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凤玲

(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1)

陶翰虽现存诗歌仅17首，却是一位比较典型的与盛唐相始终的著名诗人，并在当时颇有声名。陶翰之子陶问儒曾编次陶翰集并请序于顾况，序文《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保存于《全唐文》卷二五八，文中评价其创作:“行在六经，志在五言，尤精赋序，朝出暮遍，殷如奋铎，声塞海隅，化诸溺音，蔚公之容，风山籁静。然华实光于苑圃，綦毋著作潜，王龙标昌龄则其劲敌。”这段序文说明陶翰擅长五言古诗的写作，尤其精通赋及诗序，诗文早上刚刚写完，晚上就到处流传，其文学创作才能可以比肩于綦毋潜和王昌龄，虽不免过誉，但其中也能看出其作品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评价其“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在殷璠的诗学体系中，一直强调“兴象”与“风骨”并重的审美理想，而能够评价二者兼具的唯有陶翰。虽然陶翰集现已亡佚，很难了解其诗歌全貌，但从现存的17首诗歌中仍能看出“兴象”、“风骨”理论在其中的表现。

一、陶翰诗歌与“兴象”

“兴象”是殷璠首倡的文学理论术语，在其《河岳英灵集·序》中提到:“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长有余，都无兴象，但贵清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殷璠认为六朝文学偏重辞藻的华美，音律的和谐具体技巧，但对审美意象注重不够，因此，认为诗歌中如果没有能够引发人的情感感兴的意象，这样的诗歌数量再大也是没有意义的。“兴象”理论一经提出，历来为批评家所重视，如高秉在《唐诗品汇·总序》中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将“兴象”列为品评诗歌的重要准则之一，并首次明确地把“兴象”美作为诗歌的基本要素来看待;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 《外编》卷一“盖作诗大法，不过兴象风神，格律音调”，对“兴象”概念注入了较明确的理论内涵;把“兴象”视为作诗的“大要”“大法”之一;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强调诗歌应提倡“用意高妙，兴象高妙，文法高妙”。同时对其内涵，很多学者皆有评论。如成复旺先生认为:“‘兴象’是指诗歌作品创作的一种艺术境界，主要表现为主观的情、兴、意、理，客观的人事、景物以及辞采、声律等形式手段多种因素的交融、统一。”王运熙认为:“大抵是指自然景物 (象)和诗人由此触发的感受 (兴)……主客观互相融合，形成情景交融，其内涵与意境比较接近。”傅璇琮认为是“情与景的交融”。也有学者将兴象、意境并提，如钱钟书:“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由此可见，对“兴象”的大体共识为:外在物象所触发的诗人主观感受，具体表现为情景交融。

在陶翰现存的作品中，大部分作品确实表现了这种“情景交融”的“兴象”。如《早过临淮》:“夜来三渚风，晨过临淮岛。湖中海气白，城上楚云早。鳞鳞鱼浦帆，漭漭芦洲草。川路日浩荡，惄焉心如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屡移，蘧公志常保。古人去已久，此理今难道。”其中“海气”、“楚云”、“鱼浦帆”、“卢洲草”句，令人浮想出茫茫无涯、复杂渺茫的画面。面对河水的辽阔浩荡，诗人却内心有如锤捣，发出了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和无奈的悲凉。而“范子”、 “蘧公”的典故实为慨叹范蠡曾三次更改名姓，在越国名范蠡，在齐国名鸱夷子皮，在吴国名陶朱公，虽三迁皆有荣名于世，却令人感到全身远祸的悲哀。蘧伯玉志行高洁、耿耿忠心，却也只能用行舍藏，遭受仕途坎坷。诗歌将外在的苍茫景色与诗人对历史人物无尽的感慨融为一体，体现出蕴含的“兴象”之美。

《望太华赠卢司仓》: “行吏到西华，乃观三峰壮。削成元气中，杰出天河上。如有飞动色，不知青冥状。巨灵安在哉，厥迹犹可望。方此顾行旅，末由饬仙装。葱茏记星坛，明灭数云嶂。良友垂真契，宿心所微尚。敢投归山吟，霞径一相访。”诗歌通过对华山奇峻之景的描写，表达了隐逸的情怀以及对命运的慨叹。诗中“元气”、“天河”、“青冥”意象的选用，给人以辽阔、幽远之感，而“巨灵”典故的运用更引起人无限的遐思，河神巨灵手擎脚踢将华岳一分为二的情境如在眼前。同时道士施法之坛“星坛”，以云霞为通路的“霞径”，高山耸入云霄的“云障”，三个超脱高远物象选用，加之宋代释清豁的《归山吟寄友》这一典故，便使外在超然物象与诗人的隐逸情思融合于一体，体现出“兴象”。

《秋山夕兴》:“山月松筱下，月明山景鲜。聊为高秋酌，复此清夜弦。晤语方获志，栖心亦弥年。尚言兴未逸，更理逍遥篇。”诗歌用恬淡的山中月色、青葱翠柏等清新的山中景色，表达了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山月”、“山景”优美寂静，面对松竹饮酒、弹琴清幽雅致，外在物象引发诗人栖心玄远，追慕庄子逍遥自由之情。《宿天竺寺》中的“夜来猿鸟静，钟梵响云中。岑翠映湖月，泉声乱溪风”，以寺院的钟声和诵经之响衬托出天竺寺幽深、险僻的环境，动静相宜，“岑翠”、“湖月”描绘视觉之清幽，“泉声”、“溪风”传递出听觉的天籁，而“心超诸境外，了与悬解同”。“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便是诗人在看到使人超然物外的“象”之后，引发的追慕东晋道教领袖葛洪及尧舜时贤人许由的隐逸之“兴”。由此可见，陶翰的诗歌多以“兴”主“象”，景的描述往往为了情感的表达。强烈而真实的感情表达，符合“兴象”的主要标准。“兴象”理论所强调的作品中表现的主体之情与客观物象的交融统一，在陶翰的诗歌中皆有很好的体现。

二、陶翰诗歌与“风骨”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以及在评价陶翰、崔颢和王昌龄的诗歌时，四次谈到风骨，说明其对风骨理论的重视。而“风骨”理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提出。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指出惆怅、失意的情感表达，要有风才能开始，低声吟咏体味展开文辞，要以骨为先。而且骨对文辞的意义就如身体中有骨架才能支撑。风对文章情志内容的重要意义就如形体之中有血气存在才能活动，指出风骨在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看出“风”是与“怊怅述情”即思想感情有关，而“骨”则与“沉吟铺叙”即文辞有关。但关于“风骨”的内涵在文学理论史上向来莫衷一是。陈耀南在《〈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中共列举了各家的“风骨”理论66种。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把“风骨”一词分开解释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认为“风骨”分别关涉到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罗宗强则从美学精神的角度论证:“风骨合而论之，是强调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是对于文章的一种美学要求，要求文章不仅要有美德文辞，而且要有内在的动人力量。”王运熙认为:“风是指文章中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而很多评论家也认识到，风骨的理论从评价建安诗歌开始到唐代已经在内涵上发生了重要改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盛唐宏大开阔、昂扬奋进的时代烙印。正如傅璇琮所说:“表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力量之美，与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壮相比少了几分乱世的悲凉、凄怨而多了几分盛世的昂扬与开阔。”盛唐的“风骨”不再是因战乱而产生的对社会黑暗和人生苦短的哀叹，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以及明朗、刚健、激昂的感情基调。

陶翰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精神的首推边塞诗歌。而陶翰也被后世大多学者归为边塞一派。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就把陶翰与高适、岑参、王之涣归为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群体，闻一多也将陶翰与王翰、李颀、王之涣、高适、岑参同时列入边塞一派。文人出使边塞在盛唐时代十分常见。据载陶翰曾有使边的经历。如《出萧关怀古》(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是关中与塞北之间的交通要冲)，唐代诗人对萧关的描写不乏其人，卢纶有“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王维《使至塞上》中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的诗句。表明萧关“自秦汉以来，为华戎之大限”的重要地理位置。诗中“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北虏三十万，此中常控弦。秦城亘宇宙，汉帝理旌旃。刁斗鸣不息，羽书日夜传。五军计莫就，三策议空全。”写诗人骑马仗剑行役来到萧关，触景感怀，想起秦代大将蒙恬率兵与匈奴的激战，汉代帝王多次与匈奴在此地进行的惨烈战争感慨万千。当年刁斗不息、羽书日夜，战争频繁不断，但汉武帝派五位将军诱敌深入的计策却因被单于发现而“计莫就”、汉代大司马严尤对历代少数民族战争策略的评价也“议空全”，朝廷对边境入侵只能是空发议论。“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四句通过“大漠”、“孤城”、“瀚海”、“落日”、“祁连”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用方位的转换、动静的结合构成了一幅边塞苍凉、浩大的流动画面，曾经“刁斗鸣不息，羽书日夜传”的战场，如今只见到大漠荒凉萧瑟，孤城凄凉落寞的景象。“怆然苦寒奏，怀哉式微篇。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借助曹操《苦寒行》写边境战士冰雪中行军的艰苦，引用《诗经·式微》的典故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之情及不得归家的叹息。但诗歌在悲凉中不乏豪迈、壮烈之感，将边地士卒的感伤情绪加上了时间的分量，从而形成慷慨悲壮、风骨凛然的意境。

《古塞下曲》一诗作为陶翰的代表作，同时入选《河岳英灵集》、 《又玄集》和《才调集》，诗中写道:“进军飞狐北，穷寇势将变。日落沙尘昏，背河更一战。骍马黄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杀左贤王，归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东出咸阳门，哀哀泪如霰。”诗中既写对建功立业唾手可得的自信及奋发向上、报效国家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有着功成却难以名就，怀才却不被认可的怨愤之情，而这种怨愤、悲凉之感不是来自于边塞生活的艰苦和战争的惨烈，而是因为统治者对于保家卫国的戍边将士的漠视，无论自己如何血战疆场，都得不到天子的重视，让他们感到心寒。《燕歌行》一诗中:“出身为汉将，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归来灞陵下，故旧无相过。”写出了战争的艰苦及战事的频繁。更是借汉将之口慨叹:“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写尽了诗人胸怀经天纬地之才却抱负不得施展，到头来蹉跎岁月的郁闷之辞。但通观这两首边塞诗，会觉得追求功业的强烈之感。勋业既已经建立，就不在乎是否得到了功名，得意于战场，失意于仕途。这是古来常见的遭遇，诗人对此虽然愤激慷慨，但在心中并未形成难以排遣、悲愤凄怆的难解之结。

陶翰的赠别诗和怀古诗中部分也体现出“风骨”的特质。如《送朱大出关》:“楚客西上书，十年不得意。平生相知者，晚节心各异。长揖五侯门，拂衣谢中贵。丈夫多别离，各有四方事。拔剑因高歌，萧萧北风至。故人有斗酒，是夜共君醉。努力强加餐，当年莫相弃。”豪迈之情是盛唐时代的大气、稳定社会环境赋予文人的意气风发的个性，虽然人生“十年不得意”，相交零落，面对与好友的别离，仍然大丈夫志在四海，努力“加餐”相勉励，体现了积极进取、不断向上的昂扬斗志。《赠郑员外》:“骢马拂绣裳，按兵辽水阳。西分雁门骑，北逐楼烦王。闻道五军集，相邀百战场。风沙暗天起，虏骑森已行。儒服揖诸将，雄谋吞大荒。金门来见谒，朱绂生辉光。数年侍御史，稍迁尚书郎。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何必守章句，终年事铅黄。同时献赋客，尚在东陵傍。”表达诗人对从军入幕建立边功的推崇及对皓首穷经、徒守章句以入仕道路的否定。骑着青白相杂的骏马，穿着绣有花纹的王公礼服，从军入幕，出奇谋，立大功，功成受赏，立抵卿相，这是多数文人共同的理想。盛唐社会强盛的国势以及对外战争的优势，能够满足文人超越于物质和名利对突显自身价值的精神追求。而科举之路相较却使功名来得似乎不那么痛快，盛唐文人强烈的功名观念使他们对通过层层铨选、逐步升迁的科举之路普遍表现出轻视之情。初唐的杨炯首先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高适有“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的感慨，王维有“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岑参更发出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言。因此，诗人以“东陵”的典故，借用曾做过秦代东陵侯的邵平，到了汉代只能以布衣身份种瓜于长安城东的结局，来表达对那些献赋之辈即走读书作官之路的文人的嘲讽。全诗慷慨豪迈，体现了盛唐昂扬壮大、刚健有为的“风骨”精神。

综上可见，陶翰的诗歌既将对外在物象的统摄与诗人内心的情思融为一体，体现出“兴象”;同时，其诗歌又充满着慷慨激昂的力量之美体现出“风骨”。

［1］孙学堂．中国文学精神:唐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2］吴立会．《河岳英灵集》陶翰、刘昚虚评语疏证［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3］左扬．殷璠诗笔双美分析——以陶翰评论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3).

［4］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傅璇琮．唐人选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