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阅微草堂笔记》共1196 则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可称为教育小说，下面作简单介绍。

一

提到教育小说，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成长小说。对于这一类小说概念的界定非常统一。艾布拉姆斯认为:“Bildungsroman 和Erziehungsroman这两个德语术语表示‘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童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熟，认识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387国内学者大多延续这种观点，刘半九在瑞士小说《绿衣亨利》中译本的序言中说道:“‘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来说，从德语文学中的具体范例来说，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合作者的过程。”［2］2

艾布拉姆斯的论述是针对西方小说而言，不能用来界定我国古代小说。如果拿上述教育小说的概念来衡量我国古代小说，那么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小说中只有一部《歧路灯》可以勉强称为教育小说。甚至《歧路灯》也不是完全标准的教育小说，正如有学者指出:“成长小说实质写的是主人公在多种人生道路之间的选择与审视反思，真正价值在于特立独行、不畏艰险的人生探索。可古代中国除了‘学而优则仕’几乎没有其他社会认可的人生道路，……故而中国古代小说中不乏精彩的成长断片，却始终未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3］

既然用西方的教育小说的概念无法界定我国古代小说，众多国内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就都采用自说自话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界定教育小说的范畴。所以到现在为止古代教育小说的认定是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延年的观点:“教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它是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组成的小说的艺术形式形象化的反映培养儿童、青少年准备从事社会活动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动的小说类型。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教育者(教师、家长等);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等。三者必须兼而有之，可以对某一要素有所侧重，但不能缺略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如果一部小说，缺少上述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那就不能被视为教育小说。”［4］3

但这一定义很明显有不够严谨之处，比如把教育小说界定为古代小说中的一类，抛开现当代小说则很不妥，而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不是可以并列的概念，它们之间在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关系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从属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这个大概念之内的两个类属概念。”［5］7所以有学者对教育小说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所谓的教育小说是叙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教育(含师生关系)环境影响下的发展及成长过程的小说，它具有某种教育和惩戒性质。”［5］7但这一论断又返回了西方的界定，这定义和艾布拉姆斯的定义非常类似，注重的是成长过程而不是教育过程，过于强调教育主题小说而忽视了教育题材小说。

笔者认为对我国古代教育小说的界定要完全抛开西方定义的影响，强调教育本身而不是成长过程，不仅表现被教育者成长过程的是教育小说，而且表现教育者施教过程的也应该被称为教育小说。另一方面，什么是教育?也应该采用大家约定俗成的标准。《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教育一词有明确的解释:“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6］1这个解释非常清楚地把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但大家平时所说的教育往往是指学校教育，比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肯定是指他受过长期、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不会是他受过长期的社会教育。所以在给教育小说下定义时也应该采用狭义的教育定义。

从这种观点出发，笔者把教育小说界定为:“教育小说是指以学校教育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缺一不可。”当然，这是指狭义的教育小说，而广义的则只要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包含一种就可认定为教育小说。

本文从广义的教育小说的定义出发，探讨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表现出的对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的态度，从中可看出清代的教育状况以及纪昀的教育观。

二

纪昀认为教师必须品德高尚，对于外表道貌岸然、其实贪财好利的虚伪之徒嗤之以鼻，不断加以讽刺。《滦阳消夏录二》记叙肃宁有位塾师，平日讲程朱之学。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被塾师辱骂驱赶而去。游僧临走将布囊遗忘于地，晚上，学生隐约发觉里面都是散钱，塾师告诉学生:“俟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没想到刚把布囊打开，群蜂坌涌，把师生螫得面目尽肿，不断号呼扑救。纪昀借僧人之口指责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滦阳消夏录四》又记叙邻村有两位塾师，平时都以道学自任。某日召集十余学生讲课，正当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之时，忽然微风吹落一页信纸。学生拾起一看，竟然是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地、往来密商的书信。对于此类虚伪之徒，纪昀非常厌恶，说道:“此或神恶其伪，故巧发其奸欤?”认为此两人是人神公愤。

对贪财好利的虚伪之徒纪昀不断加以指责，而对于好色的虚伪塾师同样非常厌恶。《姑妄听之二》记载有一位塾师外表端庄，不近女色，同时对学生非常苛刻。某晚在月下散步时，遇到一个美女，自称是狐女，并说自己非常敬仰塾师。塾师见他容貌艳丽就加以挑逗，没想到此女竟宛转相就，又告诉塾师自己能隐形，不用担心被学生发现。第二天拂晓，学生来上课时，此女却突然披衣径出，对塾师说:“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原来此女是新来的妓女，学生故意叫她来调戏塾师，令他当众出丑。纪昀评价此塾师道:“外有余必中不足，岂不信乎?”

除了对塾师品德不好加以讽刺外，纪昀还对塾师的学问加以指责。《滦阳消夏录一》记叙某塾师和亡友一起夜行，亡友告诉他:“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沏，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渺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萤萤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塾师非常自信地问他:“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才说:“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讽刺的尖刻令人绝倒。

塾师不学无术，自然就误人子弟。《滦阳消夏录二》记载有位塾师，在夏夜月明时，率领学生在田间学习《诗经》和《孝经》，边读边讲。忽见毛苌、贯长卿、颜芝的鬼魂路过，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却说:“君所讲话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请颜芝讲解《孝经》，颜也回答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纪昀虽然对本则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又说道:“然亦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乎?”

塾师不学无术又喜空谈，纪昀对此也加以讽刺。《如是我闻四》记载:某村有两位塾师，雨后共同步行至土神祠，踞砌对谈，移时未去。祠前平净的地面突然出现字迹，两人共起视之，则泥土杖画十六字曰:不趁凉爽，自课生徒，溷入书馆，不亦愧乎。原来是狐仙认为二人久聒，写诗讽刺。

塾师宣扬无鬼照样是纪昀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滦阳消夏录一》记载献县两位老塾师，某晚散步时，怕鬼欲返。突然出现一位扶杖老人，揖二人坐，并说:“世间何得有鬼，不闻阮瞻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接着又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疏通证明，词条流畅。二人听完纷纷点头，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此时远处传来人声，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欻然已灭。本则笔记采用让鬼出面宣扬无鬼的方式讽刺塾师的无鬼论，其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着实令人咋舌。

三

《阅微草堂笔记》中表现塾师的笔记较多，但直接表现学生校园学习生活的则几乎没有，只有在《滦阳消夏录五》的一则笔记中纪昀提出学生应该心无旁骛，专心求学。该则笔记记载有两位书生在佛寺中读书，夜方昵狎，忽然墙壁上出现丈余大小的圆镜，光明如昼，毫发毕睹。檐际又传出声音道:“佛法广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视镜中，是何形状。”

纪昀直接表现学生学习情况的笔记不多，但对于书生应该如何对待知识则描写较详。

首先纪昀认为读书人切不可恃才放旷，即使学问再大，也要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如是我闻一》记载纪昀的两个朋友一次外出时，看到有人在卖古画，其中一幅古画上有一首落款为黄庭坚的七绝。两人正在争论古画的真伪时，旁边有一个乞丐睨视微笑道:“黄鲁直乃书杨诚斋诗，大是异闻。”纪昀朋友感叹道:“能作此语，安得乞食?”纪昀却评价道:“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向迩者，其势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亦可以乞食。”

除了认为读书人要低调做人以外，纪昀还认为对古代的知识应该活学活用，切不可泥古不化。《滦阳消夏录三》记载沧州刘某，好讲古制，迂阔不可行。一次偶然得到古代兵书，伏读经书，认为自己可将兵十万。刚好附近有强盗出没，刘某自练乡兵与之角斗。结果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得到古代水利书，伏读经年，又认为自己可使千里成沃壤，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从此抑郁不自得，经常独步庭阶，摇首自语道:“古人岂欺我哉!”不久发病去世。以后每每在风清月白的晚上，就可见到其鬼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纪昀评价道:“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

除了认为对古代知识要活学活用以外，纪昀认为对当代知识也应该做到经世致用，切不可空谈学问。《姑妄听之四》记载一位喜读书之人，某日看到一个妇女在水井边假寝，而她的小孩子则在水井旁嬉戏。因为顾及男女有别，他竟然不是直接叫醒妇女，而是去寻找其丈夫。等丈夫急奔到井边时，孩子早已溺水身亡。纪昀愤怒地指责道:“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愦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

对我国传统文化纪昀表现出自己的见解，此外对西洋知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槐西杂志二》记载西洋把知识分为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皆其事业，道科则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虽然纪昀评价道:“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所穷之理，又支离怪诞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但又认为:“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要，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四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多则教育小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和清代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有关。清代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清初康熙皇帝在“上谕十六条”中就提出“隆学校以端士习”，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更对此详细解释道:“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特隆学校，凡所以养士之恩、教士之法，无不备至。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所读者皆正书，所交者皆正士，确然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否或躁竞功利，干犯名教，习乎异端曲学而不知大道，骛乎放言高论而不事躬行，问其名则是，考其实则非矣。……然学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整齐严肃之规，尤在为士者有爱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后发为文章非空虚之论，见之施为非浮薄之行，在野不愧名儒者，在国即为良臣，所系顾不重哉?”［7］269雍正皇帝明确提出“士为四民之首”，以表示朝廷对教育的格外重视。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又认为应该以品德为先、知识第二。知识则应该是经世致用的实用知识，而不能“放言高论而不事躬行”。雍正皇帝非常厌恶“躁竞功利，干犯名教”。

雍正皇帝除了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内容提出明确要求以外，更要求社会重视教育、尊重书生:“至于尔兵民，恐不知学校之为重，且以为与尔等无与，不思身虽不列于庠序，性岂自外于伦常?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然则庠序者，非尔兵民所当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尔兵民所当则效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伦?孰不有仁义礼智之性?勿谓学校之设止以为士，各宜以善相劝，以过相规，向风慕义，勉为良善。则氓之蚩蚩亦可以礼义为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诗书为甲胄。一道同风之盛将复见于今日矣。”［7］269把教育列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至雍、乾时期，教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明清时期，私塾发展达到鼎盛，各类塾馆散布城镇乡村。”［8］1教育到了如此普及的地步，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自然就要把此当作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表现。

其次，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也促使纪昀对教育进行思考。纪昀生活的时代虽然被称为“乾嘉盛世”，其实却是“官吏率贪虐，绅士率暴横，民俗亦率奸盗诈伪，无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槐西杂志一》)正如《红楼梦》中所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众多官宦之后不思进取、贪图淫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尝见某相国家子弟开赌博场，某相国子弟开蟋蟀场，某殿撰、某侍郎子喜为优伶，某孝廉乞食于市”［9］61。“悲凉之雾，遍被华林”［10］189，纪昀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次，纪昀对理学的厌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11］24，作为当时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纪昀对宋明理学非常厌恶。纪昀“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10］173，在上述对塾师的指责中，无论是指责塾师的虚伪还是指责塾师的提倡无鬼论，纪昀往往有意无意地指出塾师的另一个身份是讲学家。

最后，对蒲松龄的反感也是纪昀创作教育小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纪昀对蒲松龄非常不满，他儿子纪汝佶曾经创作过几则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纪昀在给这几则笔记写的序言中说:“亡儿汝佶，……见《聊斋志异》抄本，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惜其一归彼法，百事不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除了自己明确说明对《聊斋志异》不满以外，纪昀还借学生之口再次说明。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引用纪昀的话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蒲松龄满腹才华却屡试不中，一生从事塾师职业，长期遭人冷落，胸中愤愤不平之气自然溢于言表;又因长期孤单寂寞，就描写了众多狐女和书生相爱的故事以抒发内心的白日梦心理。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的塾师被假扮为狐女的妓女调戏以及才华横溢却沦落为乞丐的书生很明显是在讽刺蒲松龄。

五

综上所述，如果用狭义的教育小说的定义来衡量，《阅微草堂笔记》中没有一则笔记可称为教育小说;但用广义的教育小说的定义来衡量，《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若干则笔记可称为教育小说，也即教育题材小说。纪昀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三者中，把重点放在对教育者的表现上，其次对教育内容也兴趣较大，而直接表现学校学生生活的笔记则很少。这和《圣谕广训》重在教诲学生而不涉及塾师形成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和纪昀对理学及蒲松龄的厌恶密不可分，也和他“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12］1182的小说观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笔记既是教育题材小说，也是教育主题小说，从中可看出纪昀的良苦用心。

［1］(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Z］．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刘半九．序言［A］//(瑞士)凯勒．绿衣亨利［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徐秀明，葛洪兵．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与中国衍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82-93．

［4］李延年．《歧路灯》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5］徐云知．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Z］．北京: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7］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杜成宪．序［A］//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9］(清)钱泳．履园丛话［M］//笔记小说大观:卷25［Z］．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140［Z］．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