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旭辉

（华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21）

在世界金融海啸衍生的失业潮下，萎缩的市场对高技术人才的畸形需求使得大学生们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企业在“招聘——流失——招聘”中循环，毕业生则在“求职——辞职——求职”中反复。一时之间，全世界都在疾呼“就业难”，大学生就业困境日益凸显。已有不少文献用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经典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等视角对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对大学生就业困境现象、成因及对策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基础

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人作为一个有着多样性需求的理性人，既有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员服从组织安排、实现组织目标、追求经济理性功能，又有自身独特的个性需求，也就是人除了追求工具理性以外还会追求价值理性和社会理性。总体上看，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可以直接概括为效用最优化或者最大化假设，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1]个人将是自身最大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追求者，每个人的活动都是具有目的性的活动。在特定的情境中行动将选择不同的行为策略，而个人在主观上的理性选择有不同的偏好顺序，从而会导致不同的选择结果。

二、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困境

国内外经济不同程度的持续性下滑，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力图以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来挽救经济衰退局面则造成了一些用人单位停产减产，继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就业平台的承载力不足制约着“就业”。就业市场的双向选择出现了“鸿沟”，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个体方法论把行为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理性选择是一种“有限理性”。[2]从个体决策者的角度上看，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选择时，作为“就业决策者”不可能掌握与其决策相关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即使掌握了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他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判断将受到信息到达先后顺序的影响。大学生在高校成长的过程中“重就业指导，轻职业规划”，信息途径上狭窄、片面，就业选择“等、靠、要”思想严重，决策模式上更多依赖是索取而非寻找，对待问题时心态倾向上是“你给我答案”，而不是“我自己找出答案”。许多毕业生更是注重眼前利益，忽视生涯规划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难以掌握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人”在做出生涯决策时所需的所有信息，此时做出的理性选择具有局限性，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就业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群体的经济社会活动并非都遵循经济利益最优原则。作为集体行动不仅只是一种工具性行动，还具有社会理性、价值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性特征。如果我们将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本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大学生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就业的喜好程度的差异，是一种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的体现，大学生的生存压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业方面。面对年年扩招的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社会的吸纳能力有限，而经过高考竞争，并花费一笔不菲的学费的学生，自然希望以学校和专业作为有效的平台，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地位，“职业”更多的充当自己价值理性的工具，岗位本身所带来的“幸福指数”的大小实际也就是作为经济社会人的大学毕业生在经济过程中“搜寻性”与“满意性”的有效统一，也是行动者趋向于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的目标体现。

（三）行动者在理性选择过程中的偏好顺序和目的性会影响选择结果。可以影响到偏好顺序的重要因素则是个人对社会资源的拥有状况或利用率。拥有资源较多的，其目的达成自然相对容易些，当然，即便拥有规模很大、质量很高的关系网络，如果在行动过程中不使用或利用率很低，也很难对结果产生实际影响，其目的达成甚至是不可能的。资源稀缺相应要求的就是成本，简单的说，占有资源少的必然付出的成本大。具体到大学毕业生，从就业意向到就业行为的形成，则有两方面值得思考：一是在行为产生初期，如果毕业生拥有的社会资源多，对占有岗位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将较小，就业选择将容易达成；二是对行为后期的预期，如果毕业生预期自己所选择的岗位将给自己带来较多的社会资源，价值体现的可能性大，他会容易产生趋向动力，在选择过程中目的性明确。反之，资源获得可能性小，个体付出成本较多，则倾向选择对自身具有价值更高的行动，就容易出现就业“迷茫、观望、不作为”。科尔曼认为，人们经常以意图性的态度去行动，而且目标和行动都受价值观的影响。大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也会选择那些可以最大化效益或满足他们需求或需要的行动。

三、理论对工作者提出解决就业困境对策的影响

宏观上政府和高校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所未有地出台了积极优惠的政策，但是个体的选择与组织的需求依旧不能一一匹配。在行动者理性选择的作用下，就业市场“天枰”两端的平衡面临着诸多的壁垒和阻碍，如何更清晰地在理性选择理论下溯本追源，探求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解决良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正是因为个体选择追求理性，渴望以最小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只有人具备了完全理性才能够找到所有备选方案，遇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通过衡量，做出最优选择以实现个人价值目标。虽然人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很难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通过有效地增加信息的广度和能力的深度，有可能将“有限理性”的范畴拓展，而合理看待理性选择，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行为导向启示。

其次，行动者的需求是有层次区分的，人是一个有着多样性需求理性人，因此理性选择也不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在理想选择理论的假设下，如果能更好满足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需求，如建立良好的就业市场机制，使工作者的经济收入、生理安全有了有效保障，有助于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基础上，促使行动者更好、更快完成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社会理性有机统一。

再者，既然人的主观理性选择存在不同偏好顺序归咎于个体对资源的占有情况，从而影响着人们在行动时选择不同的行为策略。探究建立个体与资源紧密联系的有效途径，即尽早引导大学毕业生在成长阶段注重人际、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也有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理性选择理论下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具体措施

（一）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学生知识结构与提高学生执行能力

搭建基础知识和专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平台，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存量，通过信息化改造，确实提升学生信息知识的复合度，尤其是增强对职业范围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了解；加强与用人单位合作性办学，建立学校专业设置与行业需求紧密联系机制，健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计划，调整教学计划，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学生执行能力和信息决策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简历设计、模拟招聘面试、考研经验交流、模拟公务员考试及到企业见习等旨在提高学生就业技能的竞赛、讲座和活动。

（二）培育就业环境，健全劳动力市场，打破地域限制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劳动者安心就业，生存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的关键因素。确实保障毕业生合理的就业权利，政府应继续完善各项就业机制，对在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因素予以规范和整合，如监督用人单位非合理霸王条款、提高最低用工标准等，建立健全“上下一体”、“全员合力”的就业工作体制；各地政府要打破地域限制，取消“城市准入”等形形色色制约因素，降低甚至去除“关系准入”门槛，让大学生能充分就业，就好业。

（三）积累人力资本，建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资本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获得上作用明显[3]。大学的过程不仅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大学生的活动更多局限在学校和家庭，交往对象主要是老师、同学和家长，社会资源相对缺乏。因此要多鼓励学生在朋辈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破除学校与家庭的“两点一线”，多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提高社会交际能力，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自身与他人信息流动、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在寻找理想职业上的搜寻成本。

[1]高和荣.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学理论评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H·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徐莉.社会资本——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的“有利工具”[J].江汉论坛，2004，（4）.

[4]苏丽锋，孟大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基于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2）.

[5]娄玉华.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利弊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