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宪泼

章学诚称学术研究的基础校雠学的特点为“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了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特点。傅璇琮先生基于此点也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有不少，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成立的、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须做的学术积累工作。这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应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开拓，能作为定论的点越多。”[1]便是强调要从学术史源流角度出发总结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方法，推动学术继续发展。本文将从源流的角度来探讨古典文学现代学术研究的历史意义，就教于方家。

一

乾嘉学派提倡朴学，重视材料的辑佚与考据，其治学的方法与特点已被钱穆、梁启超等学者总结概括出。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一则很具有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完全可以反映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编写过程与“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的编写方法。此种编写《日知录》开其端，《二十一史考异》、《二十七史商榷》为其同流，梁启超概括为“史料之搜补鉴别”，是乾嘉学派一重要流派。就这则材料来说，完全是南宋诸将籍贯的罗列，“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典型地反映了乾嘉学派“科学的古典派”[2]的治学方法，就这则材料来说，一方面体现在方法的简单与朴素，另一方面体现在客观描述的态度。最后，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古典性，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由《管子》开启的南北不同论的学术路数。

“五四”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开端，所谓现代，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另一方面立足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借鉴了大量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科学的方法”。“五四”代表学者陈寅恪也面对了与赵翼相似的问题。《金明馆丛稿》中《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澄及推论》一文，由籍贯、相貌、种族的不同上升到“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3]，《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族”》一文则是由地域的区别上升到阶级集团的高度。这两种考查方法在其后来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以及胡万绳先生编写的《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当中有详细的展开与论述。所以说，阶级文化分析法是陈寅恪先生对乾嘉学派自然区域分析法最大的突破。从思维方式上讲，陈寅恪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是用建构重塑的思维方式对乾嘉学派自然描述思维方式的突破。即乾嘉思维方式建立理性的内敛的态度之上，“五四”思维方式则建立在“了解与同情”[4]之上。据美国学者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来看，现代主义认为民族的区别不在于自然生理特征，而在于文化认同。陈寅恪先生对“山东豪族”以及南北朝民族的论述更多地体现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并用文化地理则是分析的科学取代乾嘉“古典派”的科学。

二

我们下面选取的“大家”是建国后进入大学，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文革”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到个人学术的高峰。他们特殊的时代经历，前面的乾嘉、“五四”的学术高峰。面对学术研究的地理纬度，他们的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呢？

曹道衡先生反对传统的自然区域分析法的学术路数。他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说：“刘师培关于南北文学不同的论述，有他独到之处，但他的局限在于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务实和幻想都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绝非自然环境能决定。”[5]在这一前提下，为了展开这一研究工作，他主张首先“阅读较多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才敢作出判断。”[5]其次“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5]正是以这样的研究思路为基础，他突破常规与成见，构建出了“自然区域—文化”模型，“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一流派和作品，那一时期又出现了那一流派的作品。”也就是说，力图符合客观事实，再现历史。这一点在其论述中随处可见。曹先生所认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一方面是纵向的传统文化。如南北文风和汉代今古经学有关系。另一方面是横向的现实文化，如南北文风形成与“两个政权的长期对峙”，“文笔之分”[5]的观念，士族文化、地区文化有关系。而这种观念的形成，背后深深隐藏着曹先生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理解与接受有关系。前面体现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第二章《历史梳理》，后者体现在《南朝文学与北朝》的《后记》当中。

罗宗强先生对类似问题的解决主要体现在思想史与士人心态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是要跳出感性知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界限，在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上升到符合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的思辨高度。正因为如此，罗先生同样反对简单自然的地域划分，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一章《隋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南北文学融合的时候，“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南北不同特征的文风“相互影响，相互吸收”[6]，而相反的两个方向，要不就是“违背文学特质的纯功利文学观”或“娱乐”[6]的文学观。自然而言，随着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盛唐文学是风骨、形象、自然各种风格的结合。这样罗先生便突破性地建立了“自然环境—文风”研究模式。罗先生的士人心态史研究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突破，他构建出“自然环境—心态”这一模式，主要体现在《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第四章对偏安心态的论述：“北方既战争不断，南方亦动荡不宁，于是割据的局面得以维持。江左士人，也就在这样一个局面里寻找自己人生天地。偏安心态，也就在这样的局面里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偏安心态当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山水怡情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7]。于是，罗先生这种研究模式便显而易见。

傅璇琮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他在“通过史学与文学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查”。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8]因此，以这样的研究视野作为基础，傅璇琮先生自然便会突破纯粹的自然地域式的研究，上升到一种文化史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八章《进士出身与地区》。它一方面反映出“进士试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反映出进士游历范围的广泛，最后，也能反映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转移。这实际上就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基础，进而向文学研究中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拓展，如傅璇琮先生对唐代文学与游幕研究的大力提倡。由此可见，傅璇琮先生突破原有的研究模式建立起“自然区域—社会”的研究范式。

通过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面对相似焦点问题，他们对前人研究的突破。具有话语的共同特征性，他们共同反映了现代学术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那么，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突破呢？

三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9]以曹道衡、罗宗强、傅璇宗为代表的现代学术潮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术范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代表了今日的学术研究现状。那么，他们开启潮流的“新材料”和“新问题”从共性的角度看是什么呢？

1.材料的突破

面对地域环境这同一问题，清代考据学家主要于经史子集内辑佚爬梳材料，陈寅恪在“疑古派”和“不看二十四史”说出现的时代语境之下，虽肯定新材料，但新材料的意识更多为旧有材料的再挖掘。即以诗正史和以史证诗观念的提出，突破四部之学的信史范围，拓展到小说、野史等被遮蔽的民族深层记忆当中。而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学术在材料意识方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旧材料的整理与挖掘。但更多的体现在对材料的综合性、多维度的考查与运用。达到曹先生所说的“尊重事实，不能任意抹杀事实”的高度。

这种求得真实材料的材料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对材料的考证上面。在考证过程中他们非常重视材料所产生语境的真实性和排除后人依附于材料之上的种种成见。如曹道衡先生说：“注释工作中还有一些也很可注意，那就是有的作者似乎为了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来说明某些创作问题，有时往往忽视这些典故原意或历史事实。”[8]而最终把考证材料真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基础知识”[8]。这种材料意识同样也见于罗先生和傅先生的研究著作当中，如他们对阅读“第一手资料”的强调。这种材料意识又体现在综合考察材料，而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甚至某一专业的限制，都可以拿来作为课题的研究。傅先生称之为“综合的考查”。他说：“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当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查，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7]与之相似，曹先生也感叹道：“有些领域，平时很少涉猎。”[5]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综合的考查”本质上是讲不同学科之间材料的互证，求得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如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当中用诗歌来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和失误之处。可以说，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三位学者“更全面”地利用了材料，做出了“合乎历史实际的联系”[8]。

2.思维方式的突破

思维方式是时代的反映，清代考据学家通过客观地描述力图展现历史；“五四”学者通过材料的挖掘试图建构历史；现代学者则是在追求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还原历史，这表现为一种发散与思辨的思维。

发散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对研究问题做整体性的考查，把问题放在历史、文化、士人背景之上。即 “文化视野”的思维方式。与之相似，西方在20世纪60年也出现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故傅先生称自己研究都是为了“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做立体交叉的研究”[7]；曹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更是被概括为“弘通的眼光”[10]。更应强调是罗宗强先生，他把这种“弘通的眼光”上升为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考查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作品所代表的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在《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一书中，通过“处士横议”的东汉末年的党祸事件考察出“士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6]的历史意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当中，对《文心雕龙》的把握是在与“主流文学一致”[11]的语境下展开的。思辨的思维是这代学者共同具备的学术特色。他们的思辨思维往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因此他们的研究重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全面地看待问题。如罗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旨在梳理出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原因与规律；曹先生对北朝文学的开拓，本着事物相互联系，“辩证的方法看问题”[5]的哲学思维模式，认为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处于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上述思维方式旨在实现还原历史的崇高学术理想。用傅先生说就是：“让我们研究的对象站起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声音。”[7]

3.编写体例的突破

编写体例是研究的载体，载体有时候可以决定研究的方式与成果。清代考据学家所采用的大多是杂记的体例。“五四”学者大多采用的是论文以及篇幅较小的以一个问题为中心的专著的体例。而现代学术研究的体例则显示了丰富性和杂多性。这包括既有专门考证性的文章与杂记，如傅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曹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又有精深博大的专著，如曹先生的《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研究》、罗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最重要的是具有时代特色，突破性的编写体例的出现。如罗先生突破文学史编写体例、创造性地创作出了思想史的编写体例，这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社科一等奖为代表；另外，史料学的编写体例以及文学长编的编写体例的出现也是这代学者的创见，前者以曹先生的《中古文学史料学》为代表，后者以傅先生的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正是编写体例的创新使这一代学者能够在学术史上占据属于自己的地位。

总之，现代学者之所以能够突破单纯的“自然环境”研究模式，拓展到文化研究、士人心态研究和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正由于他们材料意识、思维方式和编写体例之学术传统的形成。即，整体性的科学精神。英国学者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将西方文明的发展归结于“受到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本身可以反映为一种“时代意识”，换言之，是一个时代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12]从这个角度说，近代学者的地理空间意识所呈现出由“自然地理”到“文化地理”再到“整体地理”的过渡，归根结底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进步。

[1]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C].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8]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刘跃进.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A].文学评论[J].1999(3).

[1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2][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