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铮

徐铮/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云南昆明650500）。

近代中国风云激荡，各家思想交流碰撞，这为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沃土。谭嗣同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谭嗣同被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孙中山则是革命派当仁不让的领袖，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的先行者。二人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思想体系，虽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但其思想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承续性。

一、谭嗣同与孙中山民众观的思想来源

谭嗣同与孙中山所处的年代是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期，他们像当时许多先进人士一样急切地在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中觅取适合自己的理论武器。但二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不免陷入“中国资产阶级出生得太晚，没有任何理论准备，便已置身政治斗争动荡局势中”的困局，并且面临“学术饥荒”，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术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渴；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1.东方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社会大背景之下，谭、孙二人的思想来源便变得复杂，但不能因此把二者的思想来源平等看待，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二者思想，尤其是民众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谭嗣同一直受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兼爱和王船山民族民主学说的影响。他在《仁学》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孟子》《史记》，及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中国自孔孟以迄黄梨洲、谭嗣同，一直都以极强大的民本思想贯串着。可见谭嗣同的思想虽然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中下叶，属于当时的改良派，但其中依然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孙中山的思想成熟于20世纪初，此时革命派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派别，思想更为先进，但孙中山的民众观依然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如对“民惟邦本”思想的因袭。孙中山曾说：“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在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年有一个俄国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基础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民众观中有着鲜明的中国元素及民族文化的痕迹。

2.西方思想的影响。谭嗣同出身于官僚家庭并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但他也掌握了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接触过《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格致汇编》等启蒙书籍。梁启超评价曰：“《仁学》下篇，多政治谈……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暗合”。因此，谭嗣同的民众观虽然多以传统思想为基本架构，但是如果不是对西方学说与理论有着深入的思考是很难得出类似“契约论”这样先进的思想理论的，可见谭嗣同民众观的建立也有西方学说的影响。

孙中山十六岁求学檀香山，后入香港英文医学校，他的成长环境更受西方影响，而且思想中也更多地吸收西方理论与学说。1919年，孙中山在文言文本《三民主义》中，有着这样的中译：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由此观之，孙中山的民众观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更多，也更深刻。

二、孙中山对谭嗣同民众观的承续与发展

民众观之中，往往不可回避的就是民权与君权的关系和民众平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民众观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谭嗣同与孙中山也有各自看法。谭嗣同为代表的改良派左翼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1.对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承续与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派多是以官僚地主的旧式士大夫知识分子组成，虽然谭嗣同作为改良派中的一员，但其思想属于改良派左翼，思想更加激进。他直接承继了黄梨洲、王船山的民主思想，继续提倡民本君末的思想，他指出为政的极致就是兴民权，“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由此观之，谭嗣同对君权与民权的观点比改良派右翼思想更为进步，充分论述了君与民的地位及在国家中的作用。将民众作为了一个国家的主体，而君则是为民服务者，在此体系之中，如若君民各司其职则国家将进步社会安定，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君民共治”的思想。但是谭的思想依然停留在保留“君”的基础之上，对于民权的认识有限，对于民众在国家中真正的地位也仅仅是将其认为与君同在，而作为国家的主人定位尚未明确。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依然寄希望于孔教，以复孔教为志，以孔教之路德自命；可见谭氏思想之所归，仍是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之所映。谭嗣同的民众观虽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是其思想依然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改良派左翼的思想，并结合自身的认识与实践使得民众观更为完善，也使主权在民思想更加进步与具体化。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1897年孙中山与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谈到革命宗旨时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到了1906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人制定的《军政府宣言》中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中的《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1919年孙中山在 《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1924年，在《民权主义》中写道：“讲到国家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由此可见，孙中山一生都在提倡民权，而且他所言的民权并非如谭嗣同所言的带有君民共治色彩，有了批判性继承后的进一步的发展。孙中山的民权是完完全全的民权，国家的主权完全移到民众手中，完全去除了君的权力，“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同时民权也变得具体化，有了“直接民权”，即广大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2.对于民众平等问题的承续与发展。平等观念是近代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民众观的重要内容。谭嗣同在哲学观点上提出“仁”的理论，“仁以通为第一义”，按照谭嗣同的观点，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是通，通即是平等，“通之像为平等”。他说：“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乎?”谭嗣同将通作为“仁”的要义，其作用被扩大到于政治、宗教、商业之中。

谭嗣同的“仁”“通”理论得出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并且依靠这个理论对中国的传统社会进行批判。他尖刻地指出：“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谭嗣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常批判，既表现出了对于中国普通百姓的一种同情，也是其民众观的一种表现。

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存在“仁”的哲学思想，但孙中山将其与西方“博爱”的观念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平等观念。他提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的固有精神”。仁与博爱的结合构成了孙中山平等观念的哲学基础。

三、结论

从谭嗣同到孙中山，中国的民众观走过了一条承续与发展的道路。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代表着最先进的民众观。谭嗣同承担了启蒙的作用，他的民众观更多地是取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加入一些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西方知识。而孙中山如谭嗣同一样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这是二者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孙中山自幼在外求学，受西方影响很深，其西学功底更加深厚，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更加透彻，所以他的民众观最终将中西文化精髓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民众观，这是对谭嗣同民众观的一种发展。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

[5]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7]黄明同，张冰，张树旺.孙中山的儒学情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