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海

自阶级社会以来，城池一直是政治中心，又是财富集中、人口密集的地方。因此，围绕着城池攻与守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止。商代甲骨文虽无攻城记录，但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已提到蛾傅、火攻、水攻等多种攻城法，说明周代攻城战已颇具规模，且有了制备精良的攻城战具和基本战法。春秋时期军事家们开始从战略上探讨攻城问题，有学者认为《孙子·谋攻篇》是专门从战略上讨论攻城理论的，［1］22是很有见地的。但限于体例，该篇对于攻城技术和方法论及不多。攻城技术的快速发展始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最为科学、系统的攻城方法和理论集中在《墨子》中，该书列举的十二种攻城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一般认为，从墨子所处的时代，一直到1000多年后火药的发明并应用于实战，攻城技术本质上没有多大变化。［2］200这种沉闷局面到宋代才逐渐被打破。

两宋时期，冷兵器制造技术和工艺、品质、性能大幅提高，火器在军事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在此背景下，宋代攻城技术与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它既包含对以往攻城理论的诠释，又包含对旧有攻城器械的革新和新器械的创制与思考。

一、由“其下攻城”到“攻亦有道”:攻城作战已经成为军事斗争的常态

古代军事家一贯将攻取别国城池视为下策。早在春秋之末，著名军事家孙武即认为，“攻城力屈”(《作战篇》)、“其下攻城”(《谋攻篇》)。明确指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行此法，其要旨是尽量避免攻城。孙武的后代孙膑从先人的起点出发，将攻守城的方法和理论发展得更远，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攻城，尤其是专门论述了对城市的攻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