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1988年1 月，“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75 位参会者（包括52 名科学家）经过四天讨论得出重要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这一结论的是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他一直致力于空间研究，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自己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因此他曾义愤地建议各国将国防部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上述结论是他在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的议题是“面向21世纪”，显然，这是人们面对未来的深沉思考，而且，据报道，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的这一发言被认为“最精彩”。[1]

阿尔文博士看到了怎样的“孔子的智慧”，他又何以将其提升到关乎“人类生存”的高度？我认为，这里彰显出的是孔子及其哲学的重大意义。

一、“孔子智慧”在于“中道”

当年，被称为“世界公民”或“20世纪智慧人物”的林语堂曾编辑《孔子的智慧》，向西方介绍孔子，不知道阿尔文博士提到的“孔子的智慧”是否与林语堂的著作有关。但不论阿尔文博士对孔子儒学了解多少，孔子儒家的社会主张、政治理想以及“中道”学说，都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向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孔子家语·礼运》），希望人们尽力“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要求人们互相关爱，尽力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孔子家语·礼运》），“泛爱众”（《论语·学而》）。要求人们“依乎中庸”，“遵道而行”，要求社会管理者“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由此，孔子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也影响到中国以外的许多地区。

孔子相信“道不远人”，他认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所以，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伦理学说，孔子往往都从浅近的道理出发。有不少人不明就里，便认为孔子“只有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黑格尔语），其实，正如中国的《周易》不太容易读懂那样，真正“读懂孔子”恐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代西方有学者经过比较后说道：“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又说：“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简单的。也许你不会马上就喜欢它，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英国·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

孔子思想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孔子思想产生之初，他关注最多的应该是“礼”，即周礼。孔子名声日隆，从学弟子众多，都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后来，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积极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改造社会，但处处碰壁，遂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关系，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继续提高，逐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佳境。他晚而喜《易》，作《易传》，对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他“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

孔子的智慧来源于他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历史给了孔子一个制高点，孔子富有仁德，他比许许多多的人更博学、更睿智，立足更高，所见更远。他思考人性、思考人道，同时也思考天地之道，他整体、系统而动态地观察世界。从他敬仰的先圣、先王那里，他看到了“允执其中”，看到了“中道”。通过继承、凝练与提升，孔子达到了他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不言而喻，不理解中庸，就难以真正了解孔子。

二、“中庸”就是“使用中道”

对于“中庸”，历代学者做出过很多解释。“中庸”十分神奇，但同时也十分简单，因为“中庸”就是“执中”、就是“用中”。无论从《易经》，还是借助新出土的地下文献（如郭店楚简《五行》），都证明“庸”在先秦时期与“用”相通，“中庸”即“用中”。“用中”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诚”。

宋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庸”的解说越来越复杂，让人如坠云里雾里。其实，我认为，汉代学者早已经说清楚了。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也就是“用”。《中庸》通篇所讲都是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在实际中使用“中”。

作为概念，“中庸”特别简单，但要真正把握“中”之道、真正做到“用中”却并不容易。也正因如此，孔子才认为中庸是一种“至德”。不难理解，“中”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中庸”不是简单的“调和”，也不是简单的“折中”。对这个“中”的把握，就好像掌握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一种稳定、一种和谐。如果不稳定、不和谐，就不能发展。所以《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就是和谐，“万物育”就是发展。“中”，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一眼看透，它不是数理意义上的“中间”。

前几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价值极高！所公布的第一篇文章，李学勤先生为其定名为《保训》，李先生认为这是周文王临终时训诫太子发的“遗言”，极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周文王临终谆谆嘱托的竟然就是一个“中”字。他要求太子发了解民情、了解人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从而准确把握矛盾，尽量处事以“中”。

有意思的是，武王在文王以后即位，而在武王本人临终时，同样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即武王之子成王）尽力做到“中”。武王让周公辅成王，他对周公说：“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让他“克中无苗”，做到适中无邪，以“保”他在位。武王接着说：“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长”其于位，使他在王位上要尽快成长起来。怎么成长？要“维中是以”，即维中是用。（详见《逸周书·五权解》）

孔子“宪章文武”，文王、武王的“中道”思想一定影响孔子很深！而了解文王、武王的“中道”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孔子“中庸”思想很有意义！

三、“以礼制中”和“以刑教中”

历史上，“中庸”曾倍受误解，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没有原则，就是片面“折衷”和“调和”。时至今日，还常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有人说中国近代落后是因为中国人“太中庸”，是因“中庸”而缺乏锐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庸”竟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事实上，孔子非常反对不讲原则的做法，认为这是“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是对道德的戕害。

其实，“中庸”要求准确判断事情变化，把握时空条件，掌握事态动向，处理问题恰到好处。要在具体实践中“执中”、“用中”，符合“中道”，需要具备知识与境界，具有理解水平，了解事物属性，把握内在规律。孔子十分赞赏、尊崇古代“圣王”舜，认为他能够“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中”是不断变化的，就像平衡被打破后要继续保持平衡，就应采取相应措施。舜也一定是这样，因此，尧帝非常看好舜，认定“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孔子感叹舜有“大智”（《礼记·中庸》）。

周文王对太子提出的要求很严格，希望太子认真遵行，保持诚敬态度，而不要松懈。文王、武王以后，周人认真遵行“中”，在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在他们的观念中，“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逸周书·武顺解》），人道尚“中”，就像“日月西移”、“水道东流”那样，自然而然，理当如此。所谓“耳目役心”，应该就是“耳目役于心”，这是说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信息，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种朴素的“人道”主张将“天”、“地”、“人”合观，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没有孤立地看待人的问题。

那么，这个“中”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中”就是“礼”。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礼制，以之教育后代。《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符合礼的为“中”，否则就不是“中”，就是“失”。所以《逸周书·武顺解》又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由此可见，所谓“尚中”，就是“尚礼”。这里的“礼”就是符合天理、人情。

人以“礼”的标准学会守“中”，使行为符合法度，这是从主动而言。但有时候，一些人（或者“个别人”）需要教育、教化，这是从被动而言，这便是《周礼》之中所说的“以刑教中”（《周礼·地官司徒》）。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时候人的行为未必合宜，未必适当。按照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取向，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用道德教化人心，其次则是以政治引导人民。但政教不是万能的，它并非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适用，也有的人“化之弗变，导之弗从”，其行为伤义败俗，负面影响很大，对这些人就只能“用刑”，采取强硬措施。这种对“伤义败俗”者的惩罚，是对社会扭曲行为的矫正，也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刚性引导。这是从“刑”（意思是“型塑”）的特殊角度，告诉人们什么是“中”，什么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

四、“中庸之道”是“和谐”之道

从实质上讲，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修身之道，是君子之道。而从根本上说，孔子儒家的“中道”哲学既是社会稳定之道，又是社会发展之道。孔子主张仁政、德治，他教育弟子，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教以诗书，导以孝悌，用仁义礼乐加以引导和启示，以成就道义、德行。这是人具体的修行方式与途径。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都有喜怒哀乐之类的情绪，这些情绪是对外部事物的正常反应。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反映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便是“率性”之“道”，这正如《尚书·盘庚》中所说：“各设中于乃心。”人心里面的那个“中”，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它的正常、适度、有节的表达，才会得到“和”的结果。而人“发而中节”，决定于心里的那个“中”。没有“中”，就没有“和”。

那么，“中”的标准是什么？显然，所谓“中”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此即《礼记·中庸》记载孔子所说的“时中”。如前所说，“中”来自礼，“以礼制中”。所谓礼，就是“理”。孔子说：“礼也者，理也。”（《孔子家语·论礼》）《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合理”的才是“合礼”的，而合乎“礼”的，才是“中”。“中”符合天理，顺乎人情，合于人心。这种“中”的合理表达，其结果必然是“和”。没有和谐稳定，哪会进步发展！

孔子主张用仁、义、礼、智教化民众，人有了个体素养的提升，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才有可能认识“中”，从而尽力做到“中”。“中”是一种境界，但长期做到“中”又很不容易，所以，孔子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修行的法宝，基本点在于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君子人格的人，其理论的基础在于人道应当符合天道，将天人合一，尽心、知性、知天，做到人的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完善自己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中庸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人生和谐的追求需要以“义”为准则，力求使言行“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国家、天下和谐同样如此。“中和”之境的“和谐”不是暂时的，它建立在“礼”的牢固基础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儒家主张“以和为贵”，同时主张“以礼节和”，认为不可为了和谐而一味地追求和谐，而不知道用礼加以节制。礼贵得“中”，知有所“节”则知所“中”，能得中庸之常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和”都极其重要。

要保持“和”，重要的是守礼、有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人有恒心，坚守德行，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能坚持自己的德行，一味追求和别人保持一致，而不讲求原则，就很难与他人保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同样既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

当今时代，中国提出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这实际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与孔子的“中道”哲学存在着显著的契合。外交是一个道德选择困难的领域，但也是一个道德选择适宜的领域。道义因素是外交的重要维度，而现在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其价值观，还没有摆脱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而探讨符合天道正义的国际宪政规则显得十分必要。在诸多思想资源中，也许儒家的相关资源最为丰富。

[1]顾犇. 关于诺贝尔与孔夫子的一些说明[J]. 中国文化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