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原则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以《新华日报》在 《马门教授》事件中引导舆论的成功经验为例
2013-08-15雷飞志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文化
雷飞志
(四川省团校,四川 成都 610100)
1939年8月,在抗战陪都重庆,围绕苏联电影片 《马门教授》的放映与被查禁,酿成了一场广泛波及电影界内外的政治文化事件。这场风波影响所及,从一开始就突破了艺术审美的范畴,而迅速演变成为了具有浓重的 “反法西斯统治与罪行”和 “反文化统制与查禁”的政治文化事件。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意义而言,似乎早已形成了定论。中国抗战文化界和电影界 “一致认为”,该片 “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起着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鼓动作用。它给予中国人民以世界的眼光,认清了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性,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致性”[1]。这样一种文化认知和政治教育意义,应该说,是所有的“抗战电影”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军政、外交和文化背景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要深度解读这一事件却并不简单。
一
《马门教授》是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同名剧本,由苏联电影工作者依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拍摄的一部地地道道的苏联影片。在抗战爆发后,苏联一直是作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界 “忠实的战略伙伴”而备受礼遇。加上苏联国家体制及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代表人类 “正义”与 “光明”的政治文化属性,已广为 “中国人民”所认可与向往,因此该片自1939年8月初在重庆放映之后,即引发了“轰动效应”——“每场观众拥挤不堪,场面不时响起狂热的掌声;银幕上的动作、观念与观众的心情打成一片,发生了火一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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