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军侵占广州，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幸落入英国人之手，他先是被关押于停泊在香港的一条军舰上，后来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

叶名琛估计清政府会千方百计营救自己。然而，出乎叶名琛意料，曾经对他“恩”重如山的咸丰帝，完全没将他的死活当回事。叶名琛刚被英国人押出广州城，朝廷就下了这样一道圣旨：

“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着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从此道圣旨中，我们不难发觉皇家统治者的自私。皇家需要某个臣下的时候，可以给你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一旦你丧失利用价值，他们立即翻脸不认人。换句话说，在皇家统治者眼里，官员也好，民众也罢，并没有独立的人的权利，只有作为工具时用处的大小。

将臣民看成工具，当然也不是咸丰帝的发明，而是历代皇家统治者的共同心态。唐太宗时，官员中有一种职位延续汉代以来的称呼，叫“某某牧”，言下之意就是老百姓一如牛羊，需要有人看管。清代统治者对“人的工具化”更是有過之而无不及。纪晓岚是个能臣，他主编的《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对中华文明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某次纪晓岚为好友向皇帝求情，乾隆当即勃然大怒，骂道：“朕以尔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敢妄谈国事！”既然先朝先代的皇帝都是这种认识，学问、资质都极其平庸的咸丰，自然也不可能有更加开放的见解。

皇帝无视臣民的生命权，只将臣民当作工具，也与皇权时代臣民的愚昧有关。农耕文明将民众捆绑在土地上，民众很难获得开阔眼界的机会，一些士子虽然通过科举走出了黄土地，但因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他们的见识也同样狭隘。很长一段时间，中华帝国的臣民都是相信命运超过相信人力的，他们时刻渴盼碰到好皇帝，对皇帝做的丁点“善事”感恩戴德，却很少思考自己应该获得哪些起码的政治与人身权利，皇帝及其家族占有那么多社会资源、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否合理。

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皇帝眼里呢？自然是出工具、出牛羊了。原因很简单：情人的眼里是含着爱的，皇帝的眼里却只含着一己、一家族的利益。

【原载2013年1月23日《联谊报·钱塘听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