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远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20世纪20年代，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影响到广西。随着当时广西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壮大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教育环境的改善相对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广西籍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广西并展开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受地区环境和民族特色的影响，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路径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一）传播主体的客观唯一性

20世纪20年代的广西，由于信息闭塞，民族聚集，与外界沟通不畅等原因，使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主要依靠广西籍进步分子，并呈现出两个特点：

1.广西籍进步人士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地传播发挥了主体作用。受限于地区闭塞和民族差异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主要依靠同外界有接触机会的广西籍先进分子。以马君武、黄日葵等在外工作、求学的进步人士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引入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2.传播主体的局限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迟滞性。有别于其他国内大城市，广西并未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在同一时间接收到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初期，广西桂平青年黄日葵通过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将国内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入广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之后，广西青年韦拔群将传入重庆的《新青年》寄赠回家乡，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东兰传播。[1]这些说明受传播主体的局限性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引入广西及展开传播的滞后。

（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与针对性

广西地区民族聚集，包含了壮、汉、瑶、苗、侗、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众多民族，具有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色。20世纪20年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阶级划分明显。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充分运用了这一地域特点，表现出传播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1.借助民族特色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呈现民族性。广西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和传统节日。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仅靠课堂教授和书本传播的效果有限，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注重运用民族特色文化，使艰涩难懂的理论以丰富的活动形式向民族地区群众传播。据记载，“组织者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文明戏、粤曲、铜鼓舞、踩堂舞、白话戏等形式进行宣传……韦拔群还亲自组织青年歌队进行长途‘歌会’活动，参加群众达七八万人”[2]（P218-219）。这表明早期传播重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途径。

2.针对不同阶层的传播受众，体现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针对性。随着广西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级划分明确。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有步骤的在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中展开，传播方式具有针对性。例如，马克思主义传入广西后先被知识分子接受，他们创建专门场所向学生和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青年讲习社”、“速成师范讲习所”、“特别班”等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3]对于工人阶级，传播者选择举办工人夜校、“平民义学”及上街演讲等方式，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广西农民阶级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据《百色起义史稿》介绍，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连续开办三届农民讲习所，向东兰县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2]并将理论教学与活动实践相结合，讲习所除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训练农民群众的战斗本领。[4]此外，传播者还有针对性的开设妇女讲习所宣传马克思主义。

（三）从人际传播到组织传播的转变

1.人际传播体现传播的单线性。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主要依靠马君武、黄日葵、韦拔群、谭寿林、宁琣英等人，他们作为传播的先驱代表，个人经历和各自家乡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在广西不同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如1920年壮族青年韦拔群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寄赠回家乡东兰县传播。[1]宁琣英则使马克思主义传入家乡陆川，他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陆川的最早传播者之一；平南青年覃怀林、覃怀瑾和蒙山青年韦杰三、黄成业等人分别回到家乡从事宣传活动。因此，早期的传播是先进分子与各自家乡之间的“点对点”传播，没有明显的城市与县城先后之分，这种相对封闭的单线传播路径，扩大了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影响力。

2.组织传播与地域传播相结合。随着广西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梧州、南宁分团，九九同盟会、广西妇女联合会，商会和《桂光》杂志设立省内分售处等一系列区域性联合组织的出现，互通了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刊物和研究成果，并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和革命运动发展，组织传播和地域传播交互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得以在广西由点到面扩展开来。

（四）传播兼具主动与被动相结合

1.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实践需要。20世纪初期，随着商国主义侵入南宁、梧州等地，催生了大批采矿、搬运、海员及店员等工人。而中国民族工业在一战期间得以快速发展，使广西的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并在支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中发展了工会组织。据记载，至1926年，广西全省参加各种工会组织的人数达4万余人，仅梧州工会就有21个，会员9000余人；南宁工会30余个，会员8000多人。[5]因此，广西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阶级基础，产生了内在需求，形成了驱动力。

2.广西农民阶级长期受到倾销商品和搜刮原料的外来压迫，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群众反抗运动由此高涨，因而，农民阶级的壮大和运动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这为马克思主义被农民群众接受并展开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传播活动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而一定的环境因素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影响、规定、制约着人类的传播活动。”[6]对于广西存在的民族性和社会环境等区位因素，笔者在总结、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特点的基础上，为当前继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的大众化寻求经验启示。

（一）深刻认识知识分子在理论传播中的关键地位

知识分子在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广西籍知识分子充当了传播的主力。因而，当前知识分子所聚集的高校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7]广西各高校应更加重视方式创新，在加强理论社团建设、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等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

（二）探索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传播就是不断向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传播方式的选择关系到理论在群众当中能否被彻底阐述和接受。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依靠义校、讲习所以及结合民族特色等方式，当今的传播更要注重形式的灵活多样，需要结合民族特色，适应民族环境开展传播。同时参考积极借助开发网络资源等方式进行创新。

（三）注重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的性和规划性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是一个由点到面的实现途径，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而最终指导了群众运动和革命的成功。当前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应该借鉴历史经验，循序渐进地提高传播的目的性和规划性。其一，重视发展基础教育。“知识武装后的头脑会具有比较好的能力去接受新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9]广西教育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现象，只有提升整体教育水平，改善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现状，才能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其二、改善群众生活。奠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坚实的社会基础，进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三，利用大众传媒，创新传播方式。逐步营造良好、稳定的传播环境，使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能够深入人心。

（四）不断改善民生以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动性

通过分析早期传播特点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与人们需要相契合才能吸引群众，从而具备传播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以实际利益为载体的综合性工程”。因此，当前“必须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及时有效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始终聚焦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疑点，为人民而发展，充分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感召力。”[10]只有不断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当中的认同感，才能提升理论传播的主动性，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大众化和地区化。

[1]庾新顺.广西革命战争纪事（1919-1949）[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百色起义史稿[M].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一版）.314.

[3]五四时期的社团（二）[N].北京大学日刊，1921-11-17.

[4]牙远波.论广西东兰农民运动的特点[J].河池学院学报，第26卷第四期，2006，（08）.

[5]罗开云.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6

[6]邵培仁.传播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16.

[7]张瑞、胡春柳.广西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J].南宁：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

[9]罗晓蕙，李传珂.广西边境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分析和思考[J].南宁：传承，2012，（12）.

[10]蔡志荣、黄卫星.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探析及现代启示[J].武汉：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一期，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