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先祥

(安徽理工大学，淮南232001)

安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即在江淮大地上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以其高度的革命性、科学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取得初步成效。本文拟以传播学视角全面审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地区大众化活动的情况，重新评估安徽地区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活动。传播学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传播活动可分为五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五大要素来解析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大众化活动。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

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五四时期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传之于安徽民众的是高语罕、刘希平、蔡晓舟、蒋光慈、王步文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语罕最为活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早期传播居功至伟。高语罕是安徽寿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之一。他和刘希平曾与陈独秀一起赴日本求学，后又共同投身辛亥革命，交情颇深。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就曾和高、刘相约:“我去搞全国性的活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的活动。”［1］因此，陈独秀在北京领导新文化运动时，高、刘也就在安徽遥相呼应，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向专制、愚昧发动进攻。斯时，高、刘均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任教，他们大力提倡“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鼓励并组织学生自主管理学校，在省立五中创建了全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在芜湖创办了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和商业学校，招收对象是工人、店员及平民的子女，教材则由高语罕亲自编写，《白话书信》即是他所编的教材之一。《白话书信》是安徽最早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因为其以语言通俗、形式大众化见长，从而在群众中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可以说，高语罕是这一时期芜湖乃至全省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不仅于此，他还是这一时期芜湖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5月芜湖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及1921年6月至10月间反军阀斗争运动，高语罕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10月下旬，高语罕离开芜湖，经上海赴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安徽地区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一度沉醉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如高语罕曾对杜威的实用主义非常推崇，认为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并行不悖的。高语罕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简单的工农联合，号召“商人要渐渐地谋与工人农人接近……把我们的幸福平均地分给他们”，这样才能“免去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2］。无独有偶，刘希平曾热衷于工团主义，蒋光慈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安徽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复杂成分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

五四时期，在安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非常概括、笼统的，还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以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之作高语罕《白话书信》为例。《白话书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工商书信》和《论学书信》。在《论学书信》)中，高语罕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高语罕认为，所谓“唯物史观”，就是“人类的文明史，不是由人类精神造成的，乃是由物质境遇造成的。所以他的思想生活都是随着物质境遇变迁的，换句话说，人类底进化，社会底变迁，都是受经济变动底影响。”所谓“赢余价值”，就是计算物价以生产者耗费的劳动力为标准，而不是以资本家所耗费的资本为标准。“譬如工人每月费六小时造成一样东西，便可够他生活，现在资本家雇他做工，若只做六小时，他便没有好处，势必要增加劳动时间，增加工人每日生产率。工人只得着他劳动所生产的一小部分利益，其余的赢余，都为资本家侵蚀以去，这就叫做‘赢余价值’”。所谓“阶级斗争”，它是以资本主义为“产母”，“有了资本家底阶级，便生出‘劳动者’一阶级;换句话说，有了掠夺者底阶级，便有被掠夺底阶级……他们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资本家顾自己底利益，不顾劳动者底死活，劳动者底生活，完全受资本家底支配，人类是爱自由幸福底动物，这种待遇，当然生出一种恶感……都是因为利害的冲突，便入了战争的状态，就叫做‘阶级斗争’”［3］。

《论学书信》还对俄国十月革命作了介绍，指出“布尔扎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唯一的主张，是‘第四阶级独揽政权’。他们只认劳动阶级为‘人民’，不认有产阶级为人民。不但不认他们为人民，反认他们为仇敌。他们反对议会政治，反对与第三阶级调和”［4］。不同于中国社会上一些人将“布尔扎维克”视为“过激派”，“听见这三个字便‘变色而作’”，高语罕主张中国应当走俄国的道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不能对资本主义“取请愿的方式”，“要做爽快的，直接的行动”。这就是“打破资本制度，所有财产概归生产者所有”，“打破阶级制度，一切平等”，“打破现有的家族制度”。高语罕认为，工人阶级要彻底摆脱做资本家奴隶的命运，逃脱无产阶级的痛苦，就必须实行“第四阶级独揽政权”［5］。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对象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安徽地区的一些学校传播开来，其受众主要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宣城的省立第四师范和安庆的省立第一师范，当时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省立五中是这一时期芜湖乃至全省思想最为活跃、革命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有“安徽北大”之誉，大量进步青年在这里接受教育与引导，蒋光慈、李克农、阿英、祖晨等一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省立五中有着浓厚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苏曼殊等曾在此任教，从事反清革命运动。五四时期，老同盟会会员、民主革命家刘希平受聘于省立五中，并被学生推选担任校长。随后，高语罕、沈泽民、董亦湘等中共早期党员等相继来校任教。在高语罕的组织领导下，当时芜湖各校一些进步学生以省立五中学生为主，联合成立“安社”，编印社刊《自由之花》，进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宣传。蒋光慈、祖晨、李克农、钱杏邨等均是该社成员。1921年，芜湖学生联合会邀请时在宣城省立第四师范任教的恽代英来芜湖给学生做演说。恽代英为五中与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作“打倒军阀、废除二十一条”的演讲。他的演讲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芜湖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高潮。

五四时期宣城的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聚集了一批激进的进步知识分子，如章伯钧、恽代英、肖楚女等。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四师一部分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宣城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人。梅大栋，1919年入四师，曾陪同恽代英深入农村搞调查，1924年入党，1925年在家乡创立中共旌德三都农民补习学校支部，是为皖南的第一个党组织。1918年入四师的谭梓生，是第一个中共县长，参加创建皖南第一个党组织。曹宣天和曹国芸1920年入四师，前者参加创建皖南第一个党组织，后者曾是芜湖地区党团组织负责人。陈文，1919年入四师，1928年和深受恽代英影响的夏雨初一起领导了郎溪农民暴动。

以省立第一师范为据点，安庆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传播的又一阵地。1919年6月，一师学生王步文与安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蔡晓舟主办《黎明周报》、《安庆学生》、《洪水》等进步刊物。同年8月，相继创办了工读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向青年学生、店员和市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20年，王步文又与余大化、杨兆成在一师学生宿舍里办起秘密图书室，搜集购买并组织青年阅读革命书刊。1922年，蔡晓舟、王步文、舒传贤、许继慎、彭干臣等发起成立了安徽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绝大多数为省立一师学生。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媒介

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早期传播，是通过书籍、报刊开始的。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赤都心史》等数十种刊物通过不同途径在安徽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曾跟留在安徽的老朋友打过招呼，要求省内的革命运动配合他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且当时《新青年》的编者和作者不少都是皖籍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为《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热心的宣传介绍者和传播者。例如，在北京的高一涵经常将《新青年》寄给安庆和家乡六安的朋友。在芜湖的高语罕常向北京朋友大量索要或订购书刊，并将寄来的成捆杂志分发给学校师生［6］。汪孟邹是陈独秀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他开办的亚东书局、芜湖科学图书社以及在屯溪的科学图书分社，是发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重要场所。1919年担任北大出版部主任的李辛白，是时也是《每周评论》的发行人和《新生活》周刊的创办人，积极在北大师生和家乡安徽传播《新青年》等进步书刊。1920年，受陈独秀委托回到安庆开展革命活动的蔡晓舟，在安庆高井头开办文化书店，向各校进步师生推荐宣传社会主义小册子和马克思主义丛书。这一时期，在北京、上海、芜湖、安庆求学的青年也不断将各种书刊寄回各自的家乡。先后担任舒城第二高小校长、芜湖二农校长的王蔼如，通过在北大读书的弟弟，不断获得《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供师生阅读［6］。在阜阳，进步教师王允仲、李石生等都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介绍给学生［7］。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安徽的大批知识分子也纷纷效仿《新青年》创办进步书刊，向民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安庆，蔡晓舟等办《黎明》、《安庆学生》、《洪水》、《寸铁》和《安徽学生周刊》，朱蕴山、光明甫等办《评议报》，管鹏等办《民治报》，孙希文办《安徽通俗教育报》，柏文蔚办《新建设日报》。在芜湖，高语罕、蒋光慈等先后办《自由之花》、《芜湖学生会旬刊》、《芜湖半月刊》、《实践》、《海灯》。在宣城，四师的和县和含山县青年创办了《和含学会会刊》。此外，滁县、全椒、凤阳、濉溪、萧县、休宁等地先后创办了不同名称的进步刊物，配合《新青年》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研究新文化新思想的团体也层出不穷，各种名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纷纷成立。1920年，六安进步教师朱蕴山、桂月峰及学生会会长翟其善等组建“中国革命小组”。同年，霍山县燕溪小学以校长徐狩西为首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到1923年，安庆、芜湖、合肥等地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氏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

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大众化传播，启发了知识界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唤起进步青年和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安徽革命运动持续高涨。从1919年起，单是安徽学界就先后发动了或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废督裁兵，声讨军阀倪道烺、马联甲，反对张文生督皖，拒绝倪道烺、李兆争掌皖，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反对省三届议会贿选，撤换反动校长和知县，反对曹锟贿选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安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使陈独秀都不无自豪地撰文评论，“安徽在直系势力管辖之下，他们若只是空喊几声，也比广东、浙江学界的空喊有价值，况且他们还有在空喊以上的实际动作，在这一点上看起来，安徽学界又实是全国学界之领袖”［8］。

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大众化传播，也促使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进步知识分子举办工读学校、平民夜校，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解时事政治，介绍进步刊物，开展思想启蒙活动，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1922年3月，芜湖一千多名人力车夫为反对军阀和资本家的剥削举行了大罢工，是为安徽省工人运动的先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为安徽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早在1921年春，蔡晓舟联合安庆各校学生骨干方乐周、王步文，先后在怀宁县学宫和安庆菱湖公园开会，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军警干扰，社会主义青年团未能成立。1922年初，参加过菱湖会议的舒传贤等人在安庆建立团组织，取名“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青年团全国一大召开前，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直属临时团中央领导。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安庆团组织一时沉寂下来。1923年春，柯庆施受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同年6月，柯庆施恢复了安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在这年12月组建了安徽的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

通过传播学角度的重新审视，可以看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大众化活动，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到多数人理解的转变。而当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武器为民众所掌握，也就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五四时期安徽的革命运动处于全国先进行列，被视为“全国最活跃地区之一”。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

［2］高语罕.白话书信七四:给孙万缘先生的信［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325.

［3］高语罕.白话书信九六:蔡戡天给周为人底信［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457.

［4］高语罕.白话书信九六:蔡戡天给周为人底信［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458.

［5］高语罕.白话书信八十:李复临给温伯棠底信［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458.

［6］蒋二明.《新青年》在安徽的传播和影响［J］.党史纵览，2005(4):55-58.

［7］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183.

［8］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356.