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发生于四川雅安芦山县的7.0级地震，再次把世人的目光拉向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救援。

迄今为止的救援表明，是次救援效率和统筹水平有所提升，救灾行动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民间的表现尤其可圈可点，各种公益慈善组织高效运转，筹集善款与物资，以微博、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体也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从发布灾情、建立寻人网络，传授自救方法，到辟谣、呼吁志愿者慎去灾区等，信息的及时传布，既有助于救援工作，也有利于安抚民心。

李克强在地震发生当日即前往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停留24小时作完救灾部署后返京。在抗震救灾这种非常时刻，领导人需要深入现场了解实情，但这主要是表达一种关怀，在灾情没有超出预想的情况下，领导人把过多时间耗在灾区，反而会劳师动众，干扰救援工作。因此，适时撤出，让地方政府统筹救灾工作，体现出了一种不务虚名的救灾新思维。

此外，当各路非专业救援人马涌入灾区，致使本来就狭窄的救援通道被阻塞而影响救灾效果时，国务院及时发布命令，要求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游客等各界群众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亦体现了政府的实事求是。

这些都是本次救援的进步之处，值得肯定。然而，本次救援也显示出非理性一面。在大灾大难面前，单一依靠政府救灾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但如果公众志愿者参与救灾没有一个有序的组织和协调，在行动中难免盲目，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救灾的展开。因为巨灾救援是与死神赛跑，依靠的是理性和专业，而非一腔热血。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无数志愿者曾带着一颗大爱之心，进入灾区展开志愿救援活动，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使得一些志愿者反倒成了被救援的对象。本次救援在初期也出现了此种状况，在黄金72小时的救援时间内，外界通往震区的所有绿色通道上都挤满了准备参与救援的车队，有的救援队被堵10余个小时，期间仅前进了百余米，甚至连在现场指挥救援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不得不下车步行。

出现这种混乱局面，虽然与地震灾区处于河谷地带，道路狭窄、交通不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调度仍不尽合理。按照经验，应该是专业救援队与医疗人员携带部分设备及物资先上，大型专业设备随后赶至，生活用品可再次抵达，但由于各路救援人马盲目涌往灾区，导致道路拥堵，伤者出不来救援进不去，白白浪费宝贵的救援时间。有个微博记录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遇到四个成都大学生，三女一男，昨夜开着私家车啥也没带，进入灾区，帮助发了一会儿水，今天上午又要忙着回成都。四个人都叼着烟，很自豪地说自己来献爱心的。

这个教训确实值得吸取，因为类似问题不只一次出现。在接下来的募捐和重建中，仍有必要强调保持理性。有论者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由于实证精神的匮乏，本就有一种从众的非理性成分，加之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在一些特殊场合或非正常情况下，做事易陷狂热。大灾大难之后，尤其需要理性的精神，对集体救援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予以平衡。具体到地震募捐和重建上，从以往来看，易导致“逼捐”现象出现。

捐款并非越多越好，而是根据需要，捐给有信誉的专业公益组织，要防单位搞“逼捐”或变相“逼捐”，否则，只会败坏人的慈善心和慈善机构的形象。灾后重建也应统筹平衡，不能将大量资源只给某个或某几个灾区，而忽视其他灾区。总之，如果不是灾情非常严重，无论救灾、募捐和重建，都不应干扰政府、公众的日常安排与日常生活。

另外，政府对诸如地震这样的巨灾，须制定详尽预案，并按照预案去规划和建设。但现实中能够严格按照预案去做的地方很少。像雅安，靠近汶川，处于地震活跃带，是易发强震的地方，此前也有专家预言其5年内会发生地震，政府理应预先建立一套应对地震的预案。但是人们看到，在这5年内，雅安仍然兴建了水电站，這都是不安全的隐患。

是次芦山地震的救援行动，相比过去有进步亦有原地踏步之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理性救灾的问题，值得政府与民间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