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群荣

（中国传媒大学 南广学院，江苏 南京21117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实施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经验与模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14年，他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1921年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根据其“党内合作”方式的经验，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从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探索实现国共合作的可行道路

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以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形成的东方战略决策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开始“忙于共产国际的事务”［1］34。首先，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开展一系列活动，并派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其次，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共一大以后，马林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第三，马林劝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通过马林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原则，从而为共产国际实施东方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上海，为即将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马林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并会见了张继。其成果是中国国民党派出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参加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并邀请马林到桂林访问孙中山。马林于1921年12月23日到达桂林，在逗留的9天中，与孙中山曾3次长谈“苏俄关于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1］18。马林与孙中山的会谈加深了苏俄 、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的彼此了解。通过会谈，马林了解到孙中山“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21。根据马林的观察，他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1月，马林在广州与陈炯明进行了3次长谈。在多方调查后，他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林看来，孙中山是一位“着眼于全国的民族主义者”［2］141，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1］39。因此，马林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同共产党合作的，既不是陈炯明，也不是吴佩乎，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且指出“‘党内合作’的办法是可行的”［1］21。这表明马林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设想，并在努力探寻实现国共合作的可行道路。

二、马林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党内合作”的方针，积极实施国共合作的战略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党的状况以及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3］13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强调“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4］8。自党的一大后，马林多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1922年3月，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是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马林的国共合作设想受阻，于是他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报告中，马林阐述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只要他们不愿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黯淡的。”［1］21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在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八月指示中，正式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战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有了较大进步，从而为马林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减轻了阻力。在1922年5月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转变，同意在一定条件下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平行合作”。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邀请国民党等民主党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4］28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初步接受了马林的国共合作主张。但是，对于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还是“党外合作”的方式，全党尚未形成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意见。

关于国共合作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主张“党外联合”，而孙中山只愿意“党内合作”。因此，要顺利实现国共合作就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完成由“党外联合”的设想向“党内合作”的政策转变。为此马林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马林认为，“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主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28马林认为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合作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因而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在1922年8月底的西湖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力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学习西欧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以实现联合战线的经验，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经过两天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受了斯内夫利特的建议”［1］4。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在上海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迈出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但是，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对于“党内合作”的方式仍存有疑虑。“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林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详细地阐述了其必要性。他指出：“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他必须改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5］220马林的主张得到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从而对大会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决定同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铺平了道路。

三、马林推动孙中山加快联俄、联共的步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成熟的条件

马林一方面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的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在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走联俄之路。1922年8月，马林作为苏俄特使越飞的代表，同孙中山就远东局势及解决办法进行商谈。在会谈中，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1］44。同时，马林与越飞在上海和北京之间进行频繁的通信，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在马林和张继的多方努力下，越飞与孙中山进行了直接会谈。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及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此后，孙中山加快了联共的步伐。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上，孙中山接受了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1923年5月，马林在广州与孙中山每周会晤三至四次，“谈话的中心是与苏联的新结盟和国民党的改组”［1］47。在马林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派遣一个访苏代表团去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的问题。1923年8月5日，马林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一事，并建议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同一和王登云一并前行。代表团在苏联的访问收获很大。“经过一番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组织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6］。“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标志着孙中山在联俄、联共的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代表团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是马林为国共两党进行的一次组织上合作的尝试，成为促成国共合作最终实现的一项强有力措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开展工人运动，运筹帷幄，促使中国共产党确立“党内合作”的方针，促进了孙中山形成联俄、联共的政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林在中国积极实施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首倡以“党内合作”的模式促成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于实现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功不可没。马林以“党内合作”的经验来推动不同政党合作，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才能产生积极影响。至于马林将印尼的“党内合作”经验运用于国共合作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将另文探讨。

［1］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一大”前后：三［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80.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二大”和“三大”［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N］.政治周报，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