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艳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四川 汶川 623002）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最初是由剧本创作转到小说创作上的，她的作品大部分在发表的同时就被拍成电影，电影的成功为她赢得了很大名气，大多数人对她的作品产生兴趣都源自电影。评论界对于她小说的争议也是特别大，她的小说总是处于边缘化位置，在雅与俗中游荡，在纯文学与通俗言情之间徘徊，希望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中庸之路”——既不用严肃地思考以致无人问津，也不俗气得毫无内涵可言。作为一个生活在商品化异常明显的大都市香港的一个女性作家，她对于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境是有深刻思虑的。她用她的笔描绘出了一个个女性在父权、夫权压抑下悲惨的命运以及她们对自身欲望的狂热追求，还有对真挚爱情的强烈渴望。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女性的特质与天性、女性的倔强坚强、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女性对男权的反抗、女性的欲望、女性的命运、女性天生对爱情的执著……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她的小说渗透出独特而又强烈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宿命

在男权中心意识统治下的社会中，女人的生存处境是艰难而卑下的，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是全然被男权意识遮蔽了的。这是李碧华对女性命运、女性生存境遇的理性认知。在这种清醒的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她对女性在男权社会环境压抑下种种世相的揭露以及女性悲惨的命运的描绘都具有一定的深度。

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娇美的容颜、倔强的个性，但却也都逃不开悲惨的命运，这也就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悲剧感。这些鲜活的女性生命在男权社会中挣扎沉浮，身世坎坷、结局凄凉。其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遭遇到惨痛的性侵犯，这给她们未来的人生带来极大的阴影，成为她们命运与性格的转折点。《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前世的潘金莲在18岁时被地主张大户强暴，而后被地主婆送给卖烧饼的三寸丁武大郎……最终被武松挖心砍头，并永远背负“天下第一淫妇”的恶名，不肯喝下孟婆汤的潘金莲誓要报仇，轮回到今生。而今生的单玉莲同样薄命，年方十五、面容姣好、前途光明灿烂的芭蕾舞蹈新星，但却被领导章院长奸污，并背上“淫妇”、“反革命”的称谓。文革期间，因爱慕武龙，送其一双鞋，当作盗用国家财产被批斗、再被流放……不愿忘掉前世，想要为自己报仇的单玉莲以失去记忆作为今生结局。《生死桥》中的名演员段娉婷在十五岁时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奸，给她带来一生抹不去伤痛。李碧华清醒地认识到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对女人“性”的欲望与性的侵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原本作为受害者的女人不但要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而且还要遭到来自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舆论的攻击，被斥之为“淫妇”，将一切的罪责全都推到无辜的女人身上。女人身上的负担和压力让她们无法获得人之为人的正当权利，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残酷生存环境。

《胭脂扣》中如花的妓女身份几乎注定她要和命运做一番殊死搏斗。如花的抗挣，开始带着宿命，依然指望依附于父权夫权社会的接纳。“女人，命好的，一生跟一个男人；命不好的，便跟很多男人”，如花清醒的知道一个女人只能作为“物”的存在，成为饰物或是生育的工具的命运。命运的好坏不是由女人自己掌控的，而是由男人掌控的。不知是如花的幸运还是不幸，她遇见了十二少，如花把他作为命运的转机。他们的爱情遭受到来自父权强大势力的反对，只好自谋出路。如花这次认定的是爱情，当爱情面临生存严峻的考验时，首先动摇的是懦弱的男人，这一点如花也是知根知底的，因为如花知道她是没有退路的，而他是有的，他回头是柳暗花明，她回头却只有死路一条。如花的抉择是清醒的，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父权夫权制度绝望的反抗。如花选择自杀，不是成全爱情，而是拯救命运。她甚至清楚作为公子哥的十二少无法承担改变命运的重责，她甚至不能确信他是否是真心爱她的，“如果他有一点真心，便死于殉情；如果掉头他去，也死于被杀。这一场心理上的豪赌”。如花这时成为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企图用一场残酷的豪赌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如花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十二少的落荒而逃，但如花又没有真的败，作者又让痴情的女鬼重返人间，寻找旧情郎，让这本身具有优美传奇的故事在现实的关照下显出她残酷的真相。如花的殉情失去意义，显现出滑稽的特质，如花的爱情也指向了虚无。过去了50年，她最终看到的情郎只是一个苟活于人世的糟老头，只好无奈地扔下作为定情信物的“胭脂扣”飘然离去。当全心依赖的爱情失却了让女人依靠的力量时，或许，也只有死才能为作为男权社会牺牲品的女人赢取一点点人格上的尊严。

在《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李碧华通过川岛芳子独特的一生遭际，更加深刻描绘了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面临的不仅是“性”的悲剧，更是被当作政治、权力之争的工具和棋子。可以说，这个满清肃亲王十四格格自小就成了一个政治阴谋的一只棋子。七岁的小女孩儿，满清的格格面对母亲给她的和服，苦喊着：“我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我不愿意到日本去！”但作为父亲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实现其雄才大略的一颗棋子，她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她就如同自己父王对她的昵称一样，是一个“小玩具”。她只能任命运的摆布，东渡日本，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从小在日本长大的芳子，日夕被养父灌输复辟和独立思想，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当豆蔻年华的她开始了美妙的初恋时，在她人生最最美好时，十七岁的她被自己的养父奸污。想用自己的下半生为自己的爱人做栗子馅的糯米团的妙龄少女因为这件事使其一生发生改变。“世上原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短短的二十年中间，叱咤风云，也穷途沦落，末了死于非命。像一个绚丽但惨痛的不想做的梦，身不由己，终于芳子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魔女，成为政治牺牲品。”经过苦心经营，她名噪一时，为日军侵华立下汗马功劳；但当其失去利用价值，她的上司同时也是情夫的男人却欲将其除去。日军战败，芳子被控为“汉奸”，穷途末路之际，向养父求救，希望为之出示一张假的出生证明，但她的“第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帮她。李碧华在这篇小说中更加深刻地展现了女人在男权世界的悲剧命运，女人是男权制的附庸和牺牲品，处于权力政治核心的男人根本不可能让女人去染指权力的核心，女人所获得的仅仅是男人所愿意施舍的。女人和男人在“性”面前是不平等的，在政治、权力面前更不可能获得平等。在几千年父权夫权的统治下，女人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只能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和符号，不管她们曾经有过怎样艳冶的生命，都无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淹没，她们的生命轨迹注定无人关注怜惜同情。李碧华对女性命运的悲剧处境表现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感，她赋予了女性美好的容颜、好强的个性、反抗的意识……但却无法赋予她们充满阳光的生命。

二、女性对自身欲望的强烈追求

李碧华小说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不仅着眼于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处境，更着眼于女性自身的内心世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是时代的叛逆者，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与那些遵守着传统女性道德标准的女人有着极大的区别，她们在周围人的眼里是格格不入的。传统女人以丈夫、儿子、家为自己的全部事业，将自己的一生寄托于此，以他们的成功为骄傲，从未真正关注过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是理所当然的接受社会意识为她们设定的命运轨迹。而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却全然不同，她们也身不由己地承担着社会大环境赋予不公正的悲惨命运，但她们却并不愿坦然接受，一旦有能力反抗时，她们就会倾尽全力去改变，最终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轨迹。在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中这些女人身不由己，但在个体的生命里她们往往拼尽全力争取自主。不管她们最后的结局、归宿如何，她们毕竟活出了最精彩的人生，焕发出了耀眼夺目的生命光彩。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女人在不同朝代的地位或许有着些许的不同，但对女人“性”的极度压抑却是一直贯穿始终。男人三妻四妾，到处风流，而要求女人必须从一而终，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肉体上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如果女人被人侮辱必须立即自尽，否则就会被人耻笑、唾弃。要求未婚少女与死人的灵牌拜堂成亲，并须终身守节，以赢得“节妇”的美名和一块冰冷的石头牌坊。李碧华的小说主人公对这些制度进行彻底地反叛与嘲弄。

《青蛇》取材于我国传统故事“白蛇传”，小说将原故事精髓彻底颠覆，以小青蛇的视角来窥探人世间的男女情爱，小青的形象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白蛇和许仙之间的陪衬品，也不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忠仆”形象。她完全介入了白蛇、许仙、法海之间，与他们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感情纠葛。小青与白蛇是几百年的好姐妹，误食七情六欲果之后，平淡闲适的蛇的生活受到冲击。白蛇恋上人间男子许仙，以许仙为生活的中心，小青作为一个“女人”的欲望被慢慢唤醒。一方面因白蛇对自己的冷落感到孤独、寂寞，便想拆散他们；另一方面，小青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当然希望自己也能像姐姐一样被男人关注、爱恋，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去引诱许仙。在小青心中，除了许仙还有一个深埋着的男人——法海，他是一个小青没有引诱到的男人，并将小青作为“女人”的全部自尊踩在脚底下的男人。可以说法海是小青一生的痛，小青对他恨之入骨，恨是因为爱之不得，归根到底还是爱。作为男人的许仙想同时拥有两个女人——青蛇和白蛇，作为“女人”的小青也想同时拥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这也是每个女人内心都潜藏着的欲望，从一而终、忠贞不二只是男人强加给女人的道德枷锁。《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单玉莲为了现实的生活她嫁给了有钱但长相丑陋的武汝大。而在看到自己曾经爱恋过的男人武龙出现时，又渴望拥有一份真挚的情感，对其反复引诱，当看到另一个女人将要投入爱人的怀抱时，她处心积虑、想尽办法将女人赶走，自己无法得到也不能让他人获得幸福。丈夫无法带给她性欲的满足，于是，在情欲的驱使下与另一个男人Simon发生关系。事后虽悔恨万分，但肉体的愉悦却已在她心上烙上深深的烙印，她无时无刻不在回忆Simon花样百出的性爱方式以及他带给自己最巅峰的快感，再次面对这个男人时，她根本无法抵御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理智彻底瓦解，再一次沦陷。《生死桥》中的丹丹为了追求爱情，独自一人到上海，面对怀玉的拒绝，伤心的她并不愿依照怀玉的安排回到北平投入志高的怀抱，而是倔强地留下，并不惜一切代价向怀玉和他的情人报复。当得知怀玉也是爱着她时，又毅然舍弃一切，想与怀玉私奔，在以为怀玉被害后，又为其报仇，毒死了自己的情夫。而小说中另一个女人段娉婷同样为了爱情不择手段，她为了留住要与丹丹私奔的怀玉，向丹丹的情夫告密，使得怀玉双目失明，永远留在了她的身边，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幸福。甚至还庆幸怀玉的失明，这样怀玉就会对自己死心塌地，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容貌，那么自己在怀玉心中就永远是面容姣好的年轻女郎。《胭脂扣》中如花为了成全自己心中“完美”的爱情，摆脱自己被抛弃的命运，逼着十二少与自己一起自杀殉情，又害怕自己死了而十二少偷生独活，竟偷偷让十二少服下安眠药，让他不论甘愿与否都须陪着自己共赴黄泉。这些女性都不是心地善良、为人着想的可爱少女，但她们活得勇敢、活得真实。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和肉体的渴望，她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自立、自醒的独立个体，相对于千辛万苦追求虚名的女人，她们对个体生命愉悦和意义的追求要有价值得多。

三、女性对男性的依赖

与这些女性相对应的男性形象的表现就与女性大相径庭了。许仙在白蛇与小青之间徘徊，既心安理得地享受白蛇的悉心照顾，又享受与小青之间刺激的情爱游戏，最终却毫不留情地选择了对她们俩的彻底背叛。武龙对单玉莲心存爱恋，但却不敢表现出来，对玉莲与Simon之间的关系又妒又恨，还美其名曰的自我安慰是为自己的兄长不平。怀玉最初为着友情放弃了爱情，其后为着自己的前途拒绝了追寻他而来的丹丹，从而导致了两人的悲剧。十二少最终背叛了如花苦心经营的爱情，选择了苟且偷生，在五十年后变成一个糟老头。与女人们的勇敢、坦率相比，这些男性就显得猥琐、懦弱、不堪了。李碧华有意识地将光彩赋予了女性，但同时也针对女性自身提出疑问：如此优秀的女性为何选择这样的男子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竭尽全力去维系两者之间的情感？为何她们义无反顾地抗争、求索最终依然逃不开悲剧的命运呢？作者在这个方面对女性的命运悲剧进行了更深层次地挖掘，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不仅仅在于对女性命运的操控和蹂躏，更在于对女性心灵的奴役。她们倾尽全力追求的“爱”从骨子里来讲是几千年女性对男性产生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即使经济上获得独立，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依赖却早已存在于女性的潜意识中，这种显现为刚强反抗与隐藏的奴性依附的双重性格使得女性只能在“反抗——沉沦”的悖论中继续挣扎。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被压了八百年的白蛇一获得自由就去寻找新的恋情了，也明白了做了鬼的如花为何要为一个如此不堪的男人留连忘返了。

结语

李碧华正是通过这一群美好生命的沉寂与毁灭，解构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美学观念，表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肯定，使小说达到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和对男权中心秩序的颠覆，以及对女性边缘生存模式的反思与抗衡。这种清晰明确的创作指向，带来了李碧华小说对过去囿于一时一事，单纯控诉揭露的女性文学的整体超越，展示了全新的女性意识。同时李碧华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的命运虽历经漫长的时光却并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女性依旧用青春和生命不断地演绎着前世今生的惨烈的悲剧，隐入情天恨海而不可挣脱。在此，作者巧妙地将历史与时代融为一体，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清醒地指出，父权制的巨型话语和历史的因袭重负，不仅湮灭了女性的历史的声音，也制造着女性现实的艰难处境，使其作品既有穿越历史隧道的厚实凝重，又不乏时代的气息。这正显示了她的深刻之处，就像刘登翰先生对她作出的评价一样：“李碧华用一个个从历史烟云中挖掘出来的，带着传说甚或是寓言色彩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父权制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漠视和背叛，又对女性固有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似乎是对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的一种社会学预测。”[1]394

[1] 刘登翰.香港文学史[M].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2] 李碧华.李碧华作品集（1-4）[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 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J].作家报,1998,(9).

[3] 乔以刚.多彩的旋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