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华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如今，随着中国自身文化意识的觉醒，曾经沉寂百年的书院与各种文化基地如雨后春笋，悄然兴起，目前，它们带着初醒的憧憬与朦胧，尚无统一的思想和明确的目标，但大多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历史总具有某种时间分形式的相似性，反思书院的兴衰与沿革，探讨书院复兴的文化背景与使命，对于书院长远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书院兴盛之文化使命① 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丁刚等:《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追根溯源，自春秋孔子授徒讲学，创儒家学派，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就有官学与私学(民间办学)两大传统，从汉有精舍为“古者讲学之室。”至唐宋书院的创办与兴盛，明清书院的延续发展与衰落，书院肇于唐，盛于宋，败于清，千年沧桑，记载着中华文化由盛而衰的历史。而从中国文化发展两种传统的主流看，官学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为政府及其培养选拔官员服务，主要从属于“政统”;而私学的主要使命和贡献则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代表中国文化之“道统”。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始则“置学士，掌校刊经典、征集遗书、辩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而真正的书院则由私人创办，高于蒙学，是民间“聚徒讲学研讨”，藏书与教学结合，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机构或场所。笔者认为，书院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大背景中蕴育诞生，正是中华文化内在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自汉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之主流。而几乎同时，印度佛教(当时的西学)传入中土，至隋唐而达高潮，道学则经魏晋玄学的发展，至唐亦足与儒、释两家并立。儒、道、释三家经百年碰撞、论争，又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至唐宋，能否融会统摄释道两家思想学说，完成当时文化之大综合，已成为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历史使命。而当时，以仕途为目的的科举应试教育，培养不出能真正贯通三家，融合创新的人才，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书院应运而生。以其崭新的面貌，蓬勃的生机，相对独立于官学。这正是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规律，这也正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意识觉醒，广大人民对文化与教育普遍需求与力量的表现。

书院的兴盛在于有大师，而大师的成长在于有书院。宋朝著名书院多由新儒家历代宗师亲自创办、讲学、授徒。据书院史研究:周敦颐创濂溪书堂即“标志着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开始”。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亲自为之订立教规，学规，“是书院制度的成熟”。①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P91。从北宋二程曾讲学、创办的嵩阳书院、伊川书院，南宋张栻主持，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因朱、陆鹅湖会而建的鹅湖书院，到明中期王阳明为推动理学革新而创办、讲学的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蕴育、成熟与传播皆离不开书院。正是大师的精神与风范赋予了书院以灵魂，他们的讲学、学术论辩与切磋带来了书院的兴盛;而同时，书院的创建，则为宋明新儒学各家学派提供了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与基地。真可谓书院之兴在于大师，大师之成在于书院。

迄今，书院的组织管理、建制、特点，仍有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其中，以学为本，开放讲学的“会讲”制，自由争鸣与交流，问道、求道，以德操、学问为重的学风。以自学，独立研讨为主，采用个别钻研，师生质疑问难，相互切磋，集众讲演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简约，考核多重平时，因材施教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文化与自然融合的环境，融洽的师生关系等等，正是书院隽永魅力之所在。

书院独立的经济来源，管理、评价体制，保证了它自立于科举之外，虽与官学不无联系、来往与影响，但这一点独立，保证了书院得以以文化振兴为己任，真正以文化学习与研究为本，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从《白鹿洞书堂讲义》，似犹闻当年陆九渊批判科举“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圣贤日以益远”的义利之辩。从龙岗、濂溪书院等书院，我们犹可追寻王阳明从“心即理”、“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的心路历程，而鹅湖书院朱陆同祀的殿堂，仍使我们得以领略学问间自由论争，和而不同，博大包容的盛况与气象。记得笔者当年游岳麓书院，见讲堂两壁题词:“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鹿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亦深为当时文化的自信与担当感动，记存于今。笔者以为，正是书院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真学问真精神，终于推动当时中国文化完成了中西融会创新的历史使命。自唐至宋明，中国学者得以以书院为平台，凭文化的泱泱大气，精深清明，吸纳分辨，融儒道释为一炉，使中国文化调整振作，步步完善而至新的高峰。或许，正是书院迄今仍蕴含的这种精神昭示着今人:“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

二、书院衰落之历史教训

然而，中国自宋以后，特别自明中叶后，随着中国文化精神与创造力日渐衰落，书院数量不断增加，其精神却日趋衰落而颓败。清朝自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书院改革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资料看当时书院的问题，我们试分析其衰落的原由。

首先，在长期专制统治的压迫、侵蚀之下，书院越来越同化于官学，以致成为科举的附庸，“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特征。

西学东渐后，中国需要新一轮中西对话与会通的人才，鸦片战争后，“时局多艰，需材尤急”，书院大多却早已丧失自身文化精神与活力。书院教学，因循守旧，只有中学，盲目排外，对西学不能如实了解，积极应对。偏重义理，轻忽实践，被讥为“百无一用”。更以八股文为主，考课成为主要教学活动。书院已培养不出济时匡世的有用人才，更不可能承担会通中西、推动中国文化转型与创新的重任。

因长期官僚腐败影响书院，至清末，书院已通弊丛生，如“所延皆庸碌之师”，任人唯亲，滥竽充数，甚有“不学为长”，“拥席不讲，”“惟以修脯为事”者。正可谓大师已死，其魂安在?!而书院生徒，又多志趣卑陋，忘本逐末，“剽袭冒名”，求利而损德，“大雅扫地”“何教化之足云?”

综上种种，当时书院已失去其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内在生命与价值意义。

戊戌维新前，多有变通整顿书院的改革建议，大略为三方面:1、“定课程”，改革课程内容，要求中西兼习，文理兼通。摒除课考。在保留经学、史学传统课程外，增加译学、算学、舆地之学等西学内容。2、“重师道”，改革聘任制度，提出山长“必由公举”“务延明正通达之士”，教师须聘“纯正博学、兼通中西之儒”，以“定教法，端师范”。3、“核经费”，改革管理制度。而鉴于当时书院已“积弊太深”，“积习相成”“势难骤为更张”，有人建议另设实学书院，维新人士则主张改书院为学堂。至戊戌变法，光绪即接受康有为之奏请，很快发布上谕，主要规定两条:1、民间祠庙，改为学堂。2、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①此节引文，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P913－932。显然，中西兼学乃书院改学堂之关键。

尽管戊戌维新失败，改革未能成功，然废书院、废科举、兴学校、倡新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书院被新型学校取代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从文化史看，清末维新开始之废书院，兴学堂，乃推动了中国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穷则变，变则通，显然，其所废弃的，不是中国文化，不是书院曾经代表的中国文化真精神真价值，而恰恰是毁坏文化精神的腐败，排拒中西兼习，相互了解与会通的壁障，阻碍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旧体制。当时废书院，兴学堂所代表的，正是中国文化生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化面对西学，自我革新以图强的内在需求。

辛亥革命后，新兴学校大量涌现，经蔡元培等几代优秀知识分子与教育家的不懈努力，焕发出新时代的精神与光辉。抗日时期，西南联大等各大学，共赴国难，为中国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新儒家则为中西文化的会通，中国文化的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演说，即以三事相告:“一曰抱定宗旨”，“求宗旨之正大”，“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曰砥砺德行”，“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友。”②马燕编:《蔡元培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P49－51。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此，我们仍能看到的，不正是书院所曾代表的那种文化的真学问真精神吗?

三、书院复兴之时代背景与思考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目前，我们正面临全球性科学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潮流。西方文化、哲学、科学进入后现代，正发生重大转向，这一转向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日益相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弘扬与振兴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再次崛起。然而由于长期的“文化断层”，不仅几乎“全盘西化”，即使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内容，亦经西学之肢解，筛选，也早已“古意尽失”，“面目全非”。面对中西文化大综合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与科学如何“自主创新”，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今日学校不免显得无奈而被动，难以承当。大楼不能替代大师，功利的激发不能带来真正的创造，表面的繁荣难以掩盖精神的贫乏。正如余英时先生所痛惜:目前中国学者“很少从内部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作出令人信服的新理解，新阐发。”“族群的自我认同尽管现在已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现象，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未必能把握住这一契机，……。“中国的文化危机今天仍在持续之中，甚至更为深化了。”③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P38－40。

试比较今日中国学校与戊戌变法时的传统书院:

传统书院

全部中化，盲目排外

偏重义理(一无所用)

科举应试教学(求仕)

现代学校

“全盘西化”，“古意尽失”

偏重知识(实学)(丧魂落魄)

学历应试教学(求职)

显然，从课程内容看，现代学校与传统书院是两个极端，皆不能中西兼学，文理贯通。而众所周知，与教育管理、评价体系相关的应试教育弊病，却基本相似!

“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隐含着对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刻质疑。实际上，要求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早已遍满朝野。正当其时，书院经百年沉寂后，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悄然兴起，决非偶然。与当年书院创兴的历史背景相似，这是今天“全球化”、“国际化”大背景下，中国文化振兴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规律，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广大人民对文化与教育普遍需求与力量的显现。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私学传统及其所代表的“道统”必将复兴的征兆。

书院向何处去?在今天国际国内局势与条件下，书院如何才能有其独立存在与发展的价值与地位，书院如何可能担当中国文化使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不落入一时时髦的闹剧呢?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上述书院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作者试提出以下几条原则性建议:

1、今日书院首先须避免导致书院衰落、也是目前学校的通弊。书院应有自己独立的管理、评价体系，以学为本，杜绝功利、浮躁学风，必须明确书院不是应试教育的补充。更不能落为应试教育的附庸。

2、书院大多以振兴中国文化为宗旨。必须明确，文化振兴是其内在精神的觉醒与振作，不是向外人弘扬，更非徒饰门面，借以营利。中国文化真精神、真学问之传承与创新，是书院的生命与魅力所在。余英时先生指出:“在社会大转变时代，文化认同并没有捷径可循，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集体，都必须在长期尝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才能找得到适当的方向。”①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P42。

笔者以为，目前中国文化的断层有三层:一、中国古典经典，此为中国文化之原创与价值之源。二、宋明理学，此为中国文化儒道释三家之大综合。三、当代新儒家，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会通之重要成果。有条件的书院应尽量搜集、保存相关书籍与资料。如何得中国文化之精髓或真传?不仅须长期潜心学习、研究，更需生命实践之体悟。同时也须明确，今日之文化重建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文化的自主创新与现代转型。

3、今日书院应具有全球眼光，人类情怀。书院虽以中学为本，但决不可拒斥西学，“全盘西化”固然不对，“全盘本土化”亦无前途。必须明确，学贯中西，文理兼容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中之所昭示者也。”②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三联书店，P517。

如果说历史的辩证法不错，那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经历了正、反两个回合后，如今正当进入第三个“合”——即融合会通，自主创新而走向世界的新阶段。

4、值得提出的是，以中国文化为本，学习、吸纳西方文明之优秀成果。决非“中体西用”之论的沿袭。文化乃一整体，本来“体用不二”，“中体西用”之误导，在于导致人们将中国文化看作无用之体，这也正是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原因之一。同时又将西方文化看作无体之用，“意专从他们的科学方面着眼，又不能注意到他们科学精神的源头处。”③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26。。中国近代以来追随西方现代化历程，成为一系列“倒果为因”的错乱模仿，难辞其咎。如钱穆先生所批判:“近百年来之中国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直至于今，前后几逾一百年之稗贩抄袭，非驴非马，不中不西，辗转反复，病痛百出。……仍未得东西方文化第三度接触和消化之益。”故惟“回头重认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值，亦必能同时认识西方文化之真精神。”④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15－16。

笔者认为，文化的交流是同层次的，中西兼学与会通，当是体用对应之互相学习、比较、“精细分疏”，明其异同。应尽可能对双方宗教、哲学、科学等各个层面，作全面如实的了解与把握，取长补短。综合创新，以开人类新文明之体与用。而非以人“无体之用”补我“无用之体”也。

5、由于文化断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目前进行中西文化会通的研究者很少。所谓“学院派”，即便谈中国文化，也“大抵即谈西方某一流派之学者也”，“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了”。⑤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P39。(本人亦在所难免)。而所谓“民哲”“民科”，虽对中国文化有直接的了解与研究，然因条件限制，又大多对西方文化科学及现代规范不了解。双方难以对话。就目前的情况，书院与学校似各执一端，两者若能沟通，或许可以互补。在适当条件下，书院可为在中学或西学方面各有造诣，又有诚意沟通的研究者，建立一些互相对话交流的平台，这些虽刚起步，尚不成熟，终可为培养具有文化综合、会通、创新能力的人才共同努力，探其前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40年代曾提出: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他指出:“轴心时代”的精神遗产，南亚的佛教，中国的儒学和道教，中东的犹太教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希腊的文明传统，二、三千年来都参与了塑造人类文明，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必将会开拓21世纪的文化，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①参见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49 年，P7—P15。而这些文明之所以能够长存不灭的原因，在于它们都在“轴心时代”找到了超越的文化价值之源，创立了它们各自的精神世界。

透过书院兴衰，复兴的起伏跌宕历史反思，笔者感悟到了中国文化那种不竭的精神与顽强的生命，混乱纷呈的现象中，原来隐藏着某种奇怪吸引子。由此，笔者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产生了一种信心:在历史的洪流中，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惟人类文化生命之真精神将冲决一切阻隔与腐朽，奔向至善之终的。由此而论，今日书院复兴的前途与命运，亦将取决于在此过程中，能否体现中国文化之真生命真价值，能否对当代中西文化之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与科学之自主创新、现代转型有所建树，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