革与更新促使北京雕漆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历史新面貌。

官民共享，作坊遍地开花

20世纪初清政府统治的最后12年里，北京雕漆生产出现了官办与私人作坊并存的两种形式。一方面，清政府在经济上实行“新政”，目的在于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以期挽救封建统治。虽然这些措施未达到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雕漆等传统工艺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人对中国工艺品充满了浓厚兴趣，出口需求增多；再加上当时许多宫廷匠师流落民间，为了生计不得不开设私人作坊，而这种小规模的民间作坊由于生产灵活、成本价格相对低廉，容易被市场认可，逐渐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并得到迅速发展。

清朝末年出现的官办工艺局是“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一生产形式的出现不仅仅可以满足帝王的消费，也带有一定的营利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由于社会动乱和战争造成的无业游民的生活问题，并推动实业的兴办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工艺局在技术改造、督促生产等方面对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工艺局如：1900年由黄思永、黄中慧父子创办的善后工艺局，开业地点位于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公园，其中设有珐琅、雕漆、裁毯等作坊，招募工人逾400人。1902年清邮传部尚书陈壁在担任顺天府尹时在彰仪门外的四眼井开办的北京工艺局，下设15科，如玻璃科、画涂科、雕漆科、织工科等等，有工匠徒弟500余人。该工艺局分为官办和官商办两类：官办由总局发给工人薪俸及徒弟伙食，官商办的总局只给伙食不给薪俸。另外，同年创办的农工商部工艺局、北洋工艺局和北京首善工艺厂等等也有部分雕漆生产。当时官办的工艺局基本沿袭了清宫内廷漆作的生产方式，所以产品做工精良，但是统一由官员来筹划生产，效率低而成本高，再加上生产的产品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与民间作坊同时面对市场竞争时处于劣势。此外，创办工艺局的初衷原本是脱离统治者的消费需求，发展实业，但因其仍然是政府官员掌权管理，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仍然可以视为宫廷制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延续。

清末民初，一些王公贵族纷纷倒卖、走私宫中宝物，西方商人也大量收购古旧文物，一时间北京修复、复制古旧工艺品的风气甚嚣尘上。前门大栅栏、和平门琉璃厂、东岳庙旧货市场、隆福寺等地的古物旧货充斥于市，人流涌动，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手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许多从宫中流失出来的原造办处的艺人及其后人借机开办私人工艺作坊。自此民间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5年，就有“继古斋”和“德成”两家雕漆作坊相继成立。“继古斋”是出自宫廷的匠师李茂隆、肖乐安、肖兴达、吴瀛轩等人在中剪子巷谈字胡同开设的私营雕漆作坊，它也是民间雕漆作坊的开始。“继古斋”在创办之初主要是为了修补因战乱而从皇宫流落到民间的雕漆器物，之所以取名为“继古斋”，是想要继续中断了的雕漆事业。“德成”是由宋永（兴）贵在北京安定门内的谢家胡同开办的，规模小于“继古斋”。

由于修补并仿造传统的雕漆器物报酬相对丰厚，到了民国时期陆续开设的雕漆作坊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民间雕漆作坊一般都是前店后坊的形式，且以修复、仿制、复制破旧雕漆为主，如果有额外的客户订单也会按要求加工生产。雕漆工艺分为制胎、制漆、髹漆、画稿、雕刻等诸多步骤，一般制胎工序以订单要求的形式向相关制胎作坊订购铜胎或木胎。除雕刻外，其他工序由作坊内的年轻学徒完成，技艺较高的雕刻则由老师傅来完成。民间作坊的生产基本是由作坊主带领的，以招收学徒为主，在作坊生意较好的时候也会招收部分工人，工资普遍低廉。学徒一般学满三年又一节（即三年时间为学徒期，没有任何工资。三年后的“一节”期间可以领到半份工资。比如出徒时是春节，从这一时期到端午节的“一节”可以领到半份工资。过完“一节”学徒期才宣告正式结束）才能出师，出师后一般会留在原作坊工作一到两年，其待遇以供给食宿和年节时发放少量奖金为主。

清末，由于雕漆作坊在修复、复制古旧文物之时可以见到不少古代雕漆实物，又以清宫的雕漆器物较多，所以作坊在大漆材料的选择、胎型的趋向、髹漆方式、题材内容、雕刻风格上基本都是承袭了清代风格。制胎工序交给专门的胎制作坊制作之后，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并且胎体较之清中期的更加规矩、光滑，便于髹漆。在这一时期，“继古斋”和“德成”雕漆作坊的艺人一般都会把别人送来修复的残旧雕漆的胎型大小、尺寸、颜色、厚度、装饰分布一一记下来，并把器物的图案拓描下来留为底本，然后仔细观察临摹其形式和技巧，如此不断积累经验，然后才开始独自设计创新。

1900年以后，从宫廷走入民间的雕漆制品开始出现商品化特征，在产品上出现可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高、低档产品，以期在满足海外出口需求的同时还能够获得上层社会商贾士绅的青睐。无论是官办工艺局还是民间的雕漆作坊，其雕漆产品主要以模仿清代中期以前的雕漆器物为主，并且以经典器物为主要模仿对象，如瓶、盘、罐、炉、尊、花觚等。漆色主要以剔红、剔黑、剔犀、三色剔彩为主，乾隆时期的多色剔彩技艺在清末已不复存在。而在装饰题材及构图布局上基本延续清代雕漆的风格，变化甚微。

清末，英、法、美等国家开始兴办赛会与博览会，经历初步恢复的北京雕漆业也积极选送作品参展。如最早有北京雕漆制品参与的赛会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城举办的博览会，当时北京的景泰蓝、地毯等大宗展品同时参赛并获奖；1905年，在比利时黎业斯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博览会，北京雕漆和景泰蓝以精品参展，并获得铜牌奖；1910年，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开拓者张謇提倡仿效国际博览会，组织兴办了晚清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等等。这些赛会举办的同时，雕漆工艺正处在恢复起步阶段，所以相比已经在这些赛会上获得不菲成绩的景泰蓝及其他工艺品种来说，雕漆在工艺品领域中地位的恢复仍然比较缓慢。不过这些兴盛起来的有关传统工艺行业的赛会，为此后民国雕漆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海外市场瞩目的“中国货”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开始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时期，国内战争不断，百姓生活依旧动荡不安。1928年开始，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民国之初，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认识都发生了巨变，但清政府遗留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加上连年混战，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依然未见佳境。20世纪20年代开始，雕漆行业的发展更加依赖海外市场，其生产状况与出口紧密相连。

民国初期，官办性质的工业局、雕漆科已经消失，民间作坊成为这一时期的生产主体。清末开办的“继古斋”和“德成”两家雕漆作坊在规模上也有所扩大，新一代雕漆艺人相继出师，独自开办雕漆作坊，民间雕漆作坊的队伍更加壮大。如1922年“继古斋”匠师肖兴达的弟子李永惠在出师后独立开设了“和合雕漆局”，该作坊开办之初，主要是从其师父那里接手零散细活，待作坊稍具规模才开始独立生产创作。“继古斋”匠师肖乐安的弟子孙彩文也开办了“文艺社”，主要制作一些雕漆小件器物和摆件。除此之外，雕漆作坊的后起之秀还有由宋永贵的弟子张增明开办于南池子附近的“明古斋”，苏增安在鼓楼草厂附近开办的“苏记”，毕增荣、胡增瑞等人开办的“信义”，李增永、于宝元开办的“振兴”，霍宝光开设的“宝文成”，张秉芝成立的“全信斋”，张志胜开办的“聚义信”，等等。

20世纪的20～30年代中期，北京雕漆行业开始繁荣，最兴盛的时期为1930年。当时民间已具规模的雕漆作坊有20多家，从业人数约400人。其中尤以“继古斋”“德诚坊”“和合局”“明古斋”的名声最大，规模及师徒人数最多，作品也最为精致。

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博览会第一人”的张謇仍在致力于对传统工艺发展的推动。在民国成立之后，他就任实务总长，倡导民国政府组织传统工艺行业和手工艺人参加各种大型博览会。与此同时，北京雕漆的发展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生产出的许多精品均出现在各大博览会上，如巴拿马赛会、旧金山世博会、日本大正博览会等等。选送博览会展示的雕漆作品多为雕漆家具和雕漆陈设器物，其中家具以屏风、几案、绣墩等多见，陈设器物常见熏、炉、瓶、罐、盘、盒等。许多民间作坊在这些赛会上均取得佳绩。最具代表性的为“继古斋”艺人肖乐安、吴赢轩、于宝元等人共同设计制作的剔红“群仙祝寿”屏风。该作品由当时的财政部雇员肖纹收购，转送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该博览会金奖，这也是中国雕漆作品首次在国际上夺魁。当时的黎元洪总统还专门为之题写了“雅艺绝伦”四字匾额。国际赛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雕漆在海外的声名，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北京雕漆的出口基本以英美国家为主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欧洲地区的市场严重萎缩，北京雕漆制品的海外销售市场由欧洲国家转向局势平稳的美洲和南洋地区，其中美洲逐渐成为最大的销售市场。进入民国以后，各国商人在北平设立的洋行比清末时期有所增多，并且这些洋行参与到北京雕漆制品的销售中来。以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商人为代表，纷纷设立洋行，收购雕漆制品销往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中较为活跃的有清末设立的英国仁记洋行，主要在六国饭店、石大人胡同及外交部街营业，出口锡器、北京珠宝、古玩、漆器及景泰蓝等，销往美英及南非等地。创办于1912年的瑞士利百文洋行（礼惠洋行），本行设于苏黎世，1930年在北京创办分号，经营地点设在北京东长安街，出口商品主要以瓷器、景泰蓝、地毯为主。另有丹麦的汉森洋行于1933年在北京设分号，以经营黄铜器、景泰蓝、绣货、漆器、地毯等中国传统工艺品的贸易为主。当时许多民间作坊和贸易商纷纷建立合作关系，交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贸易商获得外国订单之后在作坊中定做符合要求的商品，待完成之后自行运到国外；另一种是直接从作坊收购雕漆成品，再转卖给洋行，不直接参与出口活动。民国前期，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仁立公司，是专为外国人代收北京雕漆制品的机构，吸引了日本山中、德国普林、美国隆聚等在北京设立的洋行争相选购，输往国外。各国洋行对北京雕漆的出口刺激和促进了雕漆行业的生产发展，但洋行所具有的资本家属性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雕漆作坊利润的剥削，这也给北京雕漆的发展带来一定阻力。正是由于对外销的依赖程度过大，一旦遇到战事或经济低迷期，北京雕漆工艺品的生产就显现危机，而由于民间作坊只注重眼前利益，不能有效自发地组织生产，做出长期的发展规划，这也成为导致抗战爆发之后北京雕漆业几近灭绝的潜在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北京雕漆业以作坊生产经营的模式存在，虽然这对于传统工艺的长远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小作坊的繁荣依然促进了这一时期雕漆工艺的传承。20世纪20年代以后，雕漆生产在设备上有了一定的改进，开始出现一些半机械化的磨制、抛光设备，使天然漆液被提取得更加纯净，制作各种色漆的效率也相应提高。在胎体的选择上依然是以铜、锡为主，少量家具选用木胎，制作工序依然沿用清代工序。

民国时期，北京雕漆器制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陈设类仿古器物和实用器物上。清末民初，许多民间作坊的艺人大多来自宫廷造办处，他们对前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雕漆器物十分熟悉，多以仿制前代的古器物为主，少有创新作品。20世纪20年代出师的新一代艺人们开办的作坊，除了制作少量的仿古器物外，更多的是生产适合海外市场的雕漆实用器物，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有一定的创新。

此时的雕漆制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器物，包括屏风、几、椅、杖、衣箱、柜、案台、文具、盘、盒、罐等；另一类是陈设观赏器物，此类器物基本仿自雕漆古物，或者仿照青铜器、古瓷器的造型制作，没有较大变化。如大瓶、觚、炉、樽等。雕刻的装饰内容基本以延续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吉祥寓意题材为主。民间雕漆作坊里从事雕漆的老一辈艺人们大都是从宫廷出来的，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较深，因而对雕漆器物的制作多局限于模仿前朝的工艺技法和风格，雕漆工艺相对保守和规矩。新一代艺人在装饰题材的选择上主要以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为主题图案，如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以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而选择山水、建筑等装饰题材的相对较少。植物题材都运用到周边装饰及锦纹上，并且还吸收外来的艺术元素，把中国传统的缠枝花纹、牡丹花纹改变成为颇具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西洋花卉造型，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海外出口雕漆商品的独特面貌。

在传承中发展

虽然民国时期北京雕漆作坊相对繁荣，市场需求也较兴旺，但是私人作坊里的学徒和工人们工作条件很差，待遇却不高。由于雕漆器物制作周期长、工作强度大，加之天然大漆容易使人皮肤过敏，对制作者身体有一定伤害，所以制作者十分辛苦。当时许多国外洋行对作坊的雕漆成品进行收购，经过商业资本家的层层剥削，剩下到雕漆作坊主手上的利润已经很少了。许多作坊只对学徒安排伙食和节日奖金，不发给工资；对招募的工人，作坊主一般采取计时或计件的方式来计算工资，这些待遇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北京雕漆业在民国时期的兴盛吸引了许多学徒来京学艺，当时北京雕漆作坊里的用工数量结构一般学徒占七成，少数规模大的老作坊学徒也占到一半。如“继古斋”在清末仅有师徒共20余人，到1925年以后，师徒增多至45人以上，其中除李茂隆、肖乐安、肖兴达、宋兴贵等几位老师傅及八九位已经学满5年以上出师的艺人外，其余均为新招收的年轻学徒。这一时期，雕漆传统手工技艺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相授来传承的。作坊给部分工人提供膳宿，学徒每月有3元工资，娴熟工人每月有10元工资，手艺人的生活有了保障，有利于雕漆艺人对于从调漆、制胎到髹漆、烘干最后到设计、雕刻、磨光，所有的工序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更有利于雕漆这类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许多作坊的学徒出师之后马上就能自立门户，从而对整个雕漆行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北京雕漆业一度兴盛，民间作坊的规模、数量、从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雕漆工艺在海外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双重刺激下，在技艺、造型、装饰上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相应的创新。从业人员的增多也为北京雕漆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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