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萍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401331）

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周扬作为党在上海的重要文化发言人、延安时期和建国前后的重要文化领导人，对中国文艺生活的巨大影响是其他文艺理论家难以比肩的。纵观周扬的整个文艺理论，可以用“文艺”“政治”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分析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阐述，不仅可以梳理出他个人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可以把握这六十年中国文艺理论与思潮的演变脉络，对于我们今天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

1 文艺的宣传作用

周扬文艺思想形成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矛盾突出、阶级斗争剧烈、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加之在日本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和回国后接受“以俄为师”思想的洗礼，年轻的周扬一踏上文坛就满怀着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他对社会政治活动充满着极大热情，这就使得他的文艺批评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

周扬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辛克来的杰作：林莽》的题记是引用日本左翼作家厨川白村的一段话，强调作家应该做“一种宣传者(Propagandist)”。在文中，他高度赞赏美国左翼作家辛克来的观点，即“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从而为自己以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规定了方向。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在“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中，周扬始终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比如，针对苏汶对左翼文学运动中口号标语式、艺术形式低级粗糙的所谓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周扬不以为然，他认为苏汶是拿欧化的标准来衡量左翼文学（《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他认为，“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因为“它们是鼓动宣传(Agit-prop)的最好的武器”（《关于文学大众化》）。为了强调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周扬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文艺自身的艺术性，例如他承认左翼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艺术上不成熟的东西”，但它们“对于读者群众发生了很大的鼓动和教育的效果”，因此，“美学主义的饶舌是没有用处的”（《现阶段的文学》）。

如果我们考虑当时具体的社会现实情况和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周扬的这种偏激观点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周扬没注意到，要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作用，艺术性高的文艺作品应该比那些标语口号式、粗制滥造的作品效果更好。

2 文艺服从政治以及涵义的日益狭隘化

周扬认为，“辛克莱的 ‘一切艺术都是宣传’的名言，虽然朴素，却在艺术服从政治这一个正确意义上帮助我们建立了革命文学理论之初步基础”（《中苏英美文化交流》）。文艺服从政治，或者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当时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共识，但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这就是理论的关键了，因为这关系到文艺能否在“文艺服从政治”这一要求下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差异和自由发展空间。如果理论过左，就会使文艺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和传声筒，文艺不再成为文艺。让人遗憾的是，周扬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时，常常摇摆不定，他虽然也意识到文艺与政治的差异，并常常用他著名的“形象论”来阐述，但最终走向“左”的主流思潮一极，从而使“文艺服从政治”的涵义日益狭隘化。

2.1 文艺的阶级性

既然文艺具有宣传作用，它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那么，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文艺就应该服从无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任务。各阶级以文艺为工具宣传各自的政治思想以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那么不同的文艺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

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周扬就从文艺的阶级性理论入手来参与论战，他同当时其他的左翼理论家一样，坚信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自己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冲锋陷阵的战士。对于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对于政治主张和观点与自己不同的人，甚至对于在文艺理论上与自己有分歧的人，都一概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后来，周扬甚至把文艺论争当成了阶级斗争，他说的“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生动反映”（《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从而使文艺论争失去了起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文艺的阶级性理论即“阶级分析法”经周扬等文艺理论权威的示范后，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个固定模式，阶级性成为评价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的法宝。这种机械的阶级性理论，简单地强调了“非无即资”，在文艺领域形成了粗暴的话语霸权，从而扼杀了文艺的生机和活力。

2.2 文艺的“党性原则”

既然文艺具有阶级性，那么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就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争夺到文艺领域的话语霸权，从而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文艺的“党性原则”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建立起来的。

周扬的“党性原则”理论来自苏联，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党性原则（他使用的是“党派”或“党派性”）和阶级性常常同时出现在他的文章中，成为反对文艺自由和民主观点的有力武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党性原则是阶级性理论的延伸，因而与阶级性理论一样会成为一种粗暴的话语霸权，而且党性原则比阶级性理论涵义更窄，如果说阶级性理论适用于阶级之间，那么“党性原则”理论不仅适用于阶级之间，还可用于阶级内部。周扬到延安后，文艺的“党性原则”在解放区得到了贯彻，中共仿照苏联确立了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

这样，文艺服从政治就逐渐演变到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从党的领导。在文艺创作方面，“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关于政策与艺术》）。文艺作品成为了党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在文艺理论方面，往往不是从学术层面入手，而是从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否具有党性出发。因此，在文艺论争中，动不动就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经常出现，甚至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动辄上纲上线，给对手扣上“反党”的罪名，文艺论争变成了政治斗争。

2.3 文艺与政治领袖

党领导文艺，是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理论的必然延伸，但是，党的组织内部对于文艺领域纷繁复杂的问题有时也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为使党的组织内部在文艺问题上达成思想统一，树立政治领袖的绝对权威就成为必需。

周扬于1944年5月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把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正式列入马克思主义权威之列。他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领袖的言论是绝对真理，作为领袖言论的传播者和阐释者，周扬等人就成为了绝对真理的代言人。建国前夕，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建国后他一直强调，“加强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那么拿什么去领导呢?就拿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武器去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阶级到政党，由政党到领袖个人。文艺服从政治逐渐发展到服从领袖个人，然而领袖的个人意图有时是难以准确无误地捉摸到的，领袖个人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因政治氛围不同有时也是在不断调整的。因此，周扬等人对领袖文艺思想的宣传、阐释、理论推演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作为党的文化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周扬在与作家、文艺家打交道时，时不时会遇到理论上的具体问题，因而会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文艺本身的规律。在党的政治生活比较民主开明时，他会对文艺本身进行更多的思考，甚至对“左”的文艺思潮展开反思。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正是抓住了他这一要害。周扬在“文革”伊始被打倒，这正是他“左”的文艺思想的极端发展带给自己的悲剧。

3 文艺和人民生活

改革开放后，周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艺思想。对于过去把文艺的作用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他反思道：“即使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文艺也有各种的功能和作用，不限于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对于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党性原则，他认为这束缚了文艺的创作自由，呼吁政治不要对 “这种自由横加干涉”（《站好岗哨，当好园丁》）。对于自己以前“左”的文艺思想，他真诚地剖析道：“我们的批评向来只做政治分析、思想分析，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艺术分析，这是长期以来批评中的缺点。”

周扬在复出后的晚年抛弃了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他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他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这一口号虽历经波折，但最终成为了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阐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的发展历程。从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到文艺服从政治，到政治含义一步步地狭隘化（由阶级到政党到领袖个人），文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小。虽然“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仍未脱离政治的话语范畴，但政治含义的丰富性无疑给文艺以巨大的生存空间，使文艺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特定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文艺悲惨的伤痛还留着痕迹。今天，许多作家、文艺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面对纷繁复杂、充满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话题重新进入了许多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梳理与审视周扬等文艺理论家在这条道路上所走过的历程，对于正确、科学地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意义。

[1]周扬文集：第 1－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1990，1991，1994．

[2]顾骧．周扬近作[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3]周扬序跋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