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楚文化研究的困惑与突破

2013-08-15蔡靖泉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蔡靖泉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9)

早期楚文化问题，已经困惑了学术界长达30年之久。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古学界就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都对此阐发过指导性意见①。尤其是俞伟超先生，亲自部署和参与了当时的早期楚文化考古探索工作，并就此做了多次学术报告②。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学会即确定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当时楚文化研究的重点工作之一。湖北省考古学界，更是以之作为本省楚文化考古和研究的基础工作。

20 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沮漳河流域及秭归等地做了较为广泛的田野调查和试掘工作，进而将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和研讨推向高潮。可是，田野调查和试掘并没有找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有价值的考古学证明，学术的研讨也没能取得共识。其后，早期楚文化的探索虽然落入低潮，但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并且不断进行着反思和总结③。

进入21 世纪，由于自1990年代以来在商洛、南阳、襄阳、宜昌及峡江等地区积累了越来越多西周乃至更早的考古资料④，又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抢救性发掘呈现出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资料⑤，以及学界对早期楚文化的探讨有了多年的深入思考，关注和研究早期楚文化的学者又逐渐多了起来⑥，学者们力图借助新发现的材料实现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突破，但迄今还不能对之有着较为明晰统一的认识。

早期楚文化的认识还不甚明晰统一，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早期楚文化的概念

早期楚文化的概念是考古学界提出来的，其含义当指考古学上成熟形态楚文化形成之前的楚文化，也就是张正明先生所说的“即应早于已知楚文化遗存的未知楚文化遗存”［1］。就其时间范围而言，“早期”是根据楚文化发展阶段而划分的。就其性质而言，是楚文化遗存。

可是，有学者认为，“真正从文化的长期继承性方面来说，楚文化存在的时间就不仅仅是八百年，而是要更长一些，即西周以前就已发生，汉代初年还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大约千年以上”［2］，甚至认为楚文化发展的起始阶段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3］，这就意味着西周以前乃至新石器时代就有早期楚文化;有学者认为，“楚文化的发展可分为形成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三个不同的重要阶段”，“形成期，相当于春秋中、晚期”，“鼎盛期，相当于战国早、中期”，“衰落期，相当于战国晚期”［4］，这就意味着早期楚文化是春秋中期以前的楚文化;有学者认为，依据文献记载的楚人历史，早期楚文化的上限应在商末鬻熊时代，下限应在楚人迁郢前后的春秋初年［5］;还有学者认为:“早期楚文化的时代上限只能追溯到西周中期”［6］。

实际上，名之为“楚文化”，就只能是特指楚人、楚国、楚地的文化，发展成熟形态的楚文化是楚国文化，早期楚文化的上限也应该是始于楚国建立。已知的楚文化遗存是西周中晚期的，早期楚文化的下限也应该是西周中晚期。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将楚文化发展分为滥觞、茁长、鼎盛、滞缓和转化五个时期，早期楚文化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其中所述的滥觞期。

二、早期楚文化的特征

既然是楚文化，理论上也就必定有“楚”的文化特征，有如俞伟超先生定义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7］

苏秉琦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可以通过遗存于东周楚墓中特征鲜明的“楚式鬲”，从下而上地追溯和辨析早期楚文化［8］。20 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基本上是信从其观点、采用其方法去探索早期楚文化的。不过，由于在鄂西、尤其是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记载的楚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很少发现西周晚期以前的遗址和遗物，由于深入探索中发现所谓“楚式鬲”来源复杂、分布广泛而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其并非典型的楚文化标志性器物。论者或谓“真正的楚日用陶鬲应是一种矮裆式鬲，并非前所指认的高裆高足江汉‘蛮式’鬲”［9］269;或谓“小口联裆高足鬲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鬲一样，是一种高于考古学文化层次的指示物”［10］;或谓“大口绳纹鬲在楚鬲中出土数量最多、流行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也是最富代表性的一支，应属典型楚鬲无疑”［11］;或谓“早期楚文化在时间上应指楚文化特征形成之前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而楚文化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12］……各抒己见，不一而足。

既然对楚文化标志性器物都无法取得共识，那么对早期楚文化的特征也就难以认定了，乃至于有学者认为早期楚文化不具备楚文化特征，认为“西周早期楚人完全接受了周人的文化传统”［5］。

三、楚文化的渊源

当年，苏秉琦和俞伟超两先生都强调，考察楚文化的特征和发展，必须探索楚文化的渊源，而且都认为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是楚文化的源头。苏秉琦指出:“我们追踪‘楚式鬲’的发生问题，就不能不从商周以前的江汉地区原始文化遗存中探索陶鬲的发生，鬲类陶器的发生，以及鬲类陶器发生之前的背景。”［8］俞伟超说明:“楚文化应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某一支所发展起来的。”［2］受其影响，楚文化源于“江汉土著”说在20 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学者大都以为“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是楚文化形成的基础，或谓主源”［13］。

20 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江汉地区考古发现相关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楚文化、尤其是以楚公族为代表的楚人主体创造的文化与周文化的密切关系，因而主张典型楚文化源于周文化或中原文化。如王光镐认定:“楚文化是在中原姬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楚与中原姬周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9］253高崇文断言:“楚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无缘。”［14］赵世纲强调:“我们认为楚文化是渊源于中原文化的。”［15］迄今，虽然以主张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或姬周文化说者人多势众，但也未能说服坚持江汉土著说者。

四、早期楚文化与相邻的别国异族文化的关系

西周前期，楚国弱小，与周边的别国异族比邻而存。因此，探索早期楚文化，也就必须探究与楚国邻近的别国异族文化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30 多年前，苏秉琦和俞伟超两先生阐发其楚文化探索的思考时，都提出了需要考察“楚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

当今，由于在鄂西北、豫西南和陕东南一带发现有较多且风貌相近的西周文化遗存，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遗存即早期楚文化，并且认为“最早的楚文化是分布在丹江至汉水中游地区”［16］。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据文献记载，这一带在西周时分布有庸、麇、谷、绞、罗、邓、卢、申等诸侯国，其国民又并非都是同一族属。论者认定的所谓典型的早期楚文化遗存，许多就分布在这些诸侯国域中。如襄阳真武山遗址出土的西周器物，与考古学界认定的邓文化遗存——襄阳邓城遗址出土的西周器物类似，故有学者指出:“真武山遗址西周时期遗存亦可能属于邓文化。”［17］再如丹江口朱家台遗址和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当位于商代至春秋中期的麇国境内⑦。邓国为曼姓，本商王室的宗亲封国，约商末周初由今河南偃师迁至今邓州至襄阳一带，学者考证襄阳邓城遗址即西周至春秋的邓国都城［18］。麇乃濮人方国，濮人当也是商代晚期由今豫东北迁至江汉地区的古老部族［19］。平情而论，认定今鄂西北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部族属性，不可无视当地当时的国别和族别。

五、研究楚文化突破口

如何解决楚文化研究的困惑，实现楚文化研究的突破，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思考并着力探索的重要问题。近十年来，在历届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的年会上，早期楚文化及相关的楚国早期都城地望等都是研讨的热点。2009年在保康县举行的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也以早期楚文化为会议研讨主题。迄今楚文化考古的大量发现和楚文化研究的探索成果，为深化认识、解决困惑、实现突破提供了条件。

凭一己之见，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薄弱地区考古勘探发掘的田野工作。

自1979年以来，考古学界对文献记载的楚国立国建都之地——荆山地带、沮漳河上游进行了较为广泛和坚持不懈的调查勘探工作，迄今未能找到可予充分证明楚文化发祥及其渊源的东周以前文化遗存，以致一些学者认为楚国立国建都之地不在今鄂西北而在今商洛一带或“丹淅之会”。

可是，《墨子》、《左传》、《史记》等文献明确记载熊绎受封立国之地在荆雎山区，新蔡葛陵楚墓出土楚简又对楚先王“宅兹沮、漳”言之凿凿，楚国早期发展的史事也表明西周时期楚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沮漳河流域。因此，一些考古学者也强调:“我们仍倾向于楚国熊绎之封的丹阳还是应定在汉水以南的南漳荆山相近一带为宜，楚人早期的势力是以汉南荆山为中心，沿汉水而向上下浸润，沿沮、漳而向南拓展。准此，才能符合史载与楚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古代对一些方国顺序的描述。”［20］有的考古学者始终坚持认为:“楚文化形成期和鼎盛期的中心都在宜城以南的鄂西。”［21］既有这样的认识，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鄂西的考古勘查，努力多发现鄂西东周以前的楚文化遗存，探讨鄂西的东周楚文化与西周楚文化及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文化的关系。

尽管迄今在鄂西已经做了较多的考古调查工作，但由于鄂西除峡江地带之外少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已做的考古工作多是一些局部的勘探和个别的发掘。2012年6月，在枝江境内的万福垴遗址出土了西周中晚期的青铜甬钟11 件、青铜鼎1 件及一批陶器，其中一件甬钟有铭文，被认为是填补了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空白，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为早期楚都丹阳“枝江说”提供了新证［22－23］。

的确，这一重大发现不仅证明沮漳河下游在西周中晚期是楚国贵族的居住地，也表明沮漳河流域是西周时期楚人活动的主要地带，表明楚人在西周时期是沿沮漳河从上游到下游、由北至南渐进扩张的。这给学术界以启示，即楚文化发祥的中心应在沮漳河中上游，早期楚文化的发展主要在沮漳河流域，故需要扩大考古调查勘探范围，不限于水上河滨之地。古人以山水叙地理，山地水域的地域范围都相当广大。对早期楚文化的调查勘探，也应扩大至沮漳河流域及其相邻地区。2008年，笔者应约在为《当阳楚文物图集》所作的序言中说过:“既然南漳说及陕东南说、豫西南说皆无法确证西周时期楚都丹阳的地望，不妨扩大寻觅的视野，将荆山附近的整个沮漳河流域皆纳入考察范围。”湖北省文物局、宜昌市政府于2012年8月举办的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就建议湖北省文物部门以此为契机，及时扩大调查勘探范围，寻找相关文化遗迹线索，确立早期楚文化研究的课题方向，推动楚文化研究深入发展。或许如张正明先生所期盼的，哪一天在沮漳河流域“也能挖到一个像甘谷毛家坪那样的遗址，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楚文化遗存的序列没有缺环，那就上上大吉了”［1］。

第二，汇集整理相关考古资料，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

深入探索楚文化的渊源，细致辨析早期楚文化的特征，建立较为完整的汉水后段流域(陕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地区)史前－夏商－两周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迄今，在江汉地区以及襄阳、十堰、南阳、商洛等地发现了大量楚文化遗存，还发现了不少与楚文化相关的西周文化遗存以及新石器时代至夏商的文化遗存。由于文物考古单位的勘探发掘任务繁重，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汉江中上游文物抢救发掘工作才基本结束，大量的楚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也尚未得到全面的汇集整理和细致的分析研究。

倘若能够在全面汇集整理汉水后段流域的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细致地分析研究其文化形态和演变状况，进而建立其考古学文化谱系，可望对楚文化的渊源、发祥、形成、繁盛的过程和风貌有着更为清晰的揭示。

西周时期的楚文化、也即早期楚文化的考古资料，尽管在沮漳河流域尚且匮缺，但在江汉地区的其它地带及相邻地域已有较多的呈现。全面汇集整理这些资料并作细致地辨析，也可望较为清楚地说明早期楚文化的特征。

无论早期还是中期、晚期的楚文化，只要是楚国地域的文化，就必然有其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只有辨析出早期楚文化的特征，才可以确认楚文化“来源显然是周文化”［5］还是“在鄂西土著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的”［6］。

楚文化研究的热潮持续了30 多年，楚文化的渊源及早期楚文化又一直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解决这两个热点问题，不啻为楚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第三，深入开展部族、地域的文化比较研究。

阐发相关相邻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楚文化发展的动因和历程、本体的特征和构成、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等。

楚文化的发祥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与相关相邻的部族或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因此，若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楚文化发展的动因和历程、本体的特征和构成、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等，就必须开展部族、地域的文化比较研究，阐发相关相邻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

楚人立国于周代多部族错居杂处的江汉地区，楚文化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学界对此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学者对楚文化的主源有着“土著说”和“中原说”等不同见解。

滥觞期或形成期的楚文化，是在与荆蛮、巴、濮等部族文化及庸、麇、权、罗、邓、申等国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展的。研究早期楚文化，也就需要探讨这些部族或国域的文化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其中，探索庸人的历史文化尤显重要。因为庸为“牧誓八国”之首，是商末周初西南夷首屈一指的大国和强国。熊渠兴兵强楚，首先征伐庸国。可想而知，庸人文化对楚文化的形成影响甚大。在汉水上游的堵河流域探索庸文化，应该是早期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

茁长期、鼎盛期或成熟期的楚文化，因楚人北上中原、东略江淮、西进巴蜀、南卷沅湘，而与中原文化、群舒文化、淮夷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等有着剧烈的冲突和融合。其中，尤其是中原的晋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和峡江地带的巴文化与楚文化互动、交融的程度甚深。

楚文化的滞缓期或衰落期，楚人惨淡经营原淮夷和吴越之地的东国，楚文化也与吴越文化有了深广的汇融。

楚文化与大致同时的其他部族或地域文化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重视，但还没有全面深入地展开。

探讨楚人与大致同时的其他部族文化的关系，以往大都泛泛涉及，专题的深入研究较少。近年来，对楚人与巴人，即楚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有了较多的探讨。伴随着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及其资料的公布，巴文化及巴、楚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楚文化暨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

楚文化与大致同时并存的其他地域文化关系的探讨，即与中国境内的秦文化、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等文化关系的探讨，学界更加缺乏专题的深入研究。张正明先生高度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地做了开创性的尝试，1990年就发表了《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2006年临终前奋力完成了积楚文化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数十年心血的遗著——《秦与楚》。

不言而喻，全面深入地开展楚文化与大致同时的其他部族或地域的文化关系的探讨，将会使我们突破对楚文化的现有认识。

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有赖于史料的发现和充实。迄今出土的楚简文字资料和楚文化及其相关的实物资料已经相当丰富，全面梳理、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而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实现楚文化研究的多方面突破，也将会重新对楚文化做出整体性的史学阐述和综合性的理论总结。

注释:

① 夏鼐于1980年10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 期);苏秉琦于1980年10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 期)。

② 俞伟超于1979年6月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报告:《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 期);俞伟超于1980年10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报告:《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 期);俞伟超于1981年6月在四省楚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1 辑，岳麓书社1982年版);俞伟超于1982年12月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报告《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 期)。

③ 杨权喜:《早期楚民族文化的探索》，收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红星:《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反思》，收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世之:《西周早期楚文化寻觅》(同上);张昌平:《早期楚文化探索之检讨》(《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 期);陈振裕、张昌平:《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收入《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如襄阳真武山、宜城郭家岗、宜城肖家岭、钟祥六合、淅川下王岗、丹凤巩家湾、商州东龙山、秭归庙坪和柳林溪、巴东雷家坪、巫山双堰塘等遗址。

⑤ 如丹江口朱家台、郧县辽瓦店子等遗址。

⑥ 如张昌平:《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收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江汉考古》2003年第3 期);杨权喜:《楚文化渊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收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岳麓书社2007年版);笪浩波:《由楚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看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同上);胡刚:《早期楚文化的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等等。

⑦ 麇为商代方国，见于甲骨文。罗振玉《殷墟甲骨前编》(七·二八·四)“宾贞，麇告曰:‘方□今春凡受有又’。”

［1］张正明．楚文化研究札记两则［M］//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长沙:岳麓书社，2007．

［2］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J］．江汉考古，1980(1)．

［3］俞伟超．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M］//湖南考古辑刊:第1 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

［4］杨权喜．早期楚民族文化的探索［M］//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5］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J］．江汉考古，2003(3)．

［6］杨权喜．当阳楚文化考古论述［M］//当阳楚文物图集．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7］俞伟超．对楚文化总体研究的一点期望［M］//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8］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J］．江汉考古，1982(1)．

［9］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10］王红星．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反思［M］//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1］张昌平．楚鬲研究［M］//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奋发荆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