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综述:基于1998～2012年CSSCI来源文献的分析

2013-09-03石本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9期

石本仁，张俭，2

(1．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2．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一、引言

一个学术领域的前期研究历史将对该领域的现状及未来产生影响。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家族企业”研究领域近十五年的研究轨迹，识别该领域在过去较有影响力的关键文献及学者间的联动关系。

本文以1998～2012年发表在CSSCI核心期刊上的家族企业研究文献为基础，通过自建数据库，按照文章发表的期刊、年份、学者姓名及单位等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以此为基础，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概览此期间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时间分布、文献来源分布、主题及研究方法;在第三部分则分析了家族企业研究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包括学者文献发表数量、学者间的合作及社会网络关系情况、文献被引情况，此部分还对中外家族企业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是全文的小结。

二、家族企业研究概览

(一)时间分布

由表1可知，家族企业文章数量呈现一个逐年递增的态势。2000年到2003年经过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家族企业研究文章从少到多，反映了我国公众及学者对非公经济意识形态的变化。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2年的第四部宪法之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尽管国家宪法作出了规定，但人们对“私营经济”还是讳莫如深。潘必胜在分析乡镇企业的家族经营问题时探讨了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他认为家族企业的历程一般分为两段，首先是企业家族化，再是家族企业化，即从“人治”到“法治”。文中提到某燃具厂的企业主在“模糊不清的形势”下，“尽力避免给人以家族企业的印象”。这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宽容。1988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然而随后官方媒体陆续发表文章批判私有化，这给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业主带来很大的压力。尽管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国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期个体私营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但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歧视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家族企业一直隐没在私营企业中，不受重视。陈凌分析了中国为什么忽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除了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外，还有就是人们对家族企业有一种“意识形态歧视”的心理障碍，即简单地将它宣判为低效率的和没有前途的，认为家族式组织作为一种企业模式必然要被现代企业制度所代替。储小平直接以“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为题，展望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机会。正是因为这些学者的努力，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被学者所正视，而不再隐藏在“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背后。

表1 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原第十一条改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近十几年来，各种旨在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私营企业主要组织形式，家族企业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从文献数量上看，2004年及之后发表的家族企业研究论文占总数的82.86%。

(二)文献的来源分布

文献的来源出版物共计182家期刊。从表2可知，家族企业研究文章分散发表在不同期刊中，同一期刊发表该领域文章超过10篇的只有18种期刊，只占总期刊数的9.89%。75%的期刊发表该领域文章不到5篇，有71种期刊(占期刊总数的39.02%)十四年来只刊登了一篇有关“家族企业”的文章。

我们进一步分析发表该领域文章超过10篇及以上的18种期刊，从图1中可知《管理世界》和《外国经济与管理》是“家族企业”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阵营，《经济管理》和《生产力研究》紧随其后。其他期刊包括《软科学》，《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商业经济与管理》、《管理现代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科技进步与对策》，《求索》、《学术研究》，《统计与决策》、《财经科学》、《经济问题》、《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与学科特色分明的国际学术期刊不同，我国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社科学类的学术期刊几乎都可以刊载管理类、经济类的论文。从发表该领域的期刊来看，我国的家族企业研究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发表期刊。

表2 期刊发表文章数量表

图1 发表“家族企业”研究论文超过10篇的期刊

(三)文献的学科分布

从图2中可知，研究家族企业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学科，共计642篇，占总文献的85.94%。经济学文献有65篇，占8.7%，两者结合的文献有9篇，占1.2%。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家族企业”的也有1.07%属于社会学学科文献。其他的包括哲学、法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从学科分布上看，我国的“家族企业”研究主要是属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

图2 中国家族企业文献中的学科分布

(四)研究主题分布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致力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其研究主题较为广泛。曹德骏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五个主题的研究，包括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企业的组织信用与信任、家族企业文化类型、家族企业的职业化管理以及外部董事。苏启林、欧晓明将西方家族企业研究分成八个方面，即治理结构研究、企业管理研究、关于家族、企业与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家族企业继承研究、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偏好研究、家族企业女性家族成员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不同地区家族企业特征与行为研究、职业化管理以及外部董事诸问题。马春爱、杨贺认为家族企业研究向主流学科渗透和融合更有利于该领域的发展，并探讨了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在家族企业研究中的运用，包括代理理论、利他主义与自我控制的延伸、行为科学对家族企业的解释、企业资源理论与家族企业特性、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与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的偏离与吻合。李新春、陈灿探索性的研究了企业中的关系契约与关系治理。李新春、王宣喻将我国大陆家族企业研究主题分为家族企业治理问题、不同性质企业中家族控制与家族治理、文化传统与家族企业制度安排、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与国外家族企业的介绍与比较、信任及职业经理与家族企业成长、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家族企业继任问题、国内外家族企业研究综述与介绍以及其他主题九大类，且前三类都涉及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其文献数量占全部文献的三分之二强。

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分类，将家族企业研究主题分为四个大类，15个主题。

第一大类为家族企业研究的基本问题。家族企业的概念界定是该领域研究的起点，从国内文献来看，由于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各执一词，因此直接影响了对家族企业绩效评价。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有什么不同，家族企业资源对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值得大家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还未取得共识。这使得文献中对家族企业产权、所有权制度的变迁及评价产生差异，而有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于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理解不一样而产生的。

第二大类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储小平认为家族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财务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家族企业的创业与成长中，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与众不同的主要根源。而文化与信任对家族企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族企业中的投融资(含上市、并购、重组)是家族企业与社会财务资本的融合。家族企业利用社会人力资本时面临着职业经理人聘任与激励及家族企业员工内部的冲突等问题。最后，学者关注家族企业的传承与继任。

第三类为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当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融合之后，其所有权、经营权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分离。从而产生代理问题，因此，学者们尝试对上市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验证。具体包括对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利他主义、公司治理模式及结构及家族管理模式的探讨。

第四类为家族企业其他主题，包括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家族企业业绩评价、综合及其他主题。

图3显示了各研究主题分布情况。学者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模式最多，占据总文章的16.87%，其次是分析家族企业产权及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占13.25%。紧随其后是研究家族企业继任问题的，占13.12%。学者也比较关注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聘任及激励，此类文章占10.31%。也有8.43%的文章概述家族企业的创业及成长。鉴于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8.03%的学者关注了文化及信任问题。家族企业资源及异质性讨论得也比较多，占5.62%。而对家族企业的界定以及家族企业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关注过，只占文献总数的2.14%。

1998～2000年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及继任问题。自2001年开始，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模式的文章所占各年文章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到2010年则达到最高峰(占当年发表文章的29.51%);而研究产权、所有权制度安排2001年占15.38%，2002达到最高31.71%，然后逐年下降，2010年探底，2011年到2012年回升，每年均有10%左右的文献研究这个主题。研究继任的文章比例有些波动，但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最高峰(占当年发表文章的24.69%)，2009年有所下降(16.46%)，近三年又有回升，该主题所占当年文献比例分别为18.03%，7.02%和17.95%。研究主题关注热点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是相关的。早期的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家族企业存在的原因，并根据制度经济学提出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或称发展)的路径(方向)。随着大家对家族企业的认识的加深，研究主题逐渐细化。从关注整体制度细化到继承、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管理、员工聘任等方面，其中，对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对职业经理人、家族企业员工的激励等问题，近年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图3 中国家族企业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

(五)研究方法分布

研究方法决定了研究水准的高低，当前国际顶尖的经济管理类等学术期刊，大多要求学者进行科学的“定量研究”。但是我国学者多偏好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李新春、王宣喻调查知网中的有关家族企业研究文献发现，我国大陆的描述性研究占了绝大多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定量的实证研究需要经过严谨科学训练才能达到，技术门槛较高;二是由于大陆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家族企业多数持有“财不外露”的保密思想。因此，学者要获取进行定量研究的一手资料非常困难，这也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发展。第三个可能的原因与学术期刊的用稿导向有关。中国对学术期刊管理甚严，刊号难以获得自不必言，期刊的容量及出版时间也有限制，其变更都需要经过审批。而实证论文的文献综述、模型推导及实证结果的输出很占篇幅，这就会挤占其他论文的篇幅。这也导致实证性论文难以发表，就算发表出来，也往往去头缩尾。

本文将家族企业研究方法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规范方法，另一种是非规范方法。前者包括逻辑分析，比较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综述等定性研究方法;后者包括建模，实验研究，实证研究，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逻辑分析是指对某些问题进行逻辑推理;比较研究指比较两地或以上的相关问题，并得出结论;案例研究则是指对一个或多个公司的情况进行研究，以发现其规律的方法。综述则是指总结前人对某一主题或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练其观点，借以发现研究不足，展望未来研究机会的方法。非规范方法中，实验研究是比较容易确认的，问卷调查也可归为实证研究的一种，不过，为了区分样本数据获取的差别，我们将通过问卷调查(包括一些学者在大规模调查基础上辅之以实地访谈方式)获得样本数据的归为一类，而通过常用数据库如CSMAR，CCER获取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归为实证研究。建模包括构建数学模型或者非数据模型。

从图4中可以看出，研究期间内，逻辑分析是家族企业研究中的主流研究方法，占总文章的近55.15%。只有两篇文章采有了实验研究。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分别有83及72篇，比重分别为11.11%及9.64%。按前述分析，分析式、比较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综述这些规范研究方法所占比重高达68.28%，而新兴的实证研究、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及建模等非规范方法仅占31.73%。

图4 中国家族企业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分布

图5列示了规范研究和非规范研究两类研究方法的时序分析。在前期研究中，规范研究一统天下。随着时间推移，文章数量逐年增加，研究方法也多样起来。尽管现在规范研究仍然是主流的研究方式，但使用趋势已逐渐减弱，许多文章已开始使用建模、实证、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年文章中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重逐年下降，而非规范方法则从无到有，直到2011及2012年的文章中超过六成使用了非规范研究方法，其中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合计所占比重高达50.88%和41.03%。而规范方法中，纯逻辑分析的方法使用比重一直下降，案例研究及综述等方法比重上升。这种变化，一方面源自于近年来随着高校国际交流加深，国外博士毕业的青年学者回国任教，各高校对国际定量研究方法日趋重视，实证研究逐渐成为必修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松动，家族企业上市公司数量增多，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最后，国内的期刊特别是CSSCI来源的期刊，近年来也倾向于刊登定量研究文献，并给予较大篇幅。

图5 中国家族企业文献研究方法时序分布

三、家族企业研究的学者联动关系分析

(一)学者发表的文章数量

以第一作者作为统计标准，数据库中的747篇论文分别由458名学者完成。十四年间，发表文章超过5篇仅有18位学者，占学者总数4.59%。排在前10名的学者发表的文献数量最少有8篇，最多为20篇，合计115篇，占总文献的15.37%，其中文章发表篇数最多的三位学者是周立新(20篇)，储小平(14篇)，苏启林(12篇)，分别占2.68%、1.87%和1.61%。由表3可知，绝大多数的学者(349位学者，占学者数量的76.2%)仅发表了一篇文章。

表3 学者发文数量(只计算第一学者)

此外，本文考虑了合作作者，以更细致的考察家族企业研究中的比较活跃的学者。统计标准为:当论文为独著时，计1篇，当论文为两人合作时，第一作者计1篇，第二学者记为1/2篇，以此类推。从表4中可以看到，只有21位学者发文数量超过5篇，其中前五位分别为周立新、储小平、李新春、苏启林、陈凌。大部分学者(81.70%)的发文数量在1篇以内，其中，有296名学者发文量不到1篇，即仅仅作为合作作者发表过少许论文。

表4 学者发文数量(包括合作作者)

这两种方法统计出来的学者发文数，排在前十位的学者基本是一致的。下表列出这些学者相关信息。从表中看，家族企业研究发文数量较多、研究持续性较强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前者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后者成立了“家族企业研究所”。此外，浙江大学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及暨南大学的“华人企业研究所”也涉及家族企业研究。2009年，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国首个家族企业研究基金——方太·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基金，这些研究中心积累了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促进了家庭企业研究的发展。

表5 发文数量前十名学者信息表

(二)学者合作情况

本文统计了每篇文献的学者合作情况。如表6所示，在747篇文章中，由单个学者独著的文献有344，占总文献的46.05%;两位学者合作写的文章有300篇，占40.16%;三位及以上学者合著的文章数只占总数的13.79%。与国外关于家族研究学者的合作情况类似(石本仁等，2011)，单个学者独著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00%下降到近年来的30%左右;双学者发表论文比例则逐年升高，从2001年的15.38%上升到2012年的41.03%，只在2010稍有下降(31.15%)，但多学者的比例同年上升到26.23%。

表6 学者合作情况表

图6更直观的展示了学者不同年份的合作情况，从总体上看，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呈上升趋势。

(三)文献被引情况

为了进一步寻找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文对数据库中747篇文献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为了得到统一口径的引用频数，本文采用了知网提供的被引用频数，并根据被引频数选取较重要的54个样本进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从表7可知，家族企业研究文献中，被引频次超200次仅有十篇，被引频次在100～200之间的有13篇，被引频次为50～100次有31篇，即只有54篇(占7.23%)的论文被引频次超过了50次，绝大多数(607篇，占全部文献的92.77%)的被引频次在50次及以下。

图6 家族企业研究中的学者合作倾向

表7 被引用频数的分布

表8列出了被引频次最高的十篇文献。其中，储小平贡献三篇、陈凌贡献两篇，其他五篇文献的第一学者分别是苏启林、仲理峰、潘必胜、李新春和谷祺。从中可以对我国家族企业研究中的关键学者有一个初步印象。

(四)学者间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以学者的相互引证关系作为学者间社会网络关系的替代方式。首先对747篇文献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然后选取其中被引频次超过50次的文献共计54篇作为学者间社会网络分析的样本。对于每一篇文献，搜集了其参考文献，并根据这54篇文献的引用和被引关系，并编制了一张54×54的引证矩阵表。然后依据引证矩阵表编制了我国学者之间的引证程度表(表9)，并制作可视化引证网络关系图(图7和图8)。

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需要坚持 “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通过不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这要求高校能够转变传统学生党建工作思路，充分意识到学生主体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更好地促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同时高校应当拓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影响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也应该进行不断地改革，更好地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本文沿用石本仁、杨志强、石水平的做法，采用中心性分析方法对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它是指在一个给定的网络中某位学者对该网络有突出影响的程度。本文用程度(即某位学者与网络中其他学者直接连接数)来度量中心，程度分为被引用程度(网络中其他学者对某位学者的直接引用的引文数，也指被引学者的影响度)和引用程度(网络中某位学者对其他学者的直接引用的引文数)。表9第二列列示了学者在网络内的文献篇数。从表中可知，网络内有7位学者的文献数量有两篇及以上，他们分别是储小平(9篇)、李新春(4篇)、苏启林(4 篇)、叶勇(3篇)、陈凌、胡军、王宣喻(各2篇)。由于学者的被引程度是将其所有文献的被引程度相加，因此，可以预见网络内文献越多的学者，越有可能成为网络中心。表2中显示，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列，被引程度最高的是储小平，网络内54篇文献有27篇引用其9篇文献;其次是陈凌，网络内有7篇引用其2篇文献;第三位是苏启林，网络内有6篇引用其4篇文献;第四位是潘必胜，他只有1篇文献被引用了6次;第五位是李新春，网络内有4篇引用其4篇文献。除此之外，其他文献在网络内被引频次都较低，整个网络之间的联动关系比较松散。

表8 被引频次最高的十篇文献

表9 我国学者之间的引证程度①数据只列出前十位作者名单，其他作者中，除胡军的文献是两篇之外，其他均为1篇;引用网络内文献较多的作者是朱卫平(6篇)、贺小刚(5篇)，其他为0～2之间;网络内被引除唐清泉被引两次之外，其他为0或1。

图7将学者在网络间的联动关系可视化，图中方块表示学者，学者间的交流用直线表示。指向学者的直线表示该学者被引用，线条的粗细表示引用频次的多少。两端都有箭头的直线表示这两个作者相互引用。指向学者的直线越多，线条越粗，该学者则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从图中可见，网络中共形成了五个中心，其中储小平的影响力最大，苏启林、李新春、陈凌、潘必胜次之。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储小平、潘必胜和陈凌形成一个联系子网络，苏启林与这个子网也有联系，而李新春则自成一派，与这个子网没有直接关联。

图7 学者网络关系图

图8 网络内文献关系图

图8以单篇论文作为分析节点，分析网络内54篇文献的相互关系，图9左侧方块表示在网络内没有联动的文献编号。

从图中可知，编号为 1(储小平)、2(苏启林、朱文斌)、5(潘必胜)、7(李新春，2003)、8(陈凌)、15(王宣喻、储小平)、30(储小平、罗头军)、48(唐清泉)的八篇文献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至少有两个箭头指向它。而图8左边所列出的文献处于孤立状态，与网络其他文献既无施引关系也无被引关系。

结合发文数量、文献在知网中的被引频次及样本网络中的中心分析，可见储小平、苏启林、李新春、陈凌不但文献总量较多、在知网中的被引频次较高，而且在社会网络关系中也处于中心位置，潘必胜的文章虽然只有一篇，但其被引频次超过400次，同时也是社会网络的中心，对家族企业研究影响较大。

总之，我国家族企业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早期学者呼吁大家重视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并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分析家族企业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同时，更多的学者基于经济学理论框架对家族企业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代际传承、所有权与控制权、企业业绩等进行分析，所应用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代理理论。早期的研究方法也以逻辑论证为主。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基础，其中某些重要的结论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比如:“家族式组织是效率中性的，即家族式组织不一定是低效率的”(陈凌;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就是与互有关联的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融合过程”(储小平);家族企业创立及发展阶段，家族式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家族企业成熟阶段，“经营层面上的专业代理关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苏启林);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障碍包括外部经理人市场失灵及信任缺失(李新春)。

(五)中外家族企业研究比较

与西方家族企业研究相比，我国家族企业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据美国商业索引资料，1971年至1985年间有关家族企业研究论文只有188篇，1986年至1995年间增长到680多篇。石本仁等检索发现，1989年至2010年间，ISIWeb of Science库中有关家族企业研究文献达1486篇。而我国有关文献在1998年前数量不多，在1998年之后才逐渐增加。我国的研究比西方家族企业研究滞后了十余年。

2．研究期刊

1988年，美国家族企业学院创办了《家族企业评论》(Family Business Review)，这一期刊是美国家族企业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基地，除此之外，主流期刊《金融经济学杂志》(JFE)也刊载了大量的家族企业研究文献。我国尚无专业期刊专注于家族企业研究。

3．学者合作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呈上升趋势，这与西方家族企业研究一致。

4．研究主题

西方家族企业学者中，排在前三位的研究主题包括:“家族”因素所带来的企业异质性及其对企业业绩的正向影响及企业战略管理;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家族企业继任问题。我国学者关注最多的研究主题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及其对企业业绩影响;家族企业继任问题。从主题上看，学者关注的重点有相似之处。

5．研究方法

与西方家族企业研究不同的是，我国的研究方法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而西方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不过，近几年发表在我国核心期刊的有关文献，其研究方法已向实证等定量研究方法转变。

6．研究成熟度

西方家族企业研究在1988年前是“支离破碎”的，但自1989年之后，学者们之间形成了一些共识。西方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存在着两个引证关系较强的学者群，即主题期刊和主流期刊两个子网络内的学者之间相互引证关系明显。但是两个子网络之间学者关系引证关系不强。而我国家族企业研究重要文献及学者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较弱，学者分别对自己所关心的主题进行探讨，研究的延续性较弱。

四、结论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及社会网络关系分析方法，对我国家族企业数十年研究进行分析评述，描述了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识别了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及其文献，评述了家族企业研究的知识基础，有助于研究者对我国家族企业研究有一个全景认识。

本文发现:(1)家族企业研究文章散落在各种期刊，没有主要的发表阵地;(2)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但实证研究等非规范研究方法应用比例呈上升趋势;(3)研究主题较为分散，但对公司治理，产权制度安排及继任问题研究相对较多;(4)文章近五成为单一学者独著，七成以上的学者只发过一篇该领域文章，但学者合作呈逐年上升趋势;(5)九成以上的文章的被引频次不到50次，其中储小平、苏启林、李新春、陈凌、潘必胜等学者的影响力较高。(6)对中西方家族企业研究进行比较后发现:中西方的研究主题类似，学者合作倾向相似，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更注重定量研究，但我国近期与之趋同。西方家族企业研究有其主题期刊，我国目前尚未出现。西方学者之间引证关系较强，我国学者引证关系较弱。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向后续研究者全面展示本领域的研究进展，这有助于他们快速抓住本领域的研究重点并进一步拓展深化研究。

［1］潘必胜．乡镇企业中的家族经营问题［J］．中国农村观察，1998，(1)．

［2］陈凌．信息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组织［J］．经济研究，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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