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宇

鲁迅于1926年9月4日午后1时抵达厦门，当晚入住厦门大学；1927年1月15日离开——在厦门大学整整住了一百三十四天。这短短的一百三十四天为鲁迅赢得一座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鲁迅成为厦门大学乃至厦门市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象征。

然而，鲁迅当年为什么会到厦门大学，又为什么只呆了短短的一百三十四天就遽然离开，至今尚众说纷纭，甚至连鲁迅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

根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鲁迅自己整理的自传，他之所以到厦门大学，是因为“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按照一般道理，自己说自己的事，应该是不会错的。但只要认真考察一番，便可发现鲁迅对这件事的回忆应该是出了偏差。

1925年8月，因为支持、参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鲁迅被免去章士钊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但由于鲁迅事后的控告，1926年1月又恢复了他的职务。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后，虽然曾经有过鲁迅被列入通缉“黑名单”的传闻，但段祺瑞政府因为镇压请愿民众，随即于当年4月被赶下台。根据鲁迅在《记“发薪”》一文的回忆，1926年7月，他还以教育部佥事的身份到教育部去领取欠薪。而他被厦门大学高薪聘为教授的事，七八月间便在上海等地的一些报刊广为宣传，根本不存在因为“段祺瑞政府”“要捕拿”而“逃”到厦门的事。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捕拿，鲁迅又为什么从北京转移到厦门呢？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原信》（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书）等资料，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的主要原因，是应对与许广平的恋情引发的风波。

1925年10月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在朋友圈内基本上已经公开化。许广平倒是无所畏惧，但鲁迅却面临来自社会、家庭和内心的三重压力。依照鲁迅的个性，社会压力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但在家里，站在原配夫人朱安一边的母亲施加的巨大压力是鲁迅不能不考虑的。从鲁迅的内心来说，相信他每天面对无辜的朱安，也一定会产生些许内疚和重重纠葛。鲁迅在1926年10月1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自己在厦门的生活“和在北京的提心吊胆时候一比，平安得多”。一些人将“提心吊胆”理解为鲁迅受到政治迫害，其实是一种误解。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应该是在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力。相信鲁迅和许广平不止一次地商量过如何应对面临的三重压力的问题。1926年6月，许广平从女师大毕业，并在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谋得训育主任一职。这么一来，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对未来的生活作出决定。鲁迅在1926年11月2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谈到生活的打算时有这样一段话：“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其次如在北京所说则较为安全，但非经面谈，一时也决不下。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可见，鲁迅和许广平在北京时曾经为两人的生活设计过三种方案，从信里的语气可以推测，第三种方案应该是两人在北京结婚或同居，这个方案“最为直截了当”，但来自社会、家庭的阻力和反弹也最大；第二个方案应该是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到广州成立家庭，鲁迅在1927年10月15日夜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披露，“当初我也未尝不想起广州”，但因为担心在广州无法立足，不敢贸然行事。此时，厦门大学正在高薪聘请名教授，厦门离广州又比较近，因此，鲁迅到厦门、许广平到广州就成了三种方案中的一种。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抵达上海。9月1日夜，鲁迅登上新宁轮、许广平登上广大轮，翌日晨分赴厦门、广州。

不少人把经济因素作为吸引鲁迅到厦门大学的另一个原因。这似乎也有点道理。此前，鲁迅任教育部佥事的薪资是每月三百三十元，但多有拖欠，1926年上半年只领了四次，最多的一次领三成即九十九元，最少的一次只领到三元。厦门大学给鲁迅开出每月四百元的薪资，而且保证不拖欠。但是，对于鲁迅这样的名人而言，经济因素其实很难成为决定行为的决定因素。后来，鲁迅专靠写作为生，也维持了相当高的生活水准，充分证明经济因素并不能成为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的决定性的原因。还有人认为，鲁迅之所以到厦门大学，是希望这个“有钱的学校”能为他出版少有读者因而一定赔本的学术专著《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实际上，这也不能成为鲁迅决定赴厦门大学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鲁迅当时已经成为只要有作品就不愁找不到出版商的名家，更何况当时他的两部作品都还没有定稿。说到底，鲁迅之所以到厦门，主要是因为厦门大学离许广平所在的广州较近，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与许广平的恋情。

二

仅仅住了一百三十四天，鲁迅就离开了厦门大学。关于他离开的原因，最普遍的说法有两个：一是和学校当局主要是校长林文庆合不来，二是被恶劣的环境所迫。《两地书原信》中确实有许多地方表现了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深恶痛绝，但这能成为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理由吗？

尽管鲁迅后来多次提到他到厦门大学是由于林语堂的邀请，但实际上，鲁迅不可能不知道，真正聘请他的是校长林文庆。当时报纸上的宣传资料说得明明白白：“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而对于林文庆，鲁迅也不可能不知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立场。如果林文庆尊孔的立场会影响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去留，那他当初也就不会接受林文庆的聘请了。同样，鲁迅在决定到厦门大学之前，不可能不对周围的环境、同事做一定的了解，绝不会在到了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顾颉刚、黄坚等人的包围之中，并成为他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

思想、性格决定行为。鲁迅当时被誉为“思想界的先驱”，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基本上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但对环境的否定和厌恶并不妨碍他的生活和工作，否则，他在中国就会无立锥之地了。他在《两地书》中把厦门的环境比喻为“污浊的小沟”，把北京比喻为“污浊的大沟”，但他在北京这条“污浊的大沟”里不也生活、工作了许多年吗？实际上，鲁迅素来以“独行者”的形象和“韧”的风格著称，说他因为对学校当局、林文庆和周围环境的不满和厌恶而离开厦门大学，实在是太不了解鲁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