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巧玲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而著称。尽管他未曾提出过学习型政党的概念，但是学习型政党在毛泽东时代已具雏形已成许多学者的共识。当前，学术界着重从整体或者从某一时期研究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贡献，不过从建设路径的视角的探讨尚嫌不足。

路径是学习型政党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学习型政党是学习型组织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运用。在诸多关于学习型组织建设路径的研究中，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理论最具影响力。现就基于这一理论所提出的要素，对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所蕴藏的学习型政党建设路径进行探析，以期对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有所启迪。

一、毛泽东重视建立共同愿景

（一）毛泽东非常重视共同愿景的激励作用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共同愿景，他一直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2](P.1059)为了使“共产主义”这一共同愿景深入人心，毛泽东在自己文章或报告中频繁使用“共产主义者”一词，并号召“一切愿意并坚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加入共产党。[3]（P.167）

毛译东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愿景的激励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4]（P.686）美国学者迈斯纳曾评论道：“只有站在历史行动者的立场，了解马克思的未来梦想如何指引和激励着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才能更多地理解人民共和国的历史。”[5]（P.121)“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民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5]（P.122）

（二）毛泽东善于将共同愿景转化为阶段性目标

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愿景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有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6]（P.257）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曾形象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3]（P.344）这里的图样就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目标，“大图样”、“总图样”指的就是最终目标，即“共同愿景”，而“小图样”、“分图样”则指的是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

为了实现党的共同愿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国情出发，把共同愿景细分为一系列阶段性目标。他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认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了共同愿景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7]（P.276）毛泽东非常强调目标的激励作用，他曾指出：“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8]（P.350）

二、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并“改善心智模式”

“自我超越”与“改善心智模式”是建设学习型组织的重要环节。党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就是永不满足现状，在不断追求进步与卓越的过程中产生持续的创造性张力，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动力。“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或甚至图像、印象。”[1]（P.8）心智模式不仅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而且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如何实现党员及党组织的自我超越？如何改善党员及党组织的心智模式？这些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颇令人困惑，因为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答案。“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3](P.418)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员实现“自我超越”的有效方法

进行自我批评要求党员对自己进行研究、剖析、反省。1942年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3](P.418)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9](P.69)1963年毛泽东提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他批评了哪些“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的人，认为这些作风必须加以改变。[10](P.347-348)党员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寻找差距，从而不断提升自己，达到自我超越。而党员的自我超越必然带动党组织整体的自我超越。

称为y对x的线性回归，其中a，b统称为回归系数。通过计算各曲线的判定系数R2来检验两者的线性关系，判定系数R2接近1时回归方程显著[13]，相关系数R定义为：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组织实现“自我超越”的有效方法

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力除了来自党员，也需要从政党的视角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8](P.274)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3](P.395)

党组织实现自我超越还须对自身历史进行研究，以分享成功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组织的工作少走弯路，更有成效。1942年毛泽东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3](P.399)1945年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解党史的好处是“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9](P.257)1948年2月，毛泽东认为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就会使“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11](P.71)正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因而能够不断自我超越。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8](P.19)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改善心智模式”的重要路径

要改善心智模式，除了要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还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别人的意见。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9](P.399-340)1942年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文中详细列出了12条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其中第一条就写到：“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3](P.395)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及党组织不仅能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审视，更能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别人意见，进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及行为。

三、倡导团队学习，实现党内知识共享

通过团队学习，可促使党员间的知识共享，从而提高党员个人及党组织的效率。

毛泽东倡导团队学习，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3](P.176)“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3](P.182)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他曾指出“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3](P.185)

团队学习有两个重要方式，一是深度汇谈，二是讨论。深度汇谈是“每个人摊出心中的假设，并自由交换他们的想法。”[1](P.274)其目的在于发现新的看法。“讨论是提出不同看法并加以辩护。”[1](P.281-282)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观点的一致。

（一）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深度汇谈”的作用

1942年4月，毛泽东指出“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3](P.420)他认为个别谈话的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3](P.420)1949年9月，毛泽东告诉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并指出具体方法为“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11](P.335-336)

（二）毛泽东重视使用“讨论”的方法

每当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或要消除意见分歧，或加强对所学知识的领会时，毛泽东都会采用“讨论”的方法。

通过讨论以解决重大问题。1950年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时，毛泽东指出“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12](P.48)

通过讨论消除意见分歧。对于党内时常发生的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9](P.188)1946年7月，毛泽东指出“中央‘七七’宣言应在党内开展讨论，团结全党同志执行中央路线，将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根本扫除。”[13](P.148)1956年2月，毛泽东讲到“通过讨论，打通思想。”“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8](P.4-5)

通过讨论加强对所学知识的领会。1958年毛泽东建议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8](P.432)

四、重视系统思考，以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的基石，它“使人由看片段到看整体；从对现状作被动反应，转为创造未来；从迷失在复杂的细节中，到掌握动态的均衡搭配。它将让我们看到小而效果集中的高杠杆点，产生以小搏大的力量。”[1](P.61)“系统思考”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路径，即要纵观全局，通过对相关事件进行系统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毛泽东非常重视系统思考，他认为“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9](P.420)如何进行系统思考，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探索，他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7](P.291)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认识论指导党的建设，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3](P.399-400)

总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探索出的党建思想，蕴藏着丰富的学习型政党建设路径的要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有重要启迪。

[1][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