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瑞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高等教育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这就是高等教育学必须面临的基本理论课题。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虽然占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但就其学科的抽象水平而言，尚缺乏坚实的学科基础，也没有充分发挥实践指导的理论使命，这不能不说是高等教育学发展的重要缺憾。可喜的是，孙绵涛教授与康翠萍就大学本质问题提出一种崭新的观点，即“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这对于理论苍白的“高等教育学”而言，可谓如沐春风，对于左顾右盼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言，更是犹如找到了定海神针。

一、大学本质与高等教育研究

作为高等教育专业领域的一名研究人员，笔者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这就是高等教育的研究如何达到一种专业化水平？尽管自己是一名高校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局内人”，然而，自己却又从来不敢以内行自居。因为，就许多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而言，无论是国家政策的出台，还是校内政策的制定，自己地地道道都是局外人，全然无知。事实上，如果说一名高等教育学者是在进行高等教育研究，那么，高校的管理者每天更是实实在在地思考着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而且他们本人就是政策制定的参与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着更大的发言权。就此而言，所谓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总不免自惭形秽，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改革面前应当说是如同无根的落叶，并不知自己到底是身归何处。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这种困惑，应当说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大多数理论工作者毕竟只能是现实改革进程中的一名普通“看客”，无论如何，这都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所无法摆脱的一种悲哀。然而，孙绵涛教授关于“大学本质观”问题的研究，使我首先感到冲击或震动的就是，学者同样也可以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其思想之深刻、观点之睿智，拜读之后的确是令人茅塞顿开，给人一种醍醐灌顶之惊醒。从这里，高等教育研究者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归宿，理论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这就是，学者研究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主要的不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问题更需要现实中的“局内人”来解决，学者永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局内人”。学者之所以可以作为学者，就应有自己的立足地，也应当努力去占领自己的学术阵地，进而打造自己的学术高地，心无旁骛，而不是心猿意马，或者妄自菲薄。

高等教育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表面上风风火火，学术会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论文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但静心观之，从研究范式上来概括，基本上仍然没有走出研究的经验模式，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当下经验。经验研究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比较能够体现热点问题，但是，正是在这种热点捉摸不定的变化下，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理论根基，总是盲从于现实问题的议论纷纷，善于事后说长论短，教育研究成为了教育评论，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应有价值意义。

理论研究当然要密切联系实际，高度关注现实的发展，但是，理论研究毕竟不应当是现实的盲从者，而应有自己的理论逻辑，这种理论逻辑，就是一门学科的理论所在。如几何学、物理学等成熟的学科，人们一想到这些学科，首先认识到的是该学科的理论思想与逻辑体系，而非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或物理现象，这种理论体系，就是对于研究现象的一种逻辑抽象，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抽象。同样，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其学问之所在，就在于能够对高等教育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进行本质的抽象，这就是传统上做学问所谓的固本所在，而决不应本末倒置。

孙绵涛教授正是从大学这一基本概念所包含的众多矛盾中揭示出了其主要矛盾，通过主要矛盾分析而最终把握本质的认识，提出大学的本质在于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

大学的这种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构成了大学本质属性矛盾的对立统一。大学学术自由性和受控性的对立是绝对的，而统一性是相对的。这种绝对的对立表现在，由于大学的学术自由性就其本性来说它是不受任何约束和控制的，而受控性是指大学的学术自由必须要受来自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约束和控制，因此自由性和受控性双方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这种相对的统一表现在，自由性和受控性双方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要大学运行，大学学术的自由性与受控性就不可能分开，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共处于大学这一共同体中；不仅如此，自由性和受控性还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从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高度来认识大学的本质，这应当说是当前我国关于大学本质全新认识，在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这样来说，缺乏大学本质问题研究的高等教育学，就不是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学。这是因为，如果对于大学本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都不曾试图做出回答，其他问题的解释，还有什么理论深度可言呢？

二、自由性与受控性的统一，大学本质的里程碑

大学本质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乐于谈论，也渴望认识，却又总是捉摸不定、欲说还休的一种学术乱象。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学术乱象呢？这也就是说，对于大学本质问题的议论较多，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缺乏系统的论证。相对而言，当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认识相对集中为两种，一是文化观，二是自由观。第一，文化观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其实，这种文化观，貌似真切，实则给人以同一重复之感，并没有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揭示出本质特征，文采的激荡仍不能掩盖其浮云般的轻浮。第二，主张自由的大学本质观，相对来说似乎是中规中矩，是一种较为经典的观点，因此，如何看待这种较为经典的大学本质观呢？这也是当今时代对大学的认识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突破了大学的传统本质观，对于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创新，否则，认识上没有突破，观念上就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其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大学本质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改革发展观”。

反思孙绵涛教授大学本质观建构的认识论，我们更清楚地发现其理论创新的根源所在，这就是其方法论上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传统上人们关于大学本质或理念的多种认识，大多数是基于大学某一属性特征的分析概括。这样，就其具体的某方面而言，可能是深刻精辟的，但基于部分特性的分析方法，显然不是对于事物的本质分析道路，缺乏有关事物的对立统一观点，即缺乏辩证法的认识，这往往会陷入一种形而上学观。因此说，大学本质研究是否科学合理、能否确立本质应有的理论地位，这首先应明确的就是研究的方法论。

在大学本质的应然状态和现实状态即实然状态及其关系上，不应该注重大学本质的应然状态而忽视大学本质的现实状态；探讨大学的本质，不应该从理想的、抽象的大学的角度去探讨大学的应然本质，而应该从大学具体现实的现象中去探索大学的实然本质；看待大学的本质，应避免把理想的抽象的大学所具有的应然本质当作大学的本质属性，而应该把大学所体现的实然的本质作为大学的本质属性，从而认识到大学的本质不是学术自由，而是大学现实状态下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不自由性即受控性所组成的一个对立统一体。

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的大学本质观，在理论上铺垫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基石，是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在实践中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如作者所说，其不仅能够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解答我国大学改革出现的悖论，而且还具有更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去选择一些恰当的改革政策与策略来更有效地继续推进大学改革”。事实上，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改革，往往陷于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有关部门关于大学本质问题理解的不准确、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以来，教育改革的步伐紧随其后也顺势拉开，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以来，教育改革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教育改革的成果，却远远没有经济改革的成果显著，至今仍被人认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为什么教育的改革理想与改革成效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了解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人士不难发现，这与决策部门对于教育问题认识的动摇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这种动摇现象，恰恰说明了教育本质，特别是大学本质对于当前高等教育工作的现实意义。

三、大学本质与时代精神

大学，这座曾经的象牙塔，历史上曾引起许多文人墨客的遐想，更招致众多哲学大师们的理性批判。可以说，自人类文明以来，很少有哪一种机构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非议论证。它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殿堂，也曾经被科学革命的滚滚洪流所湮没而被打入冷宫。它曾经被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曾经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激进的年代，它曾被无情地关闭，在建设的年代，它也被视为弥补物质损失的最佳“补品”。大学的是是非非，历史上如此纷繁斑驳，让人们感到无从是说。这种迷乱的大学，正需要一种本质的把握，一种建立在时代精神上的本质把握。

人们或许会说，大学就是大学，尤其是在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大学生活已普渡千家万户，再无往昔的傲慢与神圣，大学还是什么可言说的？的确，如果仅仅以静止僵化的观点来看，大学也就是这种样子而已。在西方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最初几百年，大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大学沦为了昨日黄花，很快就要被社会抛弃，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这时人们对大学的立场开始出现了变化，大学内部也逐渐感觉到了躁动不安。坚守自己的传统，还是与时俱进，甚至是别出心裁而招摇过市？大学的何去何从面临着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挑战。

法国大革命中最先掀起了大学的革命，也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就是革了大学的“命”，就享有“大学之母”之尊的巴黎大学坚定地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应用型大（专）学校（新中国建国后的院校调整，其改革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感，历史上惊人地相似）。饱受拿破仑战争蹂躏的普鲁士邦国，则是在著名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带领下创办了崇尚学术自由的柏林大学，将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统一起来。欧洲大陆上大学改革的惊涛骇浪，强烈地冲击了英美国家的高等教育观念。相比大陆国家不由分说的改革，坚守传统大学理念的保守人士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自己的抗议，抗议之声博古引今，显得更加深邃而沁人心脾。英国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1851年也发表自己的大学观，即《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U－niversity）。后者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大学的本质，即“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ial knowledge）的地方”。

纽曼大学观的提出，方使得人们蓦然发现，原来大学并非是如其现实的存在那样安然无事，其到底为何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问题，真正的答案似乎却又在人类理智所难以企及了理念的彼岸。至少可以这样来说，大学的本质问题，其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有所取、有所舍，反映了不同时代对于大学的不同期盼，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选择，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也正如孙教授的分析：

在看待大学本质的问题上，第一，我们不能以大学产生初的应然本质作为大学的本质。因为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虽然从产生之时就具有学术自由的应然的本质，但由于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和整个社会现象不可分离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了，大学的这种学术自由的应然本质已经和由于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制约而使大学不自由的本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性与不自由性的对立统一这种现实的本质了。这时，大学的应然本质已经不能代表大学的本质特性，大学的本质特性只能由大学的实然本质所体现了。

关于时代精神，黑格尔认为它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纵观历史上重要的大学思想，无不体现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精神，甚至是民族精神。这也正如克拉克·克尔对于大学变化的分析，“历史地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快得多”，“正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近于灭绝一样，‘现代大学’，在1930年弗莱克斯纳描述它时，也正濒临灭绝。因此，我们对于大学的认识，一定要从一定的时代高度上，从具体时代意义上来把握。否则，脱离现实的需求分析，仅仅就大学而论大学，这种坐而论道的议论，难免感到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喟然感慨。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这种对立统一的大学本质观，大学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统一观点更是一种全面辩证的大学本质观。

除学术观点的创新外，从文献综述到研究方法论的确立，该研究也都属于当前高等教育研究方面难得的学术佳作典范。我们可以借一句古语来形容孙绵涛教授：“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其严谨治学，纵横五千年，心游八万里。尤可称赞，心无旁骛似明镜，无风何处起涟漪。一代学术大师，心仰之、心敬之。

[1]孙绵涛、康翠萍.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2]董立平.从大学组织演化的视角看大学的本质[J].教育与考试，2010（5）.

[3]刘小强.关系论和生成进化论视野中的大学本质与属性[J].现代大学教育，2008（4）.

[4]罗盛举.什么是大学——论大学的本质特性、核心内涵和物化成果[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2）.

[5]朱汉洪.大学本质及其对大学管理的启示[J].江西教育科研，2007（2）.

[6]吕继臣.大学的本质与我国大学的功利化倾向[J].辽宁教育研究，2006（7）.

[7]衣俊卿.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凸显大学的文化功能——关于大学本质和功能的文化哲学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7（2）.

[8]孙绵涛、康翠萍.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9]孙绵涛、康翠萍.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10]吴勇、张海鸥.高教改革：攻克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J].教育导刊，1999（1）.

[11][英]约翰·纽曼.历史概要（第三卷）[M].转引自：约翰·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2]孙绵涛、康翠萍.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13][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