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权力“与民争利”

历史就像一枚腌制的青橄榄，留给后人的永远是无尽的咀嚼、回味和反思。拿“王安石变法”来说，这场改革运动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但遍翻史籍，重温这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却仍能给我们以诸多新的思考。

首先，改革必须以大多数人从中获益为其最高目的，也是其成功的最终标志。否则，盘剥以逞，取利于下，致使国富而民贫，那么改革只会因失去社会基础而偃旗息鼓，或必然走上改弦更张的道路。

自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改事议订新法始，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止，王安石变法前前后后经过了七年光阴。在这七年期间，颁行的新法达十几条之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富国和强兵两大方面，富国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应该说，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的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以改变宋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去“与民争利”的。

就均输法、市易法而言，表面看来，这两项新法是为抑制富商巨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而实施的，可实质上它体现的却是“利权归之公上”的“抑兼并”原则，它采取的只不过是将豪商的利益转变成官营禁榷的特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