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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历史文化与烟威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2013-08-15张淑芳马凌霄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3年6期
关键词:高丽朝鲜半岛朝鲜

张淑芳,马凌霄

(1.山东工商学院社科部,山东烟台264005;2.烟台职业学院会计系,山东烟台264005)

烟威地区(今烟台市、威海市所辖区域)是中国离韩国最近的地区,也是古代中国与韩国交往最紧密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韩往来的重要通道,是古代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是唐代协助朝鲜半岛统一,明代援助朝鲜反击日本侵略的重要战略后方;是古代中韩经贸、文化及友好往来的重要基地。烟威地区应加大中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将其作为蓝色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增进烟威地区与韩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烟威地区的旅游和经济发展。

一、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源开发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烟威地区区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烟威地区历史文化的精华,也是最能体现烟威地区区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最闪亮的名片。烟威地区亮出这张闪亮的名片,不仅可以提高知名度,进一步增进中韩日三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可以打造烟威地区海洋文化旅游的蓝色经济区,吸引更多的投资,拉动烟威地区沿海港口城市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但目前由于对烟威地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开发、宣传的不够,故而没有进入国内外相关部门专家们的视野,没有得到她应有的重要位置。中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则是烟威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主要内容。

春秋时期,齐国“齐冠带衣履天下”朝鲜半岛就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丝织品[1]。春秋时期,齐国还以通商作为臣服邻国的武器,进一步推动了与海外国家的贸易活动。齐相管仲就曾建议齐桓公“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2],齐国主动与海外朝鲜等东亚诸国做生意的大动作,铺就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齐国开辟的与海外朝鲜半岛贸易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比汉武帝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至少早500多年。

当时齐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只能从烟威地区北部沿海一带起航,经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南下至朝鲜半岛中、南部。“这样一条航线,即使到了魏晋,甚至盛唐时期,航海水平和造船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仍然是官方往来的主要通道。《三国志》和《新唐书》具体记载了这条航线”[3]6。

春秋时期,齐国开辟的这样一条航线,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韩国国际商学会会长、韩国群山大学教授金德洙博士还认为[4],‘海上丝绸之路’应早于陆地‘丝绸之路’,比陆地‘丝绸之路’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上的齐国就通过海上主动与朝鲜开展了贸易往来,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2200多年前,齐人徐福东渡,带领“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1],到海外去开拓新的事业。徐福到了哪里?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徐福东渡,从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徐福东渡从山东半岛启航,先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已成为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识。徐福的船队给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带去了秦王朝发达的造船、航海技术及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艺等,推动了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他率领的大批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传播,是中日韩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为秦汉以后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航路。到达彼岸的童男童女们长大成人后,结婚生子,传承着一代代中韩、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3]8。徐福不仅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也是开拓海洋文化当之无愧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伟大舵手。2008年12月,刻着中国总理温家宝亲笔书写的“徐福公园”四个字的泰山石在韩国济州道西归浦市徐福公园落成。西归浦市有徐福公园,建有徐福展示馆大厅,徐福展示馆广场还立有中国山东省人民政府赠送的白花岗岩雕制的高3米的徐福雕像。

唐朝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异常繁荣,登州一直都是中韩往来的重要口岸和贸易基地。唐代,朝廷设置了七条对外的通关路线,其中海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海到南洋诸国去的路线。另一条就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登州出海到朝鲜半岛的高丽和渤海国的路线。唐初,高丽控制着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半岛部分区域。日本高僧圆仁和尚在他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留下了烟威地区在唐代与朝鲜半岛、日本的友好往来的珍贵史料。被韩国称为“海上王”的新罗人张保皋也把烟威地区做为中韩日三国贸易基地,并建起了赤山法花院,为唐代中韩日文化交流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朝鲜半岛为高丽国。《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由于往来的使者和商旅很多,为了提高登州的接待能力,朝廷“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并“别给登州钱十万,充高丽朝贡使之费”。

考古还证实,韩国新安郡海域发现的中国元朝船只上瓷器种类和蓬莱水城出土的基本相似,专家们认为,“两船走的是同一海路。中国北方的定窑、钧窑、磁州窑出产的瓷器出现在新安沉船上,显然是从中国北方港口装运出发的。这也说明了元代登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元朝的登州港,仍然延续着唐、宋时期的繁华,是中国北方海内外贸易的集散地和连接东北亚诸国的重要国际贸易口岸”[3]11。

但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人们想到的多是从我国东南沿海起航的延伸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欧洲的“南海航路”,而对春秋时期从山东半岛,即今烟威地区沿海起航的通往韩国、日本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却很少提及,这是因为从明代开始,为防倭寇的侵略,烟威地区许多对外贸易港口都成了军事要塞。清代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烟威地区作为京津门户,首当其冲地关上了对外贸易的大门,也使得人们对从烟威地区出发的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淡漠了。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对从烟威地区起航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开发的理由。特别是在烟威地区与韩国经济文化往来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今天,更应重视对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资源开发,使其成为吸引韩国游客的旅游热线。

二、支援朝鲜半岛统一及抗倭援朝的资源开发

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特殊情感,有着重要的历史的渊源,特别是在朝鲜半岛两个重要历史节点上,一是唐高宗时期,协助朝鲜半岛的第一次统一;二是明万历时期,朝鲜被日本灭国,协助朝鲜赶走了日寇,恢复了国家。在这两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登莱地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用血肉之躯传承了中韩友谊。

唐初,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势力较弱的新罗多次向唐王朝求援,希望制止高丽、百济对他的侵略。唐太宗李世民希望三国能和睦相处,互不侵扰,劝说当时势力最强的高丽停止侵略新罗,但高丽王不从,继续侵略新罗。新罗遣使向唐王朝求救,为安定周边,唐太宗才决定对高丽用兵。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唐太宗二次出兵伐高丽,都是从“自莱州泛海”,并有力的打击了高丽,缓解了新罗的压力。但唐太宗还没来及解决好朝鲜半岛的问题就去世了,当时百济的势力没有受到影响,联合高丽的残余势力仍然继续侵扰新罗。

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李治告诫百济不要攻击新罗,而要和平相处,但百济同样置之不理。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高宗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自城山济海”[5],协助新罗反击百济的入侵。“城山”,即今荣成成山头一带。

《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从成山一带渡海过去的十万唐军联合新罗军队,大败百济军,并俘虏了百王义慈和太子隆等,其后,“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百济的残余势力请来了倭国(日本)的军队,准备与唐和新罗联军决战。唐龙朔三年(663),唐和新罗联军大败百和倭军,“四皆捷。焚其舟四百艘,众大”,百叛“及倭众并降”[6]。

唐龙朔年间在朝鲜半岛的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江口海战,唐和新罗联军的胜利,使日本借机侵占朝鲜半岛的美梦破灭了。“此次战争使倭国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此后近千年里,日本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此次海战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三国纷争的历史,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22。

唐朝出兵高丽和百济,起初并不想改变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共存的局面,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但随着唐与新罗联军的胜利,新罗势力的增长和野心的不断膨胀,新罗借机吞食高丽、百济的地盘,后来,唐玄宗又把原属高丽的一部分土地送给了新罗,使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地区。

在促使朝鲜半岛统一,支援新罗反击日军侵略的斗争中,“苏定方”“成山”都载入了中韩友好关系的史册。今韩国公州市仍保存有苏定方纪功碑,被韩国政府列为第九号国宝,这也说明了韩国人民对唐军及苏定方历史功绩的认可。但十多万唐军济海的起航地烟威地区,却不见任何的纪念设施,不能不是一大缺憾。

为了支持新罗的统一战争,许多登莱儿女奔赴朝鲜半岛前线,血洒疆场。唐龙朔年间,登莱儿女奔赴朝鲜前线与倭军战斗的情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有记载。唐开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和尚圆仁在登州仵台村仵台馆,见到“馆前有二塔,一高二丈,五层,镌石构作;一高一丈,铸铁作之,有七层。其碑文云:‘王行则者,奉敕征东藩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7]龙朔年间的战争虽然唐军与新罗联军大胜,但伤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百余人被日军擒获,并押解到了日本。被俘唐军的纪念碑树立在登州境内,说明这里或是被俘唐军的故乡,或是唐军在登州的驻地。不论上述何种原因,都说明了登莱儿女为了朝鲜半岛的稳定和统一作出了很大牺牲。但这些象征中韩(朝)友好的宝塔已不知去向,甚至连地方史料也没有记载。

在另一场挽救朝鲜,援助朝鲜半岛抗击日军侵略的斗争中,烟威海地区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调动全国的兵力,大举入侵朝鲜。日军“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8]。“巴蹙北,朝鲜京都汉城,今首尔。“八道”,朝鲜国土分属八个道,八道,即朝鲜全部的国土。朝鲜的京都被日军占领,朝鲜王子和许多大臣成了日军的俘虏。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国土几乎全部陷落。因明万历二十年是壬辰年,故此次侵朝战争被称为“壬辰战争”。

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朝鲜李氏王朝遣使明王朝说:“生灵将尽,请速发兵”[9]1555,应朝鲜请求,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数万明军入朝作战,首战即光复平壤。但平壤大捷后,入朝明军的粮饷供应就成了燃眉之急,当时“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军粮亦乏,食无盐酱,人马俱疲”[9]1669。朝鲜本土由于日军的大肆破坏、抢掠,毫无粮饷可供,明军所需粮饷只能从国内调运,为了巩固朝鲜战场的胜利并继续扩大战果,大量的粮草从登莱沿海运往了朝鲜前线,有力的反击了日军的侵略。

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经过休整的日军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明军再次入朝抗倭,后勤保障又一次提上了议程。万历“二十五年,倭冦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8]。再次突出了烟威地区在“壬辰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受到重创的日本侵略者被迫退出朝鲜半岛。对于这段中朝军民浴血奋战、联合抗日的历史,明天启三年,朝鲜李朝王室曾致函明朝:“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9]3204。在谈到烟威地区在“壬辰战争”中的贡献时,刘焕阳教授指出:“作为明朝出兵朝鲜的重要战略后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为前线运送了大批粮饷、军需物品,也为这场保卫和平的正义战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传承了中朝(韩)两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的光荣传统”[3]22。

18世纪初,距壬辰战争已整整1个世纪之后,朝鲜又在忠清北道槐山郡的华阳书院内建立了“万东庙”,以奉祀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东征明军将士。19世纪70年代,“万东庙”还得到了重修。韩国人民至今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在“壬辰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但在我们国内,包括曾为“壬辰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烟威地区,却难见到当年的痕迹。这既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地方当政者的缺失。发掘和研究这些珍贵的史料,不仅可以夯实中韩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会推动烟威地区的旅游和吸引外资。

三、朝鲜使臣《燕行录》资源开发

《燕行录》,指元、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高丽、朝鲜使者记载的沿途实录。因元、明、清时期除明朝刚立国时的京都设在应天府,今南京外,绝大部分时间的京都都在燕京,即今北京。所以这一时期出使中国的高丽、朝鲜使者也简称燕行使,他们沿途记载的日记、诗文也多称《燕行录》。后来,《燕行录》就成了出使中国的高丽、朝鲜使者记载的沿途实录的代名词。

《燕行录》,特别是明朝时期的《海上燕行录》,即乘船通过海路出使明朝的高丽、朝鲜使者记载的实录,保留了大量的中韩友好往来的珍贵史料。由于当时的登州、莱州是海上燕行使的必经之路,他们在登州、莱州写下的日记、诗文不仅是研究明代山东社会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明代中韩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资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也是烟威地区开发中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依据。

当时路经登州、莱州的高丽、朝鲜使者,不仅把登州、莱州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把其作为中朝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基地。他们不仅详细记录了在登州、莱州的所见所闻,还对登州、莱州的地理地貌、人文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和记载。他们在登州、莱州感受到“中国人的信义和极其仁厚”,及与登莱人民交往中留下的“地隔言虽异,心同道已亲”诗句,展示了明代登州、莱州的城市风貌及与朝鲜半岛深厚的文化渊源。《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一书就大量地采用了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复印件的资料,既具权威性,又有极大地说服力。时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志民教授就指出:该书“以韩国出版及韩国部分图书馆保存的明代朝鲜使者出访中国的随行纪实和诗歌的影印件,作为主要资料和文本为研究对象,并充分运用其它相关材料,这在资料占有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给人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感觉”[3]1。

《燕行录》展现的内容,对今天烟威地区与韩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两地的传统友谊,拉动烟威地区旅游开发和吸引外资都有现实的意义。由于朝鲜使臣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较为客观的评判,不仅弥补了国内史料的不足,同时对向韩国推介烟威地区的旅游资源有更大的广告效应,对宣传烟威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蓬莱市委书记张代令就眼光敏锐的看到这一点:《燕行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移位观景’的新角度,那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那字字珠玑的朝鲜使者的诗文,那入木三分的剖析评价,再现了明代的蓬莱形象,使我们通过‘外人’的见解,对古登州、古蓬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3]5-6。

当年路经登州、莱州,并留下诗文的高丽、朝鲜使臣,许多都是韩国历史有影响的文臣,据《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中的史料:

郑梦周,高丽王朝末期著名的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官至门下侍中(宰相),被韩国誉为“东方理学的鼻祖”,其学识、节义,受到朝鲜李朝历代帝王的推崇。《高丽史》评价说:“梦周,天分至高,豪迈绝伦,有忠孝大节”。郑梦周在中韩两国都有很大的知名度,今蓬莱登州博物馆、曲阜孔子研究院都供奉着郑梦周胸像。

李崇仁,高丽末期著名文学家、诗人。《高丽史》评论说“(李)崇仁天资英鋭,文辞典雅,穑每叹赏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国,世不多得’。高皇帝尝览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辞诚切’。中原士大夫观其著述,亦莫不叹服。有《陶隐集》行于世”。“穑”,指高丽末期门下侍中(宰相)、著名哲学家李穑。“高皇帝”,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李穑和朱元璋均对李崇仁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李崇仁在当时的影响。

郑道传,高丽末、朝鲜李朝初期的政治家、诗人,朝鲜李朝王朝开国元勋,首任领议政(首相)。朝鲜王朝迁都汉城(今首尔)以后,宫殿、(19)诿的位置和称号,以及汉城诸门的称号,都是郑道传拟定的。《四库全书》收录的《御选明诗》《明诗综》《元明事类钞》均收有郑道传的诗作。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王渔洋)撰《池北偶谈》收有郑道传的《呜呼岛吊田横》诗。

权近,高丽末、朝鲜初时期的官员,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诗人,曾任世子师。《御选明诗》、《明诗综》也均收有权近诗作。《明诗综》还记载,权近出使明朝时,“高皇帝优礼待之,赐衣赐食,爰命赋诗。…帝又赐以御制三诗”。说皇帝朱元璋很受赏识权近的文采,还把自己做的3首诗赐给权近。这在当时的中朝两国均引起很大反响。

李稷,高丽末朝鲜初著名诗人和文臣,朝鲜李朝“开国功臣”,至少四次出使明朝,为中朝(韩)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李稷官至领议政(政府首相)。

吴允谦,朝鲜仁祖时期著名政治家,官至领议政(政府首相),出使明朝时在海上遭遇飓风,船几乎打翻,“众无人色,公坐泚笔记诗”,安然自若,显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控制力。史评吴允谦“高远之论能守师说,饬功砥行为世楷模。号称明臣”。“淸谨自守,爱人下士,号称贤相”。

金尚宪,著名诗人,官拜左议政(第一副首相)。金尚宪“为人正直刚方”、“正色立朝者,殆五十年”。去世后,朝鲜仁祖大王称赞金尚宪:“其所树大节,虽耀日月,轩天地,而亦其操存坚固,涵养深厚,自然视生死如寒暑之变。非一朝袭取可比也。若论其功,则天叙天秩生人之大者也”。

南以雄,爱国官员,官至左议政(第一副首相)。南以雄有在蓬莱作诗:“水国寒花晚,樽前别恨新。悲歌将落日,俱是望乡人”。登州人“极口称诵,刻悬蓬莱阁”。可惜碑刻不知在何处?否则必是蓬莱阁旅游一大景点。

李德泂,朝中廉吏,官至左议政(第一副首)。史评李德泂“文章节行,冠冕一时”“自提学四传至左议政,惟清于公”“公庄重有德量,廉公笃厚,谦退不争。至于临大事,正大义,坚严,虽自谓贲育,不能夺也”。“贲育”,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并称,由此也可见李德泂在当时的人格魅力。

洪翼汉,著名爱国志士,朝鲜仁祖时期“三义士”之首,面对清人的诱降,凛然不屈.其为国献身的精神,不畏强权,凛然不屈的崇高气节,在朝鲜半岛有着很大影响[3]31-62。

还有许多有影响的高丽、朝鲜使臣路经登州、莱州时留下了诗文,歌颂登莱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歌颂登莱人民的友好、淳朴,这些珍贵的史料,在这些韩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官员笔下显得更有价值,更有利于烟威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开展烟威地区中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让中韩两国青年了解过去的历史,更加珍惜中韩之间的传统友谊。同时,也能让来烟威地区工作或观光的韩国朋友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中韩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年朝鲜使臣在登州、莱州留下的真情实录,更增加了他们的亲近感和可信度。蓝色文化建设是蓝色经济区建设的保障和先行,增进与海外国家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是蓝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开展烟威地区中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必将为山东半岛的蓝色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吸引更多的韩国朋友到烟威地区观光和投资。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黎凤翔.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刘焕阳,刘晓东.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者笔下的登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耿昇.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东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刘昫.旧唐书·东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8]张廷玉.明史·朝鲜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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