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孙 功

（1.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所，安徽 淮南232001；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作为秦汉时期汇聚诸子、熔铸百家之作，《淮南子》“纪纲道德，经纬人事”［1］（《要略》），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廉政思想①学界对《淮南子》廉政思想已有所关注和探讨，但成果较少。现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周怀宇《〈淮南子〉廉政思想简论》（《淮南子研究》第1卷，黄山书社，2006年）；高旭《〈淮南子〉的忧乐观及其廉政思想》（《廉政文化研究》，2012年第6期），张安礼《〈淮南子〉廉政思想的当代诠释》（《蚌埠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试图在“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中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适宜而有效的廉政方略，推动统治者“除其嗜欲，损其思虑”（《原道训》），“适情辞余，以己为度”（《精神训》），致力于利民之善政，实现天下“大治”、“通治之至”。在《淮南子》看来，廉政兴邦，乱政败国，现实政治的清明廉洁与否，既密切关系着王朝政治的 此，对任何统治者而言，都必须尽力避免“上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的“末世之政”，否则必然会产生“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主术训》）的政治乱象，最终导致王朝政治发展的动荡与衰亡。基于这种深刻认识，《淮南子》秉持黄老思想，“既言道，又重事，主张‘无为而治’”［2］，试图着眼于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在反对“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的乱政中，构建其“清静无为，政返于朴”的廉政观，以此推动统治者“省嗜欲”而“廉俭守节”，促进西汉王朝实现政治清廉、社会和谐的理想发展。

一、君廉——《淮南子》廉政观的核心内涵

君主，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这对《淮南子》而言，也是如此。作为王朝兴衰存亡的政治关键，专制君主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才能，尤其是能否体现出“清净恬愉”、“廉俭守节”的内在修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发展趋势。《淮南子》认为，“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主术训》），如若专制君主在政治上试图“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氾论训》），只知“狡躁康荒，不爱民力”（《主术训》），就必然导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本经训》）的悲惨景象，其结果只能是“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兵略训》），促使王朝政治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走向彻底的衰败。因此，推动专制君主“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主术训》），实现“廉君”政治，就自然成为《淮南子》廉政观的首要内涵。对此，《淮南子》有着深入的政治思考，试图在“反秦与袭秦的双重倾向”［3］中以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为鉴，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西汉统治者提出明确的“廉政”要求，推动其在道家化的“内圣外王”中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淮南子》而言，秦王朝作为反面典型，其廉政教训至为深刻，必须在政治思想上给予反思和借鉴。在《淮南子》看来，一方面，秦王朝的统治者“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氾论训》）；而另一方面，则是“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齐俗训》），这种强烈的现实对比，既充分彰显出秦王朝的政治稳定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因暴虐性，也深刻反映出统治者自身的肆欲性。因此，历史地看，秦王朝政治的最大失败之处不仅在于任法滥刑，穷兵黩武，更在于统治者穷奢极欲，享尽荣华，完全不顾惜民力，也不以百姓之生死存亡为念，以致民心丧尽，邦国覆灭。由此可见，对于专制王朝的现实发展而言，统治者在政治上能否清净无为、节省嗜欲，就成为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所在，正所谓君廉则国兴，君贪则国亡。“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道应训》），这在《淮南子》看来，其中的必然性就在于统治者自身的廉政素养。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正是由于其在现实中反秦之道，易秦之政，坚持“清静无为”、“廉俭守节”的政治路线，实现“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的良政发展，使民众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才能“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兵略训》），最终取秦而代之，建立刘汉王朝。正是基于秦王朝之类的反面教训，《淮南子》对一切统治者的非“廉”行为都持批评和否定的看法，坚决反对现实政治出现“万民愁苦，生业不修”（《主术训》）的消极状态，始终强调专制君主应该具有深厚的廉政修养，能够如圣人那样践行“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的政治原则，克制“贪污之心”，“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俶真训》）。

如何才能真正有效促使专制君主践行“廉政”，《淮南子》也有着基于黄老道家思想的正面认识，这在其“清净无为”、“返性于初”的政治主张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淮南子》主张应该避免各种“嗜欲”对君主内在之“性”的消极影响，认为“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人间训》），但“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俶真训》），这对统治者尤为如此。因此，《淮南子》主张专制君主应该“心常无欲”、“形常无事”，能够在政治实践中“游心于恬，舍形于佚”（《诠言训》），避免“嗜欲者，性之累也”（《诠言训》）造成的政治恶果。其二，《淮南子》也主张君主应该在克制“嗜欲”中注重自身的廉政修养，能够在政治实践中“除其嗜欲，损其思虑”，做到“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主术训》）。只有如此，君主才能“适情性，则欲不过节”（《诠言训》），真正做到“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原道训》），最终实现“心和欲得则乐”（《本经训》）的理想状态。其三，《淮南子》还主张君主在政治上应该“与道合一”、“清净无为”，在“富贵广大，守之以俭”（《道应训》）中推动现实政治的清廉发展。一方面，《淮南子》憧憬“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本经训》）的政治理想，认为君主只有深悟“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之哲理，才能在真正践行“节省嗜欲”、“清净无为”的廉政原则，与民休息，利其发展；另一方面，《淮南子》凸显出君主的廉政表率作用，认为“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主术训》），因此君主应该“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在“清净无为”中实现“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主术训》）的良政发展。

总之，对专制君主在现实政治中的廉政作用及影响，《淮南子》的认识理性而深刻。从秦王朝之类“非廉”的政治教训中，《淮南子》更加明确“君廉”在其廉政观中的核心地位，并进而试图通过黄老道家思想来“驯化君主”，促使统治者具有“清净无为”、“廉俭守节”的廉政信念，强化其“内圣”之功，以此来推动君主政治走向“闲居而乐，无为而治”（《诠言训》）的理想状态。历史地看，《淮南子》这种“君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不无启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警醒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者，必须深刻懂得“廉俭守节”、“勤政为民”的廉政思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而安民之要，则在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诠言训》），因此，只有领导者始终能够以民为本、清廉执政，才能“必得人心也”（《泰族训》），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更好地发展。

二、吏廉——《淮南子》廉政观的重要组成

如何推动现实的廉政发展，在“廉者可令守分”、“廉者不利非其有”（《泰族训》）中更好地巩固与推动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对此，《淮南子》试图立足于黄老道家，并融通儒、法思想，从“吏以贵廉”、“吏以行廉”和“吏以养廉”等三个方面阐明自己的“吏廉”思想，这也成为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廉政观的重要组成。

（一）“吏以贵廉”，这是《淮南子》对现实官僚政治的基本要求和理论期待。《淮南子》认为，对于王朝政治中的各级官僚而言，需要通过明确两种政治意识来形成内在的“贵廉”思想；一则应自觉培养“廉俭守节”的政治意识，能够秉持“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的政治原则，促使自己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践行“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的廉政信念，在“身治”中体现出“廉而能乐，静而能澹”的精神修养；二则应积极培养师法“廉士”的政治意识，能如曾子、公仪休那样清廉自守，不贪于财。“曾子立廉，不饮盗泉”（《说山训》）；“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道应训》）。这在《淮南子》看来，都“可谓养志者也”，深刻体现出道家“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知足不辱”的政治哲理。由此可见，《淮南子》试图通过内在化的廉政修养方式，促使王朝政治中的各级官僚能够自我形成“贵廉”、“重廉”的政治信念，从而有效保障和推动专制君主政治的稳定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淮南子》所体现的“贵廉”思想，不仅是对现实中官僚行为有所约束的基本要求，更是对专制君主条件下，官僚政治实现良性发展的内在的理论期待。

（二）“吏以行廉”，这是《淮南子》对现实官僚政治的本质思考和具体规范。一方面，《淮南子》主张官僚政治应该具有仁义为本、善政为民的合理内涵，认为“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只有充分秉持“仁者爱其类也”的政治理念及精神，才能避免出现各级官吏片面的“府吏”化，因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由此可知，在《淮南子》看来，良好政治发展所需的各级官吏应该是君子化之“府吏”，能够“制义”而用“法”，在各种政治、法律规则的运行中采取有利于民众的政治行为。显然，这种君子化之“府吏”必然具有“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氾论训》）的政治品质，能够在其政治实践中做到“廉洁自持”。另一方面，《淮南子》虽然认为“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廉者易谋也”（《兵略训》），但却不认为“清廉”之德仅能依靠现实中各级官吏的自身修养来实现和保障，相反，《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专制君主应该善于运用“法”、“术”的基本手段，来规范与确保官僚政治的清廉发展。《淮南子》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主术训》），“无法不可为治也”（《泰族训》）。因此，统治者管理各级官吏就必须以“法”为用，做到“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和使用各级官吏，促其“廉”以行政，避免“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所导致的“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的消极结果。而且，以“法”驭吏也必须遵循“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的政治原则，使其权责分明，各不相扰，更利于“廉政”之实现。除以“法”行“廉”外，《淮南子》也强调专制君主应当善于用“术”行“廉”，认为“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主术训》），如此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和避免各级官僚贪污渎职，私用公权，培植朋党，以乱邦国。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指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主术训》）。由此可见，《淮南子》对于“廉政”的政治思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既彰显出“吏以行廉”应具有的仁政性质，也凸显出王朝政治中专制君主赖以推动和规范“吏以行廉”的具体途径。

（三）“吏以养廉”，这是《淮南子》对现实官僚政治的人性反思和制度考量。《淮南子》不仅对官僚政治中“吏以贵廉”和“吏以行廉”的问题进行政治反思，更为难得的是，还对“吏以养廉”的必要性、重要性有所深思。在《淮南子》看来，廉政的有效推行，必须深刻认识官僚政治之人性基础，懂得“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虽廉者弗释”（《说山训》），“金积折廉”（《览冥训》）的深刻道理。因此，在推动官僚政治走向“清廉”之路时，就应该避免“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精神训》）的错误做法，而是能够有所预防，在思想上积极引导，在制度上有力促进。由此，《淮南子》主张，从各级官吏自身而言，应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主术训》），懂得“君子慎其独也”（《缪称训》），“圣人谨慎其所积”（《诠言训》）的道理，力求“慎廉”而从政；就现实的制度考量而言，《淮南子》认为“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诠言训》），只有从根本上消除非“廉”的任何可能性，强化“关户而全封”之类的制度设计，才能促进官僚政治客观走向“大廉不嗛”（《诠言训》）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基于对现实官僚政治的理性思考，《淮南子》深入阐述其“吏廉”思想，试图从“贵廉”、“行廉”和“养廉”的不同方面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清廉治理、仁义为民的良性发展之路。应该说，这种“吏廉”思想极具历史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借鉴。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治国先治吏”的政治课题，需要将广大党员干部内在的廉政修养同外在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推进清廉政治的现实发展。反观《淮南子》的“吏廉”思想，或许我们可以基于其“治身”与“治国”合一的政治理念，从“由人性而论修养，由修养而落足政治的基本思路”［4］中有所启示，改进和完善已有的“治吏”思想及措施，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更好地发展。

三、民廉——《淮南子》廉政观的社会基石

《淮南子》认为，在专制君主条件下，现实政治发展能否表现出清廉内涵，这同基于广大普通民众之上所形成的政治、社会风气密不可分。只有促使民众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政治上认同和体现出“知廉耻”、“修礼义”的思想内涵，才能实现“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的社会廉政氛围，避免产生“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齐俗训》）的消极情形，以此推动专制君主政治的廉洁发展。基于这种深刻的政治认识，《淮南子》着眼于民心、民生和民风三个方面，阐述其“民廉”思想。

（一）期待清廉政治，渴求“至德之世”，这是民心之所向。《淮南子》认为，“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不论是君主，抑或各级官吏，都能安于其职，清廉自持，而且“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俶真训》），对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在《淮南子》看来，“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齐俗训》），“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说林训》）。正是由于上古这些圣王们能够在其统治过程中，不贪于个人之享乐，而是“忧百姓之穷”，“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修务训》），深刻体现出“为民而归之于君，为君又须重民”［5］的政治理念，因此民众才会拥护其治，安享其利。相反，历史上如夏桀、殷纣与秦始皇那样逆廉政而行贪暴，竭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主术训》），加之官僚政治之腐败，以致“令苛者民乱”，人心丧尽，王朝覆灭。

（二）坚持“清净无为”，实现廉政为民，这是民生之所本。“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主术训》），在《淮南子》看来，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王朝政治的现实发展密不可分，政兴则民利，政乱则民伤，这已被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因此，只有统治者对民众“不忘于欲利之也”，践行清廉之仁政，“应时修备，富国利民”（《主术训》），才能“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缪称训》），在“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社会氛围中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因此，对专制君主政治而言，只有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廉政内涵，“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齐俗训》），“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缪称训》），“官无隐事，国无遗利”（《修务训》），这才是根本上既有利于普通民众生存，又有益于王朝政治长久发展的“治国之道”、“成国之道”。在这种意义上，民生基于廉政，廉政生于民心。

（三）“养民以公”，导民以知“廉耻”，这是民风之所贵。“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泰族训》），在《淮南子》看来，民众之是否认同与崇尚“廉耻”之风，这对专制君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一方面，统治者必须积极倡导“廉耻”之风，表率那些“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的“人之豪也”（《泰族训》），促使民众能够“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实现“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泰族训》）的社会氛围，以此推动和促进王朝政治更好地趋向于廉政发展；另一方面，《淮南子》强调统治者“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所以应在“廉耻”之风形成中具有典范作用，做到“俭约以率下”，“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能够“行为仪表于天下”（《主术训》）。而且，对于专制君主，还必须始终坚持“清净无为，政返于朴”的黄老“治术”，“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的理想的廉政状态，让民众从中真正受益。由此可见，对《淮南子》而言，民风之美恶，于现实政治的廉洁与否关联密切，只有积极教化广大的普通民众，促其“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主术训》），形成朴悫重厚之廉风，才能熏染各级官吏，促其在现实政治中更多地表现出清廉自守、仁政为民的合理内涵。

总之，“廉政”之于《淮南子》而言，并非只是专制君主与各级官吏之事，更与民众和社会风俗紧密相关，因此在王朝政治发展中，“廉政”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社会整体性，体现在君、臣与民之间政治互动中，只有以“廉耻”之风促廉政之行，专制君主政治才能在“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主术训》）中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若以现代的政治视野进行审视，《淮南子》这种“民廉”思想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廉政建设与发展具有可贵的理论借鉴意义。良好的廉政发展，不论是古代，抑或现代，都是一项社会性、整体性的政治工程，离不开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参与。只有执政者与广大普通民众共同具有强烈的廉政意识，并且自觉规范现实的政治行为，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条件”，形成社会化的廉政氛围，切实为廉政制度发挥有效作用提供“重要保证”［6］，最终实现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国家昌盛的理想发展。

［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63.

［3］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142.

［4］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129.

［5］刘泽华.王权思想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11.

［6］焦健.当代中国廉政制度预设新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