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非子

胡乔木复出后，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在《胡乔木书信集》中已见一斑：

1980年9月，巴金向胡乔木当面提出俄国文学专家汝龙住房被占问题，希望他帮助解决；次年9月，巴金致信胡乔木，希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解决”。12月1日，胡乔木致信巴金：“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

1981年7月，梁宗岱病重，胡乔木接其妻“甘少苏的一封来信，要求有所帮助”，当即致信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冷西、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请你们两位酌情处理”。据甘少苏说，胡乔木还曾亲自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照顾这位老教授”。

1982年8月2日，胡乔木接新华社关于《著名老翻译家张友松工作条件需要改善》的材料，次日即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韦君宜，希望帮助解决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苦境。当时张友松的子女均在外地，身边无人照顾，且蛰居十平米小屋，根本无法工作。

1983年5月，胡乔木致信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希望解决文学所特约研究员夏承焘在京工作、生活、就医等诸多不便。当时年已八十有三的夏老，全家三代六口人蛰居三十余平米的两居室，且上下四层楼梯。

……

胡乔木乐于关心、帮助知识分子，更乐于同知识分子交流、交友，而这，应该也是胡乔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最好的放松。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据说，当时胡乔木常住在钓鱼台，离钱先生的寓所很近，到钱先生家时还常穿着拖鞋。由此也可见胡乔木与钱钟书私交之好。

对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精彩的如是说——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这也就是说，如果说胡乔木向钱钟书夫妇展示的是其“最好的一面”，那么钱钟书夫妇则依照自己“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的阅读习惯，“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这种建立在彼此“知道自己的身份”基础上的“契合”，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只要一方稍有不慎，这种“契合”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次“意外”：

1982年6月，胡乔木将其七十岁生日前写的四首七律《有所思》寄请钱钟书指正，没想到钱钟书在上面做了很多涂改批注。胡乔木犹豫着一边拿给李慎之看，一边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6月12日，李慎之“来到钱先生家里，充当‘说客’”——

我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的《正气歌》太道学气就不收的，以钱先生的绝顶聪明，几乎不等我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后面说的就是他6月18日致乔木信中的话：“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可见，“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文化人之间要建立深厚的私交的确是很难的，正所谓“契合”难得，这从胡乔木与聂绀弩的交往过程中也可见出。

1982年7月4日的拜访，胡乔木面对整年斜躺在床上的绀弩先生，不但竭力赞扬他的诗，而且夸奖他“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并又一次展现了他“最好的一面”：帮聂家解决照顾他们的一外地亲戚的北京户口问题，托人从香港购买治疗哮喘的好药送给聂绀弩。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

胡聂之交，至此应该说还是蛮“顺畅”的。遗憾的是，聂绀弩“知书”却不“达理”：

胡乔木主动替人作序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聂绀弩却因“胡序”耽搁了出书进程，全然忘了“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竟于7月21日致信催稿——

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

信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是您要写序，那就请快些！再耽搁下去，我至死都见不到书了……”明知胡乔木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忙人，却作如是说，大概也只有聂绀弩了。

或许，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聂绀弩虽然欣赏胡乔木的才华，也认为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但终究不愿与他走得太近。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两人的思路有“错位”而无“契合”。曾替聂绀弩在香港刊行《三草》的罗孚说：“绀弩最怕人提起这序，怕人家以为是他找了什么门路求来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不愿“高攀”，而胡乔木大约也自以为他来作序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没想到偏偏就有绀弩这样被迫张吞苦果的人，两人就这么“错位”了。其二则是“胡序”说对他（聂绀弩）的生平却并不熟悉，令聂绀弩非常不满。在10月25日致舒芜的信中，聂绀弩写道：

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

文人深交本来就难，更何况身份、地位、秉性迥然不同的两位大文人。不管怎么说，胡乔木与钱钟书、聂绀弩的交往都是极为难得、真情实在的文坛佳话，都体现了胡乔木“最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