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钊

（长春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随着大众传媒与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往幼儿时期独享的色彩缤纷的“图画世界”中的“声”与“色”已经冲击和吸引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出现了：全民进入了“看图时代”，整体上的文字阅读能力与水平在大幅度地下滑，殃及汉语听、说、写三个方面的功能难以充分地发挥。正如儿童的想象力因为动画片、电视剧、网络游戏的崛起而逐渐消失一样，成年人的想象力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大量产品说明书中所夹带的光盘，使人们对枯燥的说明书产生阅读倦怠；电视台播出的打上字幕的歌曲表演和影视剧，渐渐取代了人们对于声音及其语义的深层识别与理解。前者是视觉与声觉的互动代替了文字本身给予大脑的刺激；后者是视觉与声觉的简单对应使人们对字幕产生依赖，似乎没有字幕就变成了听不清声音的聋子。这导致人们的文字阅读力被摧残、理解力被削弱、思考力被剥蚀。然而，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不可能是消灭已经发达起来的诸多现代电子技术手段，只能是加强文字阅读习惯的培养。

阅读教学向来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难点之一。语文教育的目的是语文素养的提高，语文教育的过程是受教育者接受字词句认知、文章理解、文学审美及写作应用等几方面能力的培养过程。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工具，写作是文字综合应用能力的集中体现。清末民初之际，“国文”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发生而被确立为独立的科目，即使是对刚刚获得学校教育机遇的女学生的教导也以国文学习为重[1]，当时大量发行的妇女期刊中普遍开辟女学生“习文”、“习作”专栏即为印证。在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得到与写作教学同等的重视，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2]然而，几十年的阅读教学占用了语文教学中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却收效甚微。吕叔湘先生于1978年曾撰文《当前语文教学两个迫切问题》，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所谓“少、慢、差、费”现象，即学生的阅读量太少、阅读速度太慢、阅读效率太差、阅读时间太浪费[3]，提示教育工作者引起重视。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一直在教学岗位上执著地探索着语文教学改革。其中，阅读教学仍然是改革之重。以当时吉林省农村中学教育改革家李元昌的语文教学改革为例，仅就阅读教学而言，他就在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套自成体系的阅读教学法：从“单元内设基础知识课文”、“导读课文”、“自练课文”和“扩展课文”的“单元教学四课型”入手，扩充学生课内外的阅读材料，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以“讲练标注法”处理整篇教材，进行单项训练或综合练习，使学生把读、写、听、思考融合在一起；以“温故筛选法”对学生学习过的阅读材料加以筛选，对于那些难以消化的阅读材料则采取“温故提高法”，带领学生“回头寻宝”，以循环学习的方式提高学生对阅读材料中难点把握的能力；通过“抓纲带目法”对初中三年学生学习过的全部阅读教材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以实现学生系统消化、理解全部语文教材的教学目的。在这一系列阅读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他提出的“读写迁移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例如在戏剧单元的教学中，他让学生先阅读剧本，让学生对戏剧产生感性认识，再结合课文讲戏剧知识，使学生对戏剧形成理性认识。之后，他指导学生阅读新的戏剧剧本，并让学生把学过的某篇课文的片段改写成话剧剧本，实现由阅读能力向写作能力的迁移。1998年，李元昌教改实验班学生们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正式出版，并得到社会的好评。

李元昌的教改实验是在全国语文教学探索素质教育途径的大背景下发生的。1982年，张孝纯开始在河北省邢台市八中主持“大语文教育”实验，并提出施行“大语文教育”，“中学语文课才能适应‘三个面向’的要求，在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创造型、开拓型人才方面充分发挥它的应有作用。”[4]其核心仍然是要确立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契合。1984年，孙宏杰撰文《引导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倡导摆脱在课堂内孤立地进行语文教学的弊端，将语文教学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5]李元昌的教改自然与中学语文教学观念所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使学生走出了学习就是为了考试的思想误区，将学习语文的目的改变为帮助自我掌握农村需要的科技知识，为从事农村的经济建设与改革服务。必须承认，几十年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大语文教育”的提出对语文固有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然而，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曾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语文水平的调查，其结果表明，新时期近10年来不断改革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没有取得明显进步，“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总体成绩均未达到及格线”[6]，这不能不引发全社会对语文教育的忧思。

1997年，“以《北京文学》为发端，一场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大批判席卷了全国”，矛头又基本上针对阅读教学。[6]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家们身先士卒，对语文教育的误区以及教育制度和理念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大学教育从中应肩负的责任。[7]于是，语文教学中“新课标”改革、“新概念”作文大赛出笼、“新教材”层出不穷。然而，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的症结。一位多年从事语文教研的教育工作者曾颇有感触地说：“我从事语文教研13年，先后听了1000多节课，感受最深的是，当今的语文教学把生动的课文肢解为知识的拼盘，零敲碎打、死记硬背，渐渐地使学生对语文课失去兴趣。”[8]的确，在中学语文教学的现实中，阅读教学的程式化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系列“新”举措的出现而发生更大的改变，这当然也与应试教育制度尚存不无关系。实践证明，教学方法的改革和阅读材料的变更都不是提高阅读驱动力的有效方式。试想，由现代文学大师们发起的对于大学教育职责的反思持续了多久？在大学的课堂里，又有多少陈旧的教学模式在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大学生又有多少人重复着高考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

学术界提出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之后，又是几年过去了，恰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全民阅读力在新局势的影响下仍在持续下滑，尤为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整体上对于纸质文字阅读的兴趣更为快速地衰减，这不能不促使大学教育再次深刻地反思与警醒：是什么让阅读者的主体性丧失？在对阅读力培养、语文教育观念更新与民族未来发展关系问题的思考上，也许大学更应该承担起责任，以中学教育改革家们为楷模，持久地倡导一场世俗中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

[1]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208.

[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57.

[3]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两个迫切问题[N].人民日报.1978-03-16.

[4]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C]//语文教学改革.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1986:36.

[5]孙宏杰.引导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C]//语文教学在前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11.

[6]周胜.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若干思考[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2.

[7]孔庆东,摩罗,余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代序)[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5.

[8]李建平.阅读教学亟待加强——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N].中国教育报,1998-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