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玄烨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23)

张从正是金元时期淮河流域的著名医学家，在金史中有其传。他首次系统总结了汗、吐、下三法，形成了攻邪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临床用药，推动了后代温病学的发展。

一、《金史》中所见的张从正

《金史》中载有名医张从正的事迹及其医学理论，现征引如下:“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三法’之目，存于世云。”［1］(P2811)

根据《金史》所载，张从正是睢州考城人(即今河南省民权)①有关金代考城地望，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下册)为今民权县，毛德西《从考城沿革谈张子和故里》亦对此有释证，本文从民权说。，约生于金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卒于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其医学渊源直接取刘守真，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疗，著有《儒门世亲》，是金元之际著名医生，其创立了著名攻邪学说。后世把他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攻邪学派。

张从正自幼喜欢读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因家世业医，对医学造诣尤深，精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他青年时做过军医，金宣宗兴定时曾到京都太医院工作，由于不习惯太医用药的谨慎小心，不久便辞归乡里，与徒弟麻知几、常仲明等人游于隐水之上，一面博览古今医著，研讨医学理论;一面悬壶应诊，为人治病，数年间名震中原，“以医闻于世”。晚年，他隐居民间，过着“一张琴，一壶酒，一溪雪，五株柳”、“纸窗土炕醉复醉，日夕间醒吞五斗”的生活。

二、攻邪理论产生的背景

张从正所创立的攻邪学派与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温补、温病等六大学派并称，为祖国传统医学最负盛名的七大学派。攻邪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医疗条件。

首先，从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看，张从正所生活的时代是金元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但其饮食习惯没有根本改变，多食肥甘厚味，生活安逸而少动，大量食肉饮酒易生湿热。史料记载其饮食习惯:“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却以木楪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与下粥肉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灸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2］(P303)由于生活环境改变，其饮食方式没有根本变化。因此，易脾胃失调产生湿热，而湿热之产生往往会导致阳气痹阻，内热耗散阳气。胸痹、黄疸、胁痛、癫狂、痞满、痫病、中风、积聚、痰饮等多种疾病均与湿热病邪有关。

其次，在张从正之前，河间学派名传全国，其代表人物刘完素已经开始注意当时北方民众多饮食牛羊乳酪，容易生热，或化痰或生内热。他据《素问》病机19条，阐明六气过甚皆能化火的理论。故治法上多用寒凉药，并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对后世温病学说有所启发。张从正提出，“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都可以变化成为火热邪气。治疗疾病时，要善于观察病情，找出病因，并灵活辩证，开药时也是如此。这些医疗成果，均为张从正所继承，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张从正攻邪学派思想理论的最终形成，得益于金末元初祖国医学的发展成果。

再次，当时医疗存在一定弊端，医生投病人所好，滥用补药之风颇盛。此时医生治疗往往不问虚实，滥投补剂，很多医生以此取悦病人，病者昧中不觉，以致邪气稽留，这种风气危害甚烈。张从正目睹时弊，痛加斥责，指出:“惟庸工误人最深，为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着人所喜，攻着人所恶，医者与其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3］(P66)批判了金代部分医家盲目投补药给病人带来的严重危害，为纠正医界的不良时弊起到积极的作用。其学术经验阐发了祛病的道理，使《黄帝内经》许多有关论述得以发扬，且在临床上得到了验证。

三、攻邪学派理论

张从正这一学派的主要理论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张从正的攻邪理论首先分析了邪气的由来，并认为这种邪气是疾病产生的根源。对于邪气的由来，张从正认为:“天之六气，风、暑、水、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于上，地邪发病多在于下，人邪发病，多在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3］(P66)人体发病部位分的上中下三焦张与症状的不同，运用汗吐下三法。所谓“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3］(P67)。三邪理论，反映了攻邪学派对邪气的独特见解。另外，他还重视七情所伤的内因致病，和治疗用药失当所造成的药邪致病。

张从正治病最先重视邪气，认为疾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邪气侵犯的结果，指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3］(P66)这是张从正治疗疾病时重视邪气的著名观点。他指出:“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表实者里必虚，里实者表必虚。经实者络必虚，络实者经必虚。病之常也。”［3］(P68)所谓实，即指邪实;所谓虚，即指正虚，可见病邪的侵袭人身，必有正虚之处。但“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矣”［3］(P66)。所以张氏治病，力主驱邪，提出“汗、吐、下三法”认为“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3］(P69)。

第二，张从正认为在治疗原则上要达到祛邪扶正之目的，就要首重血气流通。中国医学历来最重视气血流通顺畅，有气血同源说、血汗同源说。张从正指出:“《内经》一书，惟以血气流通为贵。”［3］(P66)认为正常人体血气本是流通的，一旦患病会气血壅滞。而邪气侵阻是气血流通不畅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治疗疾病时要以祛邪为主要治疗方式，邪气得到祛除，正气就会恢复顺畅，也就是恢复了人体血气流通的目的，这也就是张氏所说“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则血行迟而少”［3］(P45)，必须先除其致病之寒，“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而营卫昌”;“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3］(P58)。如以寒邪而言，“寒愈矣”［3］(P156)。如“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3］(P49)，气血痹阻而致疼痛，他认为“风湿散而气血自和”［3］(P14)，痹痛自止。又如治疗郁证，他也强调用吐法和下法，“吐之令其条达也，下者是推陈致新也”［3］(P58)，强调吐法和下法具有流通气血的作用，以此来达到治郁的目的。他又创造性地用汗法来治疗腹泻，通过汗法的调和营卫，疏通气血以取效止泻。故张从正所用的汗、吐、下三法，与通常所指的颇有不同。在三法外，他还运用针刺出血作为发汗的方法之一，扩大了三法的治疗内容与范围。因此，血气流通对于治疗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第三，在治疗方面，张从正强调要“汗、吐、下”三法并用，此说丰富了临床治疗手段。

张从正所说汗法，即是出汗。凡是有疏散外邪作用的方法，张氏认为都属汗法，所以除了辛散解表的内服药物之外，其它如“灸、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3］(P67)。其适用于为邪气侵犯肌表，尚未深入，多宜汗法。张从正认为运用汗法时当注意:“凡发汗欲周身漐漐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时为佳，若汗暴出，邪气多不出，……使人亡阳;凡发汗，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要在剂当，不欲过也。”［3］(P76)提醒人们用药当无太过无不及以平为期的道理。这些都是他总结前人用药之法而应效于临床的经验。

张从正所说吐法，并非其首创。《内经》有“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方法，张仲景《伤寒论》中瓜蒂散治疗寒邪结于胸中，《本事方》中有稀涎散，《普济方》中有吐风散，《总录方》中有常山散，都是催吐之方，都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张从正感到此法渐渐被人遗忘，以至废置湮没，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他郑重提出吐法治病，提醒人们重视。根据他丰富的临床经验认为:“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3］(P71)但是，张从正的吐法运用范围较广，不只局限在内服药物的范围，“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3］(P68)。因此，这种方法吸收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治疗中，张从正主张“凡在上着，皆宜吐之”［3］(P72)。酒积、风疾、宿食等胸腕以上的实证都适合用吐法。又如伤寒和疑难杂症中很多头痛、痰饮病胁刺痛、目眩恶心、神志不清、牙关紧闭、痰厥失语等症，只要病变部位在上，都可以用吐法。吐法的方药选择很丰富，如杂病头痛用葱根白豆豉汤治疗，伤寒头痛用瓜蒂散治疗，痰滞宿食用单瓜蒂加茶末少许治疗，单瓜蒂加全蝎梢以吐“两胁肋刺痛，濯濯水声者”［3］(P73)。以药物而言，又有栀子、大黄、黄连、苦参、黄芩、郁金、地黄汁、木香、远志等三十六味催吐药物，其中“惟常山、胆礬、瓜蒂有小毒，藜芦、莞花、轻粉、乌附尖有大毒，外二十九味皆吐毒药之无毒者”［3］(P74)要审证择用。

张从正所谓下法，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凡邪滞宿食，蕴结在胃脘以下，“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3］(P81)，可用下法，无论“寒湿固冷，热客于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3］(P67)。除了上述“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3］(P68)。总之下法具有“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3］(P82)的功效，对黄疸、积食、惊厥、哮喘、伤寒汗后劳复、滞结腕下、摔伤、骨科等内外科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

在使用下法时，张氏主张辩证施治，他认为洞泄寒中，伤寒脉浮、表里俱虚、厥而唇青、手足冷里寒者、小儿慢惊、小儿两目直视、鱼口出气者，以及十二经败证都不宜用下法。

在治疗中张氏主张攻邪与扶正兼备，其特点，一是对无病之人反对滥用补药;二是对病邪未去的病人，应“以攻药居其先”［3］(P367)，认为病邪未去而用补药，则无异于以粮资寇，所以慎用补药;三是对“脉脱下虚，无积无邪”［3］(P69)的虚症病人，方可议投补剂。至于补养正气的方法，张从正指出食补的重要意义，提出“养生当论食补”［3］(P89)，主张常以谷肉果菜补益养生。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张从正对医学的造诣很深，而其实施方法亦迥出寻常，其攻邪理论纠正了医学界滥用补药的弊端，对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

［1］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宇文懋昭．二十五别史·大金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9．

［3］四库全书·子部·儒门事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