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军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大学本质观是人们对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的本体追问，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的性质和效度。近年来，孙绵涛教授对大学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陆续有重要成果发表。其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举办的重要会议上以大学本质观为主题发表了多次演讲，并以不同内容发表在《教育研究》等多个不同的期刊上。这些演讲和论文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央教育电视台等相关媒体也予以了专题报道。孙教授认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本质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认识大学更能体现大学的本质。笔者结合对我国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本质的省思来对孙教授的大学本质观思想做如下评析。

一、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学本质观的重视和思考

通过高等教育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还是科教兴国和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都把问题聚焦到“中国能否构建一个既具有大学一般共性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关键问题上来。建国60余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却没能孕育出为世界所公认的思想家，国家的巨额经费投入也没有能培养出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是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黄金时期。但高等教育所发挥出来的效能却不甚理想，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科学地把握“大学的本质”。为什么大学本质观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呢？孙绵涛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什么样的大学本质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改革发展观。这说明，大学制度改革者所持有的大学本质观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其将要把中国大学引向何方。如果我们连大学的本质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或以一种错误的大学本质观进行大学改革，那么其结果很可能就是“事倍功半”甚或是更为严重的“南辕北辙”。

在大学发展史上形成了诸多大学本质观，笔者把它们归为两类，一类是把大学看作“学术组织”，另一类是把大学看作“非”学术组织。持学术组织本质观者会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去办学，其效益和历史作用往往是积极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反之，持非学术组织本质观者，往往把大学当作与经济、政治组织无异的组织妄加干涉，其效益和历史作用往往是消极的、表面的和短暂的。

纵观我国近代以来的大学本质观，则难免让人遗憾。因此，部分有识之士发出了如此呼喊：应把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来建设和管理。

作为专门以大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理应对这一重要现象和问题高度重视和开展广泛探讨。但遗憾的是，综观我国当下高等教育学的主要著述，探讨大学理念和高校职能者甚多，研究大学本质者甚少。孙教授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发表于2011年第6期《教育研究》）一文不仅重拾“大学本质”这一被边缘化了的主题，而且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的大学本质观，把对大学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的“学术自由”与“大学本质”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向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一种更加合理的大学本质观。

二、深刻揭示了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的大学本质观，并在理论上赋予了行政权力在大学本质中的合法性地位，使人们对于大学本质的认识更趋于理性化

现有的关于学术自由的多数研究文献，虽然认识到了学术自由有相对性与绝对性之分，但确如孙教授所言：“（这些）学者所说的大学的相对学术自由不是指的大学的本质，而是在承认大学的本质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来分析这种学术自由的相对性的，……只是把大学的学术自由的相对性当作大学学术自由本质的补充性说明，因此对大学学术自由相对性的论述一般比较粗略，点到为止，缺乏对这一观点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和事实论证。这就可能导致如下问题：一是没有把学术自由的相对性作为大学本质的不可或缺的要义，限制了人们对于大学本质的更加合理的认识；二是“相对性”虽然与“绝对性”是一对十分容易理解的反义词，能够作为一种认识学术自由类型的划分维度，但仍然比较抽象，仍需借助进一步深入的阐释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绝对性”是指在精神层面在探究学术时的不能受制于任何现有的约束，如德里达所认为的，精神层面的自由意味着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无条件的追问，对任何真理进行无条件的质疑，对任何权威进行无条件的反抗，学术自由的“绝对性”是从应然角度而言的。而所谓的相对性则是指在权利层面，“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学术自由又必须由法律来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是防止不合理的危害社会的学术行为的产生，更是意在为学者的学术活动划定一个免受不合理干预的范围，学术自由的相对性是从实然的角度而言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这种抽象及其所带来的进一步较为烦琐的阐释，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人们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及大学本质的科学认识，毕竟越是简单、准确、凝练的语言越能易于被普通大众理解、接受和传播，而不至于被层层深入递进的解释所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在与其他学者一样都认识到大学学术自由相对性的同时，孙教授则更进一步超越了现有的认识，把学术自由的“相对性”提升到了大学本质所必然包含的要义的高度，并创造性地使用了“受控性”这一准确、凝练的词汇来表达学术自由的“相对性”的内涵，使“相对性”的真正意义被准确凝练地“外显”出来，把应然与实然辩证地统一起来，既不会导致人们对于大学本质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也不会过于世俗化而失去精神理想使命的驱动，从而也就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大学本质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

人们在批判大学的问题时，经常把问题归因到行政权力泛化，压抑了学术权力。不少改革因此指向了“去行政化”。虽然有学者辩证地指出，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去“过度行政”及“不合理的行政”，让行政回归到合理的边界之内。但是由于现实中理想主义盛行，不少学者过于从应然角度来看待大学本质，认为学术自由是世界各国大学的“公理”，加之长久以来中国大学的确存在行政权力主导和压抑学术权力的严重问题，因此，虽然人们有时也能冷静地认识到行政之于大学的必要性，但却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现代社会，大学职能多样，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与社会联系广泛，分化出了“多元巨型大学”。内外部的发展使得大学的“科层化”日益明显，大学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组织，而是呈现出明显的“科层组织”特性。这对于大学内部管理以及与外部社会的沟通都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在看到大学行政泛化对于学术的危害的同时，又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否定行政。学术研究及其所必然要求的自由自主，本身就已经近乎天然地赋予了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合法性。实践中大学组织科层化导致的大学行政权力重要性突显这一现实又该如何在理论上寻求其自身的合法性呢？笔者认为，孙教授所提出的大学本质是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的观点纠正了先前在去行政化改革的过程中过于否定行政化的倾向，其关于学术受控性是大学本质应有之意的思想在理论上赋予了行政权力在大学及其本质中的合法性地位。这对于实践中处理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文章发表的时机更加突显了其影响和意义

在种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的大学形成了校长、教授会、评议会等权力形式采取不同方式共同治理的格局，学术自由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得以较好实现，这使得该时期成为了我国近现代史上难得的学术辉煌时期，不仅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师，而且还造就了蔡元培、梅贻琦等多位著名教育家及北大、清华等一批著名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在大学与政府之间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则在多次反复中终于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毋庸置疑，这些举措在接收旧教育和确立新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确保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权及为新中国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和接班人等方面至关重要。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学术自由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多种体制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大学在教学、科研、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学术的根本的问题——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等方面，却依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涉入了“深水区”和“关键区”，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是其中的关键，也是衡量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最终成功的“试金石”。

创议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于1991年正式建校的香港科技大学，至今虽然只有短短20年时间，但已经迅速树立了很好的国际声誉，在英美等多个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都远高于我国大陆地区大学，在亚洲也是屈指可数。为什么“弹丸之地”的香港居然能创造这种高等教育的奇迹，而举全国之力资助的“985工程”大学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目前仍未实现？凡此种种无不令我国大陆地区的大学和相关部门倍感压力，于是尝试在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深圳特区进行大学体制改革试点，试图“以新的思维和机制筹建一所新大学”。所谓新思维和新机制，在很多对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寄予殷切厚望的人士看来，意味着实行真正的校长负责制，并让评议会、教授会等学术权力形式切实发挥制衡以及在学术决策和学术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传统。但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所言，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学上面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一个“婆婆”，在西方是董事会，在中国则是党委。这是目前广为存在的两种大学理念和改革争论。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两种理念和争论的态度往往预示着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走向。

孙教授的大学本质观思想恰好形成于最近两年，在发表的时机上恰好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和改革大体吻合。由于孙教授在教育管理学界的广泛影响力，其所持有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是大学本质的观点，不难预见，一经发表，必然会而且业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实践上，南方科技大学近期的改革特别是“2011年7月18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方科技大学（筹）临时委员会”似乎也正好印证了孙教授的大学本质观，特别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受控性思想，这对于持前述第一种理念的人们而言无异于宣告了他们希望的破灭。在这个意义上讲，孙教授关于学术受控性合法性的论证及其与学术自由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分析，客观上既是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改革的最好注脚，又是一种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学术自由争论的折衷和协调。

四、文章发表过程本身就印证了其所论证的大学本质观思想核心观点

孙教授的大学本质观的完整版原稿以《大学本质观论纲》为题目发表在2011年第3期《教育管理研究》杂志（双月刊）上，包含什么是大学本质观、大学本质观的地位与作用、大学本质观的不同观点、新大学本质观的理论审视及事实考察、新大学本质观的学理分析、新大学本质观的现实意义等六大问题。这六大问题在逻辑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论证有力，体现了理论归纳与演绎的魅力。在严谨的推理论证中，孙教授确立了核心观点：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是大学的本质。因此，如果要完整地解读孙绵涛教授的大学本质观思想，需要通读全文，而不是“断章取义”式的阅读。

《教育管理研究》上刊发的孙教授的《大学本质观论纲》文章（新大学本质观的现实意义部分）在肯定《规划纲要》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生的学位授权和招生计划也是大学所应享有的大学学术自主权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制约当前高校办学自主权发展的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规划纲要》中所规定的大学所应享有的学术自主的权力还应规定得更全面些。从中国大学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这一矛盾总的来说是学术自由性弱一些而学术受控性强一些，大学受各种因素特别是行政因素的干扰阻碍了大学所应享有的学术自由性。”孙教授在对我国当下存在的那种对于应然状态的绝对学术自由的过度向往并看成是大学本质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当下学术自由受到了行政因素的过度的不合理干扰。因此，孙教授的观点是比较辩证的、中肯的和理性的。这才是真正体现孙教授大学本质观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刻性、批判性的所在。孙教授对于《规划纲要》提出了略带学术批评性质的建议和希望。做出部分删节后，发表在《教育研究》上。删节后，孙教授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这篇文章虽然也体现了对于学术自由性和受控性的辩证观，但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或理解：孙教授在为学术的受控性辩护。联系到当下南方科技大学正在备受关注中的意在以新思维突破现有体制的艰难改革，就更容易给人造成这一印象。孙教授的文章本来指出了“中国大学现时的主要矛盾已不是学术自由性而是受控性”，但“事与愿违”。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孙绵涛教授认为有必要把该文完整地发表出来，正如孙教授在《大学本质观论纲》的页脚题注中所言：“《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一种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一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上。由于版面及其他一些原因，该论文被压缩了很多内容，难以全面、准确地表达出本人的思想和观点。因此，特将该文的全部内容以《大学本质论纲》为题发表于本期《教育管理研究》中，以就教于学界同仁。”而由于《教育管理研究》是沈阳师范大学主办的辽宁省“内刊”，不是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也不能在CNKI期刊网上被广泛检索和引用，导致影响力有限，所以，孙教授又同时在2011年第4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将全文完整地发表出来。

因此，笔者认为，孙教授大学本质观文章的发表历程恰好印证了孙教授所论证的观点“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是大学的本质”，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对于当下中国大学本质和学术自由的写真？或许更多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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