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智凯，赵文铎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129）

张岱年先生（1909-2004）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家。作为较早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伦理道德问题的学者，他从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中华伦理文化的继承、改造与新的论释，一生致力于促进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以公忠为首的“六达德”的提出和完善，是他在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问题方面的主要成果。

公忠，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道德高地，也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只要是一个有民族心和现实感的知识分子，其所学所问就很难游离这个问题。张岱年先生自然不会对这一问题失语，而是对此作出了既立足传统又面向现代的探讨与论证。他对公忠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忠德文化进行了批判总结，拟议了公忠新德;二是在彻底批判全盘西化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完善了其公忠思想。笔者以为，可以从发展逻辑、思想渊源、价值意蕴三个维度来探寻张岱年公忠思想的理路。

一 公忠思想的发展逻辑

张岱年公忠思想主要是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和晚期阐述的，从青年时期初步提出公忠思想到晚年时期对公忠思想的重新思考，他对公忠的探讨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有一个逻辑的转换，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一）青年时期:公忠思想的初步提出

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途程中，曾经创造了独特而丰厚的文化遗产。然而，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文明在列强的炮舰撑腰下，猛烈碰撞着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特别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妄图吞并全中国，使中华民族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正值青年的张岱年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萌发了爱国的热情，努力谋求救国之道，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虽蛰居沦陷的故都，但并没有为时局所困，而是专务沉思，希望通过调整与发扬传统来振奋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难，先后写出了《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品德论》《天人简论》等文章，形成了自己关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看法，特别是提出与群为一的人生理想，呼吁“现在中国人之最大职责即在于拼其生命以维护中国之生存”［1］39，这直接为公忠新德确立了最高原则。在确立了“生理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最高原则的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传统道德学说，并结合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为指导，特别对儒家“智仁勇”三达德进行了批判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德即“六达德”理论，包括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比较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道德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造性结合。

张岱年把公忠列举为新道德的第一德目，指出应当坚决革除“常知有身家不足有邦国，常为私利而置民族利害而不顾”的旧道德。他认为，个人是有利益的，但还有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也就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大众利益而献身，谓之公;爱国不贰谓之忠”［2］231。公忠的具体要求是:“爱国爱民，以群重于己，能为群忘己，必要时能为国捐躯。”［2］231这就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公忠的最高准则，要求人们时时以尽心对国家社会贡献为务，处处以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为责，总之，“一切言行有益于国家大众者为之，无益于国家大众者舍之”［3］265。

（二）晚年时期:公忠思想的重新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导致思想混乱，人心动荡。面对国际国内一股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已进入毫矍之年的张岱年先生，坚持着自己学术爱国的理想，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重申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在深入研究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其中包括对公忠的重新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提出批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历史任务。对此，张岱年认为，由于道德问题比较复杂，建立新道德的任务迄今尚未完成，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为此，1992年，他发表了《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一文，提出了关于新时代道德规范的初步设想——“九德”，即公忠、仁爱、信诚、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对于这些德目，张岱年赋予了新时代和人民的内涵，作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辩证改造。如公忠，古有“尽忠报国”之训，语出“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北史·颜之仪传》），指为国家竭尽忠诚，牺牲一切。张岱年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并指出:“新时代的道德，最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主义，用‘公忠’二字表示爱国主义思想行动是比较合适的。‘忠’的本义是对于别人要尽心负责，汉代以后成为臣对君的道德。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君权，是伟大的进步，忠君之义久已废除了，但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还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区别于个人的‘忠’，可以称为‘公忠’。”［1］1551994年，他又发表了《建设新道德与弘扬传统美德》一文，认为: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道德是当务之急，而新道德建设包含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新的道德规范的确立。为此，他提出应确立“新三纲”，也即新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原则: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新三纲”确立的基础上，他指出应该结合时代需要，改造传统德目，弘扬传统美德，以确定新的道德规范。为此，他略微改造了之前的“九德”，新的德目是:忠、信、慈、孝、廉、礼、勤、俭、勇。这里，他再次强调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民族之“忠”必须肯定下来。之后，张岱年也一直致力于对新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进行重新思考，“而确立新的道德原则、新的道德规范，包含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4］，如 1997 年，他发表的文章《论五伦与五常——传统伦理的改造与更新》中就有对传统忠德的重新论释:“在历史上，很多人宣扬忠孝，称为‘忠孝大节’。忠有两层意义，一为忠于君，二为忠于国。在现在，忠君之义已经废除了，忠于国却是最重要的道德。”他指出公忠所反映的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新时代最重要的伦理关系，“这所谓国家，不是指国家机器，而是指乡邦、祖国而言。在现代中国，君臣关系废除了，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更突出了。在现代世界，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即令改变了国籍，也还是属于某一民族。发扬爱国主义是绝对必要的”［4］。

（三）物转星移:公忠思想的逻辑演化

无论是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张岱年公忠思想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的利益即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和价值目标，但在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和侧重程度三个方面也有一个逻辑转换。

其一，时代背景的不同。张岱年青年时期，正值国难深重，中华民族遭受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总体性危机凸显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疑问，并同时引发了对这一疑问的种种解答，也由此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三个派别的文化论争。张岱年在这场论争中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坚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信念，并以此为方法研究了包括公忠在内的伦理道德问题。张岱年晚年时期，正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上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陈词滥调，特别是“1987年至1989年的几年间，社会上出现一股全面反传统的思潮，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认为‘抹杀独立人格的传统文化，真正的人不可能萌芽成长’”。对此，张岱年尖锐地批判道:“这种民族自卑至于极点的荒谬论调，如果不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意识的卑劣表现。”［1］161所以，在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对传统美德的弘扬，认为应该学习历代爱国志士为了民族大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精神。

其二，具体内容的差异。张岱年公忠思想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包括公忠原则和公忠规范。无论是公忠原则，还是公忠规范，张岱年在对它们具体内容的阐述上是有历史差异的。在公忠原则上，青年时期，他提出群己一体的观点，强调群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要为公舍私，特别在民族危急关头，要能为国捐躯;晚年时期，他批评了假公济私的行为，特别强调不可以“以公害私”，使其上升为与“公利大于私利”、“可以为公舍私”并列的公忠原则。在公忠规范上，青年时期，面对国家民族危亡，他只提出了群己一体的理想和“爱国爱民，以群重于己，能为群忘己，必要时能为国捐躯”的基本要求，仍然停留在理论原则层面，不够具体;晚年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新时代，他提出了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具体规范，并用“忠于党”把三者统一起来，把公忠提升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

其三，侧重程度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提出“批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历史任务，张岱年一生的伦理研究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对公忠问题的研究也是从批判传统忠德与建构新时代忠德两个维度展开的。青年时期，他更侧重于对传统忠德的批判，指出应当在彻底清算旧忠德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拟议新忠德;晚年时期，他更侧重于对新时代公忠之德的建构，指出应该结合时代需要，对忠德作“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辩证改造，以确定新的忠德规范。此外，张岱年一生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对公忠的研究始终能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在青年时期他比较注重理论运思，晚年时期则更关注实践，面向现实需要。青年张岱年正逢战事，他闭门不出，专务沉思，穷究天人，对忠德原则作了书斋式的哲学思考，如在《天人简论》中提出了群己一体的生活理想原则，将个人利益融入了群体利益，这一原则成为其公忠思想的理论基础;晚年张岱年对理论研究仍然无厌无倦，壮心不已，但是在经历了世事变迁、人生起伏后，他对公忠之德的思考更面向了时代需要、人民需要，如他指出，“民族语言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重新另造一些生硬的名词，也未必能为一般人民所接受”［1］251，认为用“公忠”二字表示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是比较合适的。

二 公忠思想的思想渊源

透过张岱年公忠思想的发展逻辑，不难发现，他的公忠思想不仅有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而且有清晰的理性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继承中国传统忠德文化以及借鉴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必然结果，这三个方面正是张岱年公忠思想的思想渊源。

（一）方法信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并写了一些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文章，如《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籍比较流行，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我也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旧译）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确，但能窥见大意。我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心悦诚服。我把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等，做了比较，认为还是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3］2750年代，在研读了以前未读过的马恩所著的《自然辩证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后，他对辩证唯物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进入80、90年代，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晚年的张岱年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1991年他写了《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论》一文，指出:“我自30年代之初即赞扬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迄今六十多年，对于唯物论的坚持，老而弥坚。”［1］144这篇文章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态度。

张岱年一生信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并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独立思考包括公忠在内的伦理道德问题。他认为道德的辩证法就是“道德基于物质利益，而要求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做到自我牺牲、舍弃自己的物质利益”［5］214，也即要将崇高的道德理想建立于物质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既要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要提高精神境界。在谈到公与私的关系时，他进一步指出:“集体（社会、民族）利益可谓之公，个人利益可谓之私。脱离了个人之私，也就无所谓公。然而公与私之间往往有矛盾。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公利高于私利，可以为公舍私，不可以以公害私。”［5］212这里，他首先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客观性、基础性，同时也强调了一定条件下为公舍私的必要性、至高性、自愿性。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与强调自愿舍己为公的道德理想的辩证统一正是张岱年公忠思想的灵魂。此外，他在对传统公忠文化进行考察时，也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天下之公义”的虚假性和阶级性，一方面肯定了“为了民族大义而不顾个人利害”志操的历史进步意义。总之，张岱年公忠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基础。

（二）形式继承:中国传统忠德文化

在论及道德的普遍性形式和特殊性内容时，张岱年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也在演变。道德演变的方式有二:一是随着时代的需要特别是革命的需要，创立新的道德规范，宣扬新的道德原则;二是利用旧形式，赋予新内容。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利用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亦即接受旧概念，注入新含义。例如忠，其本来意义是尽心帮助别人，后来专用为臣民对君主的道德，指尽心尽力为君主服务。现在我们宣扬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废除了忠君之义，这是时代的进步。”［6］53张岱年公忠思想一方面保留了忠德这一旧概念的形式，一方面在批判专制主义忠君思想的基础上宣扬尽心尽力为人民、民族、国家服务的新内容，是忠德历史形式和时代新义的辩证统一。

司马迁曾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作为一位学术史研究大家，张岱年十分赞赏这句话，认为研究古代思想，要好学深思，要了解古代思想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正是这种治学态度，使他对中国传统忠德文化的流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关于忠德的历史演变，他认为:“春秋时代所谓‘忠’，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与人忠’之忠，指人对人应遵循的道德;二是‘臣事君以忠’之忠，指臣对君的道德。前一层意义是忠的原始意义，后一层意义是以后衍生的意义。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忠成为表示臣对君的道德的专门名词，但普通语言中所谓忠厚，仍是使用忠字的原始意义。现代汉语中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可谓忠字的新义，亦与其本义契合。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忠君之义已经破除了，但忠的观念仍应保留，而且有巨大的生命力。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这是今日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6］125可见，张岱年公忠思想是从批判旧忠德和弘扬新忠德两个维度得以构建和展现的，忠德新义的阐述和弘扬离不开对传统忠德的批判和继承，二者是历史的统一。

（三）精神借鉴: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资产阶级伦理学家有一个讲法，伦理学主要有两个派，一派是快乐主义，一派是理性主义。快乐主义比较重视个人利益，我个人感觉快乐，这就好。理性主义比较注重整体利益，认为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才是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是理性主义。”［6］205当然，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并没有否定个人利益，而是更多强调一种对现实伦理问题冷静客观的态度、科学审慎的精神。张岱年公忠思想兼重公利与私利的观点深受西方伦理学理性主义学派的影响。

在中学时代，张岱年就接触了理性主义伦理大师康德的“三大律令”，甚为钦佩，从此，“要把每个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工具”这一理性精神就植根于其学术思想。大学五年，在其兄张申府的引导下，他读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除康德外，其中“最喜读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之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7］577，并深受启发，借鉴形式逻辑方法分析哲学道德问题，这使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缜密，充满理性。可以说，在近现代东西文化论争中，张岱年是最为持中的一个，始终能保持不盲排、不盲信的理性精神。一方面，面对自由主义西化派对传统道德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道德的狂热崇拜，他主张要弘扬传统美德，继承其合理形式。同时，他也深刻批判了尼采“宣扬权力意志，提倡奴才道德”的反道德性。另一方面，面对保守主义者对封建时代所谓“天下之公义”的痴迷说教，他揭露了旧道德对人性的禁锢和奴役，强调了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在任何时期，都可能有人为了图谋私利，去借‘公’的名义，强迫群众为他们作出自我牺牲，对于这类‘假公济私’的行为，必须彻底揭穿。要求别人自我牺牲的人，必须自己首先做到自我牺牲。”［5］214可见，他提倡为公舍私是以个人自愿为前提，强调不可“以公害私”，这就突破了传统道德理性主义对“公”的虚化，使其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回归真正的理性。

三 公忠思想的价值意蕴

道德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义体系。任何道德思想，不仅承载着一个道德规则应有的道德关切，同时必然蕴含有一定的价值诉求。张岱年公忠思想的价值意蕴是从忠德层次序列的高与低、忠德的认识与实践、公忠理想与现实利益多重关系的探讨中得以彰显的。

（一）公忠的地位:领袖群伦

毛泽东在论及孔子的“知仁勇”三达德时，曾说:“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是假仁，勇只是白勇。”［8］163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号召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也揭示了忠对于其他德目的领袖地位。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张岱年缺少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经验，然而，他也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心，也笃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早年提出的“六达德”理论，到晚年倡导的新时代道德规范“九德”德目，始终把被赋予了时代新义的公忠列举为第一德目。不难发现，在传统道德德目向新时代道德转型中，重视实践的毛泽东和偏重学究的张岱年都十分强调公忠的首要地位。作为一个“学院派”哲学家，张岱年能始终理性地把握着新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公忠领袖群伦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用公忠领袖群伦，打破了以忠孝一体为基础的忠君思想，突破了“孝为百行先”的传统，使忠从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天下为公”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晚近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公忠首要地位的强调，可以有力回应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对重视整体的西方理性主义伦理文化有选择继受的开放态度。

（二）公忠的境界:知行合一

中国历来就有重视道德实践的传统，张岱年先生在谈到道德的知与行时也指出:“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必须具备两个方面，才可称为有道德的人。”［6］24他认为，公忠不能徒托空言，而必须是见之于实际行动。公忠之德的养成过程不仅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民族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过程，更是人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实践过程，而且只有在不断的生命体验实践中才能提高对公忠思想的认识水平，强化公忠的情感维度。“在从事修养的过程中，可达到一定的境界。境界有如登山，自下而上，经历不同的阶段，看到不同的风光。”［6］23在公忠修养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口头爱国，要不断纠正不理性的爱国行为，要不断提升公忠知行合一的境界。张岱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坚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并终生信仰，愈老弥坚。面对时局变幻，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坚持真理，肩负起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践行着自己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道德理想，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三）公忠的理想:与群为一

道德理想即追求至善，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与群为一便是公忠的理想。张岱年是在讨论群己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与群为一的理想。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本质上是不能离开群体而存在的。与群为一，便是与社会国家为一体，便是把个人与群体有机统一起来，使个人在群体的环境中成长并获得更好的发展。张岱年承认个体的自由意志，但不是无限的，认为，群体比个体更为根本，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与群为一的理想落实到个人道德领域，便是公忠的道德规范。他提倡的公忠品德的践行，是以与群为一的人生理想来导引的，这一理想既区别于只是“忠于自己”的个人主义理想，又区别于没有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类似于传统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的报恩式的效忠理想。与群为一的理想，以群己一体为出发点，把“公”提升为道德的根本原则，认为“道德之根本准则唯一，曰公而已矣”［1］97，落实到现实生活则是每个人都应当忠诚于自己的正当事业，必要时能牺牲个人的生存。显然，除了有唯物主义的基础，有清晰的理性主义，张岱年的公忠思想还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般忠诚与背叛的较量，还是“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年代非理性的狂欢，或是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日渐式微，与群为一的公忠理想，从来就应是我们国家民族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谐的指路明灯，也应是我们从传统到现代成功转型的脱困良药，亦应是公民个体道德人格获得圆满、走向不朽的不二法门。

著名学者韦政通曾说:“专制主义者假借‘公’的名义压制个人，有的个人标榜‘自由’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这都是谬妄的。”［9］269张岱年先生的公忠思想正是对二者的超越，这种忠诚观，没有只讲个人知恩、报恩的狭隘，更没有迷信和崇拜救世主的冲动、盲目，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坚定信念之上，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忠文化的理性认识，又体现了他对待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不盲排、不盲信的科学态度。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坚定地信持并践行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理想，其一言一行都明证了他高尚的爱国情操，这是值得后辈人好好学习的。

［1］张岱年.通往爱智之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M］.济南:齐鲁书社，1998.

［3］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张岱年.论五伦与五常——传统伦理的改造与更新［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4）:3-6.

［5］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张岱年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韦政通.知识人生三大调［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