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拉利

（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

赵树理的成长空间主要是鲁迅曾经“客串”过的农村，鲁迅笔下的诗一样的乡土风景不过是赵树理生活中平常到可以忽略的事物：花园，草木，小动物，唱大戏，不读书的玩友们，乡间的夜色和月亮，农家大院子里的风波，地里的农作物，久别重逢、物是人非的乡里乡亲，这些往往是带有古典味道的乡村抒写，有些“无关痛痒”，但也可以侧面反映一些“本质”的东西；是人间情怀，但更属于大自然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赵树理则不然，他的小说里面这些东西是非常少的，起源于城市和书房而不是地里田间的话题才是赵树理的关注点：诸如农村政权的破立、农民思想的艰难转变、农村经济生活方式的变革之类。可见两位作家对农民，有着明显的着眼点的不同。可以说赵树理的农民想象是真正的农民想象——从农村出发，以城市为归宿，从传统出发，以现代为目标，从现在出发，寄希望于未来。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走向希望”的线性的、集体的和物质的价值本位。而鲁迅明显没有这么单纯，他屡次以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某种权威的主义证明，来自集团的文化承诺往往以这种线性的、物质的价值本位为名，行“济私助焰”之实，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历史的循环而非发展[1]。鲁迅早就在《文化偏至论》中说过，“个人”、“灵明”，而非集体、物质，更可能导致真正的发展，是个人、文化和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种思维与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真正具有革命的意味[2]455-456，因此别说赵树理，就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也不能以革命的精神做其言行的自觉，在其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多少显出其保守的一面[3]11-12。

对农民，鲁迅始终坚持启蒙主义立场。由于我国封建历史的长远，到鲁迅乃至赵树理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体的人仍以农民为主，他们或许在职业形式、社会地位方面有差别，但绵延千年的农民式的思想文化对他们的渗透是同样深刻的，他们对它的认同也是同样自觉的。很明显，立志于以文艺改变人心，进而实现其“立人”、“立国”事业的鲁迅，将自己最大的精力来关注农民就是必然的选择。[4]358但他在进行这项事业的时候有一个难点必须面对：确保自己的言语能够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代表，而不被“染缸”随便染指，最后成为随便谁都可以用来悬挂的招牌。对此，鲁迅有着非常清楚的自觉——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

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呀，……毫不中用的！

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这些文艺与现实的困惑，说到底来至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那无处不在而又难以实指的“无物之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非人间”。鲁迅的“五种创作”乃至杂文，以他所称谓的“非人间”为生，因此，他愿意自己的作品“速朽”，颇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悲壮意味。这种“非人间”，既指具体的历史社会，更是个有特殊内涵的文化范畴。

但鲁迅有其明显的不足。在“非人间”里，面对“无物之阵”的启蒙对象，当历史从启蒙进入救亡主题的时候，鲁迅如何可能？“在（鲁迅）思想现实化的同时，也为现实的思想所制约，其可能性是辩证地受到了局限的”[5]60-61。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困惑，是鲁迅文化事业的现实危机，就在这里，在农村广阔天地中，关注农业经济，农村权力结构和农民生活与思想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出现了。

和鲁迅一样，赵树理也是一位“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6]209-210的作家。但赵树理的文学起点迥异于鲁迅。童年时代的赵树理就跟着祖父念经：“三教圣道会”[7]431的经，“桌上摆九宫，九件器具，每天吃斋，饭前打供，烧香四次”。父亲赵和清热衷于阴阳八卦，赵树理从小目染的家里常备书有《玉匣记》、《奇门遁甲》、《阴阳宅》之类。他家南院是一位光棍汉张存财，张爱说笑话，会唱戏，能编绕口溜。赵树理的一位本家嫂子老而弥俏，整天穿红戴绿涂脂抹粉，张存财便称其为“驴粪蛋上不下霜”[8]466。从赵树理这些早期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他后来小说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诸人物的影子——从生活到文学，几乎用不着太多的艺术想象，这是赵树理描写农民的先天的优势。此外，还有后天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写作《〈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同学录〉序》开始，到一九四三年写《小二黑结婚》确立自己的风格，到一九四九年以《传家宝》的旧“问题”参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赵树理就一直在农村生活写作：他是在不断变动着的时空中体验和实践其问题小说的立场的——

《小二黑结婚》之前，赵树理创作了二十六篇小说，包括《悔》在内，都是对农民和农村变迁的书写。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想象就都像他说的一样，是“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小二黑结婚》源于他在辽县（现名左权县）调查的一桩刑事案件。《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的；《李家庄的变迁》主要是揭露抗战中后期统治者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有动员农民参加上党战役之意；《崔粮差》，是挖掘旧日衙门的狗腿子卑劣的品质的。《福贵》，是为了教育有些基层干部，促使其放下身份，平等对待一些“下等”农民的。《地板》，是为了在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中动员农民，打击地主，宣讲价值理论的……

农民解放前的问题是表层的，解决起来也易于入手，易于彻底，且见效快。如对地主的清算，对落后家长的教育，这些问题都可以随着社会革命的燎原之火的兴起而得到有效解决。但解放后深层问题渐渐浮出表面，对它们的解决在这个时候往往显得力量不足。《求雨》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放前的地主压迫问题，解决得比较迅速彻底；一个是迷信思想的问题，虽也迅速解决，但不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水渠修成之前如果下雨会怎样？即便水渠先于老天把水送到，形式上对迷信思想是个胜利，但以于天佑为代表的问题者们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这从他们田也浇，龙王也拜的态度上可知。这里，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习惯问题，这些在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思考由于战争而被迫停止多年后，随着新民族主义革命的推进又有重新提起的必要。当年鲁迅以为，不触动思想层面的问题，社会革命或许会出现有名无实的尴尬，即所谓“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现在赵树理则说：“问题不解决会防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从对思想问题的关注可以看到，从鲁迅到赵树理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赵树理以农民为思想问题关注的主体又可以看到从鲁迅到赵树理，思想启蒙将要经历从理论倡导到主体实践的历史性转换：这预示着启蒙的话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新发展即将到来。

赵树理小说中的“问题”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展现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农民书写为当时的革命所需要，他甚至被作为学习的方向。这个时候，对作家、对读者和批评者而言，这种紧张往往作为敌我或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来理解。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人民（主要是农民）当家作主之后，这种紧张再难用敌我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来解释，而归入人民内部矛盾似乎又有些太严重——作家和他所关注的对象其实没有矛盾，只有距离。这种距离感，既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素养，也是一位以读书、思考和写作为主的知识分子和务农的农民的自然差别，更是鲁迅、赵树理这样的问题小说作家的审美习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赵树理一再提及自己的“缺点”是“跟不上”。其实不是跟上跟不上的问题，而是上文所说的启蒙与被启蒙的问题，是提高大众还是投入大众的问题。在这里，赵树理早先将个人情趣和时代需求完美结合的“问题小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难发现，从鲁迅射出的国民性改造的强弩，经过赵树理的传承，在时空的变更中行进得是如何的曲折而又艰难！

［1］钱理群.鲁迅谈民国［J］.书城，2011，（5）：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一丁.独具匠心的传世佳作：纪念《小二黑结婚》创作出版60周年［M］.香港：国际交流出版社，2003.

［4］钱谷融.艺术·人·真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常福江.百年赵树理［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8］董大中.赵树理全集［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